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同时是解释性的，规范性的，实践性的和自我反思性的社会理论。该述词首先由霍克海默(M. Horkheimer)所发展，用于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一个左翼思想家团体，也是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the Frankfurt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成员有关的一种激进社会理论形式

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它不是某个具有明确的所指界限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的“群”。所以，很难给批判理论下一个明确定义。基于该理论对社会结构、群体文化、自由与解放的关切，笔者对批判理论的涵义作如下概括：批判理论是指通过揭露制度和文化中的霸权对畸形社会（如奴役、不平等、压迫等）的制造和复制，启蒙人的自觉、反抗的意识和能力，以获得自由、解放的理论。其中，霸权即特权群体通过能够行使权力的各种机构，尤其是政治、司法和教育制度，来维护其对其他群体统治地位的方式。

20世纪20年代战败的德国经济衰退、社会矛盾突出，通货膨胀、失业、种族压迫以及工人运动的失败、当局对革命的残酷镇压等，强化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的认识，他们期望通过批判和揭露扭曲的社会现实，将之导向公正、自由。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犹太人的同情，加之对权威的批判，最终招致法西斯与纳粹主义的仇视和迫害，他们不得不流徙至美国。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独裁由是成为批判理论的关注重点。而在美国的经历又进一步冲击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观与文化观。美国通俗文化“麻醉的、一般化的、易于着迷的”（P28）、工业化的、借助大众媒体广泛流传的特征对传统上习惯于严肃的、精英的、美学的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再次造成了巨大冲击，文化研究尤其是文化工业批判成为他们研究的重心和研究的方法；此外，美国在社会研究上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如描述、实验、测量以及对事实的预设等，使批判和否定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而同时信奉价值参与与社会建构成为批判理论的又一特征；美国法律标榜平等与不平等的现实间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批判理论学者质疑和批判政治、社会制度的基本立场。

1、批判理论否定和排斥实证主义及其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是与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一种独立的、主流的研究范式，但实证研究“科学方法”突破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被引入社会研究。针对实证主义及其科学方法的“客观化、中立化、实证化、定量化、操作化”，批判理论进行了否定，认为这种科学的方法破坏了人类世界的整体性和意义，否定了人对世界的建构及在此过程中人的价值参与。批判理论认为，任何“事实”都经由了人的建构，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主观性、相对性和价值判断。

2、批判理论以“利益”为研究中心，寻求“启蒙”社会

批判理论主张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加以启蒙，启蒙即揭露个人及团体的真正利益所在，利益则是指特殊团体（优势的、弱势的）的需求与关切，尤其是指在自利的意识与原则下对既得利益或不利地位的关注。对于优势群体来说，他们总是维持既得利益，从属的的、弱势的团体则倾向于改变困境，争取权力和利益。批判理论就是要揭露这种不平等，并启发人们为争取平等而战。所以，在批判理论学者的眼中，社会生活的核心是冲突的、紧张的。

3、批判理论的目标在于促成“解放”

批判理论认为，从属的（实质上是被统治的）团体因为某些因素的束缚而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难以控制自己的生活并达到幸福。批判理论试图揭露束缚个人自由的因素，如特权的操控、权威的限制等，在启蒙社会的基础上并指导人们摆脱束缚，达到自由，即获得解放。解放是该理论的主要诉求，也是作为一种理论对于“做些什么”提供指导的价值所在。

4、批判理论批判工具理性

人类对现代科技的过度使用使自身陷入了科技宰制的泥淖。工具理性是科技主义宰制的同义语，它关心方法、效率而非目的，偏爱知性而无视感情，使得事实与价值被生硬地剥离。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核武器的威胁都是工具理性泛滥的后果。批判理论批评工具理性为一种控制欲支配的欲望，造成个人与社会的扭曲、变形。核武器威胁、教育领域对效率原则的偏信、经济判断标准的涉入、市场导向等都是工具理性的反映。

5、文化是批判理论研究的重心

在文化研究上，批判理论关注高级文化、大众文化、青少年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尤以大众文化为研究的核心。该理论指出，高级文化是统治者或优势团体的精英型文化，是维护特权和排斥弱势阶层的工具，它使弱者陷入对高级文化的憧憬而放弃追求的沉默中。对于大众文化研究，批判理论重在文化工业批判。文化工业即文化的商品化，它被批判理论学者看成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更隐蔽、更有成效的统治方式，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它使受众产生被动、顺从和虚假的舒适之感，并相信社会是公正的，同时忘却了自身的不利处境和对自由的追求，从而有利于垄断资本主义控制。青少年文化是被批判理论学者寄予厚望的次文化，因为它具有成人大众文化所不具有的反抗的积极性，马尔库塞甚至将解放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身上。在文化与自然关系上，批判理论谴责工具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促使人对大自然的奴役和破坏，强调动物与人的平等权。

