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椒伯（1885年~1968年5月）名积蕃，浙江镇海柏墅人。1905年集资在家乡创办培玉小学，自任校长，并兼任宁波溪海公学校长、教育参事会参事。1913年就读于上海民国法律学校，1915年又入神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获律师证书，后从事商业。1918年任北京东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兼任上海总商会会董、宁波旅沪同乡会常务理事等。五四运动时，上海总商会发表媚日的“佳电”，发起组织各公团联合会，通电反对“佳电”。同年与人创办中国毛绒厂。1920年参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董事，同年任上海银行公会会董。1922年创办大有余榨油厂，担任董事长；同时受聘担任中国通商银行南市分行经理。从该年起连任两届上海总商会副会长。

方椒伯，名积蕃，镇海人。17岁时应科举不中，次年到上海经商。21岁集资在家乡创办培玉小学堂，自任校长。后又任宁波溪海公学校长及宁波教育参事会参事。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参加中华民国协济会，协助筹办军需。后任上海东陆银行分行经理。此后兼任四明公所及四明医院董事、上海总商会会董兼商事公断处处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常务理事兼会务主任等职。

五四运动中，方椒伯发起组织上海各界同业公会及各地旅沪同乡会等70多个团体的“各公团联合会”，通电反对上海总商会朱葆三、沈联芳俯从日本的主张，迫使朱、沈二人辞职。1920年，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沈联芳徇日本驻沪参赞之请，将日人自己撰写赞成交还青岛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电稿用上海总商会名义拍发。次日，此电在报纸上登出后，舆论哗然，一致反对。由上海各业公会、各同乡会等70余团体合组各公团联合会，该会设办事处于宁波旅沪同乡会,推方椒伯为会长，分电华会我国出席代表及中央与各省机关团体，请一致反对上海总商会被日人利用而发出此违反民意之佳（九日）电。上海总商会朱葆三和沈联芳两会长，因声名狼藉，为会员所鄙视，皆提出引咎辞职,任满后均不连任。聂云台、秦润卿而被选为正副会长。方椒伯因领导各公团主持正义，起而反对，遂为工商界所信任。1922年聂、秦两会长任满后，方即被选为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宋汉章为正会长。1924年任满改选，方椒伯连任为副会长，虞洽卿为正会长。这四年中，因宋汉章常往医院养病，虞洽卿时往北京活动，一切会务皆由方椒伯一人主持，且这四年中，意外的事务特别多，试举数事以证明。

(一) 孙美琛临城劫车案。被掳之中外各票纷纷请总商会设法营救，于是召集特别会议，设登记处，叫被难人的家属来会登记，募救济品，购食物和日用品以给被掳各票，派代表赴枣庄、济南与政府及匪方直接交涉，组救护队携带药品上山，为被难人医治，卒能改匪为兵，尽释中外各票。

(二) 反对曹锟贿选，组织民治委员会，通电全国商会，请一致不承认贿选之政府，推派代表来沪讨论应付方法，虽未能达到原定目标，而曹锟窃取大权之后，上海总商会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从未有函电前往。对于中央来件一概置之不复不办，坚持正义，难能可贵。

(三) 五卅惨案发生后召集紧急会议，徇各界之请，通告全市工商业一律罢市，并募集款项以分给罢工工人为伙食费，提出十三条要求，交政府派来之蔡廷斡、曾宗鉴以作交涉的资料。

(四) 组织爱国募金会，分队募款，以充办理五卅惨案之经费，并组织提倡国货会，劝同胞爱用国货而抵制日货。

(五) 组织吴淞江水利协会，召集与吴淞江有关之上海、吴县、太仓、宝山、嘉定、昆山、青浦、吴江八县议会与商会代表，及上海商业团体代表，反对浚浦局侵夺主权欲开发吴淞江，情愿自筹巨款以修浚。

