经济理论是历史理论的派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母学科唯一地只能够是历史学本身， 是从对历史学发动批判之后而产生的历史科学的新形式，最初与数学无关。经济理论的路径是历史到科学。

就最为一般的意义而言，经济学是研究和探析经济之道的一门具体社会学科。但道亦有道。

特殊的学科方法论和逻辑构件，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历史的总体性为阐述对象。“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为此发动了一场经济学革命。马克思认为，从资产阶级历史生成的观点看：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

马克思对德国历史学派进行了批判，提升了经济学对历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科学意蕴。马克思坚持将研究指向历史和科学的实践结合。

进行上述交代后，我们知道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解决了经济学理论来源、性质和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学科地位问题。我们进而应该询问：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的科学性质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把研究对象置于人类历史之上，置放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特殊性，系统观察资本和资本主义 的发生、发展和衰亡史，提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的自觉程度。它的整体理解域是历史和实践，学科生长背景是大文科——尤其历史学，科学性质是总体性批判与建构。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域内，科学被写作“本质规定”的实践，削除了认识与现象的自足、自明性，有力抵御了公式主义、形式主义的理论侵袭。总之，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而能够鲜明提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就是卢卡奇指证的总体规定的历史科学：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 作为总体) 发展的科学。”归根到底，“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

经济理论是关于经济形态社会的辩证认识，因此，它绝不是一种理论”假设“。以上表明，历史研究指向始终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它直白而坚决，绝无《理解马克思》（乔恩·埃尔斯特）指责之故意玩弄深沉。

柯尔施借机谈论了——“保卫《资本论》”作者整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作性质及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工作关系：（1）马克思的理论在其作为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的、充分发展的形态中，亦保留了经济学理论的形式。（2）它历史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当作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科学（它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产生并构成其思想补充）来进行批判。（3）它从社会学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从属于它的“政治经济学”科学）……尽管如此，它作为历史与社会的实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仍然是经济学理论，并没有转变为直接历史的与社会的科学与实践。

（4）马克思的经济学同所谓的“历史学派”较之同古典形式的和古典之后形式（庸俗的）理论经济学相比，处于更加尖锐无比的对立之中。

（5）正如任何形式一样，社会理论的经济的形式本身，既不是肯定的、又不是否定的；而只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才由认识的发展形式变为认识的桎梏……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仅仅研究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研究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产生、发展、衰亡），和无产阶级争取使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斗争。

（6）但是仅仅通过这种研究对象的部分一致性，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只是说明利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容的必要性，而并没说明这样的必要性：即在继续研究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时，要按传统的资产阶级形式对这种内容和这种形式本身加以利用。

（7）无产阶级的理论虽然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的）范畴，但是，它不能通过其它直接社会的范畴完全取而代之……马克思在其思想未发展的哲学阶段，把超越政治经济学立场的任务宣告为不纯粹是理论的，而是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可解决的任务……后来，他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纳入他的科学的经济著作《资本论》之中。

（8）这些段落构成了资本理论狭义的“批判”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探讨资产阶级古典作家的经济理论（直到他们的最后结论）之后，在上述这些点上还最终地突破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框架……（就是说）最终地突破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范围，并且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发展和隐藏在“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个经济学范畴对立之下的、社会阶级现实的对立与斗争，从经济学的论述过渡到直接历史与社会的论述。

（9）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在形式上是经济学和经济学批判；但事实上，它在充分的发展中已不再是经济的科学，而是历史与社会的科学，在实际倾向上，则是革命的科学。

九条陈述击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事实：“在19世纪‘庸俗的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无偏颇的处事方法变成了或多或少自觉的倾向，即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政治相对立，或者至少是把作为这种经济的基础的当前特别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同分配相区别地描述为一般的和不可改变的形式。最后，现代的、不再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而只是‘纯粹的’和‘理论的’经济学的创立者，以及‘一般的’和‘正式的’社会学的相应流派，把非特别地对待它们的对象甚至当作它们新的、所谓严格的‘科学性’的独特准则。”

而马克思自己确认他的理论是：“我主张的资本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

在提倡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人们认知经济活动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工具。赞成西方经济学的人通常认为，所谓经济理论，就是从某些前提假设出发，经过一定的逻辑推理，预测到某些经济现象发生的语言假说体系，是对现实客观条件下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种理论假设。简要地说，这种理论是由两种元素（理论、假说）构成的复杂的混合体。一方面，它是一种旨在促进“系统的、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的语言。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旨在抽象出复杂现实的本质特征的实质性假说体系。这是把理论当成地地道道的“假说”，从而经济理论满足于探求“市场经济学”，即作为微观组成的市场价格理论和作为宏观组成的国民收入理论。