6、意识形态的“常识化”

意识形态渗透于人类日常生活中，如家庭、学校、友情等，是一种充满常识性假设和日常经验的意识。它以常识的形式遮蔽着人的真正利益，压抑和消解了人的觉醒意识和塑造社会的能力，从而服务于特定团体的利益，助长着社会的不公。批判理论致力于解释和揭露常识掩盖下的意识形态，使人认识到常识的本质，并获得启蒙和走向解放。

7、关怀美学，即精英知识

所有的美学形式等都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特殊的社会过程而被生产、分配和评价的。批判理论努力寻求美学评价的社会标准，并确认美学所服务的利益。最初的批判理论学者相信高雅的艺术具有自由、解放的意向和内质，艺术质疑不公平，嘲讽特权，所以他们称赏“诗人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但后来批判理论改变了对美学的观点，批判美学艺术不过是维护特权利益的工具，“莎士比亚是形成意识形态的场所之一”。

8、心理分析理论是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

批判理论的形成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例如，批判理论受心理分析学说关于潜意识的概念影响，指出社会表面下隐藏着强力的思潮和结构；心理分析重视分析人的精神畸形，批判理论则关注社会事实的扭曲；前者希望通过心理分析治愈患者，后者则相信批判理论本身可以促成解放。此外，批判理论引用了心理分析的人格分裂概念，指出阶级、性别、文化竞争等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使社会呈现分裂状态，因此社会是冲突的，而非和谐的。批判理论试图揭露这种分裂、冲突，使弱势团体发现社会扭曲的原因，进而实现自我治愈，即解放。

9、批判理论的解释层次

对一事件进行解释时应结合三个层次：层次一，即个人角度；层次二，即制度角度；层次三，即结构角度。例如在引言里所提到的问题，为何不同学生的学业成绩会差异迥然？按三层次相结合的观点，首先应考虑到个人的因素，如努力程度、智商高低等；其次，应考虑差班与好班的因素，或者同一班内的座次等因素；最后则需要考虑是否存在种族歧视等因素。尽管批判理论主张三个层次应结合起来，但实际上它更多地从层次三来分析问题。

该研究所是由F. Weil于1922年创立的，他是一位热烈追随马克思激进主义的政治学家.在纳粹当权时期，这个研究所迁至纽约，1949年迁回法兰克福.研究所于1969年解散，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J. Habermas近年的研究工作.许多杰出的左翼理论家与这个学派有正式的关系，包括T. Adorno,W. Benjamin,E. Fromm,H. Marcuse,M. Horkheimer（他于1931-1958年期间任研究所所长）等.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1923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宏观的广泛的批判性研究。1934年迁往美国。1949年回到法兰克福。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自开创至今，已历三代，每代各有一位核心人物。

第一代是霍克海默，他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为法兰克福奠定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第二代是哈贝马斯，用《认识与兴趣》为批判理论奠定一个规范的研究框架。

第三代是霍耐特（Axel Honneth），在最近一篇纲领性文章《关于社会研究所的未来》（Zur Zukunft des Institus fuer Sozialforschung）中试图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学派的独特研究方法，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和和新左派思想的姿态，既与西方实证论（positivism），也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scientism）进行争论，同时既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也批判由布尔什维克创建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法兰克福理论学派学者们的重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适合于社会科学的非实证论认识论的辩论.

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

融合Karl Marx和Sigmund Freud的思想，使弗洛依德理论激进化，并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一种更完整的人格理论.

学派成员著作的这些特征，首先是以重新研究马克思年轻时的哲学思想和修正盛行的前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法兰克福理论学派的学者认为这类解释是属于经济主义且太过决定论.

尽管有著这些共同的主题，学派成员们的著作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不仅个别的理论家追求他们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而且总的来说，学派成员们经常改变他们关于现代社会分析中使用的方式，以适应研究所成立以来发生的大规模政治和经济变化，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西方革命运动的失败.最初，研究所的成员们期望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会转变成垄断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从而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後来，学派中一些成员的思想，尤其是T. Adorno和M. Horkheimer日益变得悲观，认为工人阶级总是被新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模式所左右，将来不太会发展出革命的意识型态.但其他的理论学家，尤其是H. Marcuse仍是比较乐观的，他指出在传统的无产阶级之外，已有了新的革命意识泉源，如少数族群和学生.然而不论对革命的前景抱持悲观或是乐观的看法，所有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仍是在探讨一个共同的主题：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均展现出的狭隘和非人性化的「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倒转了启蒙理性的理想.这种技术理性又与社会科学的实证论形式和科学主义形式串联起来，这一点正是批判理论必须予以抨击的.(PP. 26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