(六) 接收兵工厂，组织保卫团以保管。派员在厂内设办事处，会同陆军部总长吴光新及司长等处理该厂之址，变卖厂内物品。

(七) 参加反日会，通告会员以前所订之日货，分别封存登记。以后不许再定日货，以示爱国热忱，规定对私运私售日货的处置办法，分函全市工商界一律遵守。每天上午他准时到总商会办公，批阅公牍甚精细，遇有秘书所拟之稿,有欠妥处，即亲自动笔修改。俟总商会之公事办毕，然后至银行内处理行务，四年如一日，不论严寒酷暑从未间断。他分析问题有辨别力，至公无私。他与傅筱庵不仅同乡，且交谊甚深。傅慕其办事能干，特向总行提出在十六铺设中国通商银行分行，请其担任分行行长。傅筱庵1924年、1926年两次竞选上海总商会会长时，方担任副会长，他常主持会议，人家总认为他欲为傅奔走，但双方会董相互攻讦，可他从未偏袒，按照议事规则办理，所以反对傅筱庵之会董冯少山、霍守华、闻兰亭、叶惠钧、田时霖等皆敬佩其守正不阿。

1932年起开始律师业务，曾任复旦大学校董、上海商会执行监察委员等职。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副秘书长兼劝募主任。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方椒伯时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兼会务主任，自愿负责筹划救济各地来沪麕集租界避难的同乡，设立难民收容所10处，后又由同乡会出面分批免费遣送同乡难胞20多万人返甬。不久，全市性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方椒伯任该协会副秘书长兼劝募主任，经手募集捐款1000余万元，先后接济全市难民11万余人，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结束。1939年10月傅筱庵投敌，充任伪上海市长后，曾多次强邀方出任市府秘书长伪职，都被他坚拒，并曾忠告傅应义不事敌，傅不听，次年终被刺身亡。

1949年国民党军队溃退时，宁波遭到蒋机疯狂轰炸；损失惨重，宁波旅沪同乡会募款救济，方任劝募组组长，募集捐款旧人民币20多亿元，汇甬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椒伯1955年起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56年被推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代表。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委员。1967年“文革”期间因有人半夜闯入卧室内，受惊得病，1968年5月24日在沪逝世，终年84岁。

在1926年费城世博会上，方椒伯的大有余机器榨油公司参展，其食用油荣获“丙等金奖章”。

方椒伯的涵养功夫特别好。抗战前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大世界对面步留坊附近，有一个宁商总会，是上海有名的总会，租界照会不限时刻，可以通宵营业游玩，当时称之总会，类似现在的俱乐部。俱乐部里可以赌博、可以饮酒、可以叫局。这个总会是宁波旅沪巨商聚集之处，入会要有两个会员介绍，而且缴纳会费在100元以上。傅筱庵、谢蘅牕、袁履登、虞洽卿、方椒伯等诸巨商，公余都在此处消遣，每天下午三四时起，至夜半止，有时要至次日天明，猜拳声、骨牌声、歌唱声，不绝于耳。方椒伯不饮酒不叫局，喜搓麻将。有一天方椒伯的下家有一副大牌，可和三抬，此人秉性粗暴，连输数天，肝火甚旺，想在这副牌上可以捞进几文，可有一张牌被方椒伯扣住，结果被他家和去。此人察看方椒伯的底牌，他的和张在内，方椒伯扣而不发，情愿另拆搭子被他发觉。他恨极，站起身来扇了方椒伯一记耳光，在座其余两家见此情形，认为方椒伯必欲反抗。岂料，方椒伯坦然自若，不以为然，并无表示，照常搓下去。散局后，有人问方椒伯何以吃了一记耳光，一声勿声。方椒伯说：此人性情粗暴，我所素知，这几天他输钱太多，即欲翻本，今天有此大牌，被我扣去和张而和不出，怒火中烧，手不由主，打我一记耳光以出气，我若反抗，势必争吵而伤和气。公余来此打牌，是消遣作乐，如若争吵，有悖娱乐本意，且这记耳光，动手尚轻，我不觉痛，与我无损，何必认真，谅他事后必追悔举动太粗，清夜自思，天良发现，自己会觉得过分。如当场与他争吵，则其时他火气未除，反不肯认错，必至多一番口舌，则又何必。事后，此事宁商总会内全体会员闻之，皆佩服方椒伯之宽宏大量，而恨此人之粗鲁无理，相戒。自此之后，不再与此人搓麻将，他连来数日，见同人都对他冷淡，不与他赌，他知己惊动了众怒，自觉无颜，设法赔罪。某日，他设宴请方椒伯，邀前日同局之人陪席。席上，自动声明那天动手扇方耳光之不是，请方椒伯宽恕。方椒伯很大度的说：本不介怀。在座各位皆佩服方椒伯料事之准，涵养功夫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