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是解释学的。马克思没有这么认为，作为对比，我们转到马克思写在《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当中那些明快的工作段落（思想材料由《保卫<资本论>》提供）：

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救赎自己，必须明了三个基本问题，作为行动议案：

第一，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这个水平。

第三，工联作为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

总的说来，它们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终其一生，对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循其固有传统，尽量地凸显资产阶级工作的自我批判性，马克思可谓匠心独运！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即公开表明自己这种对待共产主义的自觉的解放实践态度。他说：

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

可见，马克思打破了资产阶级解释学的坛坛罐罐，目的在于阐明“我的辩证方法”，即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发生的认识论和批判理论。这和中华思维方式是高度契合的。

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发生学” 的创造性阐释和运用， 在于确立《资本论》的典范性研究文献，以供后人的研究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犹如列宁所言：“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 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 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有价值的古典经济理论及其庸俗化

古典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 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心主要在英国和法国。在英国，从威廉·配第（1623-1687年）开始，到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146-1714年）开始，到西斯蒙第（1773-1842年）结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年）。

自19世纪30年代“边际革命”开始走上了科学主义的数学化道路之后，数学模型成为了经济学理论最“科学”的理论逻辑演绎；时至今日，缺乏数学模型基础已经不能奢谈“经济学”——例外也并非不存在，风靡的科斯产权理论就全无数理基础。而尽管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纯熟地使用着数学工具不断完成着完美的理论逻辑演绎，但试图以数学模型刻画和指导人类经济行为依然存在着显著的漏洞：数理逻辑的完美必须依赖严格的假定，在不同假定下完美证明的理论会产生南辕北辙的结论。经济学家“从数学上严格证明”了私有产权是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也从“数学上严格证明”过计划经济体制的高效率。

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窘异常常是假设不同所致，在不同假定下的“商榷”不会、也根本不可能有说服对方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学经历科学化的千辛万苦也没有成为科学的原因。经济学理论更无法如自然科学那般进入实验室检验而只能由社会实践检验，对经济学理论的社会实践检验却无一例外地有完全相反的检验结论，将经济学理论投入社会实验进行检验的成本极可能高到社会无法承受的地步。而即使“某种经济学思想导致了世界近半数人口遭受痛苦”，也丝毫也不妨碍这种经济学思想理论逻辑的正确。

英国的理论遗产

1．威廉·配第（1623-1687年）。他出生在英国一个手工业作坊主家庭，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后来成为医生、国会议员兼大资本家，但他关心并研究经济理论，主要经济著作有：《赋税论》、《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并使之成为“英国经济学之父”。他的成就主要在于开创了不同于前人的研究经济学方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好比人体，工农业好比国家的血液，商业犹如血管，经济运动与人体生理活动一样有其内在联系和规律，并把数字、重量、尺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之中，从而发现了经济运行的一些本质规律，他把这门学术叫“政治算术”。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

2．亚当·斯密（1723-1790年）。许多人知道亚当·斯密是从“看不见的手”这句话开始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西方经济学界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萨缪尔森说：“我们可以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看作是现所流行的经济学的诞生。”《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独立宣言》也发表于这一年，全面地考虑，很难说清楚哪一部文献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独立宣言》向社会发出了一个全新的呼吁，呼唤社会致力于生活、自由和快乐的追求，而《国富论》则解释了这样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从配第到斯密刚好一百年时间，其间英国经济学一直在不断发展，比较有影响的是洛克、诺思、马西、休谟、斯图亚特等。斯密正是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古典经济体系。在斯密之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们都着眼于经济政策，不大注意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急于对市场进行干预。斯密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是从弄清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个复杂问题入手，并获得重大发现，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也叫自由市场机制）。这里，我们不得不先分享斯密的一段精辟话语： “每个人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而且，在这样做时正象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得多。”——这就是著名的 “看不见的手”。当然，斯密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此，这只是他找到了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他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从书名可见，它主要研究的是财富的来源和如何增加财富，找出促进和阻碍财富增长的原因，他既否定了重商主义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也抛弃了重农主义的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偏见，指出任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国富论》共五篇，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篇“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的顺序”，详细论述了分工、货币、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范畴。第二篇“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论述了资本积累如何增进国民财富。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考察了从罗马帝国到18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史。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考察了各种经济学说和政策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考察了国家财政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相当于财政学。

3、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李嘉图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从来没有进过大学，由于和非犹太教女子结婚，他父亲和他断绝关系。当时他仅有800 英镑，12年后，他赚得了亿万家财。这时候，他偶然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并对经济学着了迷。1817年，他出版了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是他全部理论的总结，在很多方面发展了斯密的理论，也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最后完成。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理论，并主要在劳动价值论和分配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上取得了成功。奇妙之处在于，他的理论同时得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共同赞赏。尤其是马克思曾给予他高度评价说：李嘉图的研究方法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到此，古典经济学开始盛极而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语言表述为：“令人高兴的是，关于价值规律，已经没有什么需要现在和将来的著作家加以说明的了。”这句话表明了古典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已到了尽头。从此，经济学的研究踏上了新的途径。

法国的理论遗产

1、布阿吉尔贝尓（1646 -1714年）。法国不同于英国，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可是，布阿吉尔贝尔生活的时代正是柯尔培尔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法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到破坏的时期。他在担任地方法官的过程中，通过对大量农村诉讼案件的审理，深深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弊端，于是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撰写了许多文章，其主要经济著作有《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等。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一是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他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一般劳动时间，这是十分难得的。二是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自由竞争。三是特别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他写到：“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一切财富来源于土地的耕种”，“耕种者繁荣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级财富的必要基础”。四是提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反对积累金银财富。他提出的这些原理为法国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因此，他被称为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2、魁奈（1694-1774年）。非常巧合的是，与英国的配第一样，魁奈也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医生，因治愈了王子的疾病有功被封为贵族，他六十多岁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主要是针对农业面临的困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然而，很快就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人，并形成了一个学派——重农学派，他们的理论体系强烈的影响了法国的经济政策。魁奈经济学说中是“纯产品”理论、社会阶级结构理论、资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1） “纯产品”理论。“纯产品”指农业生产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消耗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和工人、农业资本家食用的消费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实质上，这里的“纯产品”就是后来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同时，魁奈以为，财富的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交换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只有能够使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农业部门才是生产部门，工业部门仅仅把农产品作为原料进行加工，即改变物质财富的外部形态，商业只能使财富在地点上发生转移。（2）社会阶级结构理论。他根据社会成员对生产“纯产品”的不同作用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3）资本理论。他把投在农业上的资本看作是唯一的生产资本，并以价值周转方式的不同为标准把农业资本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两部分，实际上相当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4）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反映在《经济表》中，是对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规律的探索，因此，在经济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3、西斯蒙第（1773-1842年）。西斯蒙第原籍意大利，生于瑞士日内瓦，后移居法国，他的经济学说主要是分析和揭露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第一个论证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因此，西斯蒙第成为法国古典经济学的最后完成者。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轫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关于这种理论学说的重要特征，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做了详尽的阐述与发挥。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被列宁看成理解马克思学说的两个基本支架。其实，这个观点还可以扩展，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作为普通意义的“知识论”理论，而是历史理论、行动理论、批判理论、阶级理论的合成体。从这个意义上看，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向了同一个工作规定：相比较而言，一者是理论形态，一者是方法论形态；在具象形式上，劳动价值论内含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包含了这种方法论原则的实践化的工作内容，即认识批判过程的工作规定。如此，产生以下的工作效果和认识要求：第一，把握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第二，把握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第三，把握交换关系的内在逻辑。

这样来理解《资本论》，它就是一块整钢意义的“史书”，包括十二部史：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主义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主义流通史→生活史I→生活史II→资本主义积累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主义认识史。

《资本论》不是若干“理论版块”的组装，而是统一的批判理论。我们看看马克思的对手怎样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我们看看马克思自己怎样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 个先验的结构了。”

马克思把经济理论看成“能动反映论”。所以，它不能被轻易地任意裁剪分割。“经济理论”不是独立的，既不独立于历史过程，彼此之间也不相互独立。他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中国经济学理论

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王亚南很早就有清晰的建设思路，指出：“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经济研究的创建阶段，有接续的两大任务必须完成：（1）在消极方面，需要对阻碍中国经济认识的诸种理论，特别是同商业资本一样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识，加以无情地批判；（2）在积极方面，需要依据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中国经济过渡的转型性质，采用发展的、全面的以及比较的方法，从中发掘中国经济的若干基本运动的倾向与规则。这两个任务显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

中国经济学，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约定俗成的称谓，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曾经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旧中国政治经济学概貌和主要矛盾、发展方向。以中国全体——历史全体、文化全体——为研究对象，方可打造“中国政治经济学”。刘永佶做了很好的继承研究，写下专著：《中国官文化批判》（2000）、《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2004）、《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2010）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究》（2015）。

专论也不少，如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1963）、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2015）。这些研究无不强调经济学的民族历史本位与现代创新原则，并且都考虑到了最新学术发展态势。 可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传统，服务现代，走古今、中西结合发展的道路，乃是其基本方向。应着眼这种思路，重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引导中国主流的经济学。

中国正处在“后王亚南”理论建构的时代，需要实现真正性的研究跨越：

一是在熊彼特的基础上真正前进一步，跨越熊彼特意义的“实践三分法”，在历史的方法、范畴的方法的结合领域中一体化历史、理论、统计；二是在王亚南的基础上真正前进一步，跨越“中国经济原论”的狭义理解域，进入全面涵义的中国经济学建构域；三是最终达成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真正前进一步，在系统的、实践的中国历史域内，深入研究中华“有限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阐发个别资本转化与具象为“社会总资本”的实践逻辑及其局限条件。卢卡奇已经敏锐地从理论上将上述不同关系明确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主要是正在产生的、为在社会中起作用而斗争的资本主义和已经统治着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从现实的方向上大大推进了这一结论，为之提供了认识可能性。

中国经济学建构行动同样肩负着中华历史使命，担负着“中国梦”。在王亚南的原创性工作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建构命题吸引了两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集体及众多学者参与，经历了从“以价值观为取向的研究”到“以实践为取向的研究”的演变过程。从而，整体推进到“以历史和实践为复合取向的研究”的综合创新的发展行程中。其中有价值的研究线索包括：(1)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为中心，形成中国化的经济理论体系新概括；如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论、中国经济学体系论等。(2) 以社会主义现实经济学的实践生成为理论拓展基点，形成各种理论新论；如社会主义过渡经济学论、发展经济学论和转型经济学论，以及中国发展模式论、演化社会理论等。(3) 以理论经济学的“中国运用”为基调和根据，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概括和思想认识体系；如中国经济运行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论等等。但是，客观上也存在诸多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理论观点之上：(1) 消极无为的“悲观论”观点；(2) 空泛的“自主创新论”观点；(3) 绝对的“超越论”观点；(4) 盲目性“范式论”观点；(5) 单一性建构论”观点；(6) 庸俗性“辩证法工作主义”观点；(7) 极端性“去阶级化”观点；以及(8) “亲科学主义”或“泛科学主义”观点，等等。

归根结底，既然《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论规定是“发生学”——唯物主义发生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那么，应体会到“回到马克思” 的口号其实是伪的，因为与马克思交会的真实性途径乃是通过历史和实践，绝不是文本本身。政治经济学实践之路乃是旨在冲破资产阶级科学主义思维束缚之牢笼，而又始终能够在于最终解除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表明：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居高而思，我们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一次次的理论对接与实践的接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决定经济学的语言不能皆由数学产生。如果把经济学看作隶属于理科或自然学科意义的硬科学，那么其事不成，其行不正。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立足王亚南的工作地基，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全新的理论发展道路来。这是长期化的过程，保卫《资本论》，建设中国经济学，任重道远。

但如果据此悲观沉沦，说出一些自绝于《资本论》向前发展的话，那又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看不清人们“逃避”《资本论》的实质所在。一味地“解读”和“捍卫”，使《资本论》的精神早已失去颜色，空留下科学皮囊。一个不懂《道德经》、《史记》和《红楼梦》的中国人，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以英国为代表的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其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因为对他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这里不妨插入一句题外之语：怎样是对待《资本论》的正确的阅读方法呢？仿照蔡元培在红学研究里头说的话：“多歧为贵，不取苟同。”对《资本论》发表不同的理解意见，殊为可贵，却也要牢记历史真理最终只有一个的训导。

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恰当领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实践是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通过善读、善用，达成《资本论》在中华体系内的“创造性转化”！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如何保卫。扼要而言：中国政治经济学构建行动，即是以中国人的资格和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对“经济学”的继承、改造和发展。中国经济学，——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简称，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在中国”，或者某个乃至于各个经济学分支和流派的“在中国”，就本质而言，其是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出脱而来的经济理论和工作体系。为此，我们必须对原创性的方法进行民族“寻根”，寻找民族内涵和工作逻辑。一句话，我们必须“回家、回历史、回中国”，寻找本土语言智慧和思维方式。

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父”)、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战后繁荣之父”)、朱明(“世界经济哲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