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1872年—1940年10月11日），名宗耀，字筱庵，以字行，浙江宁波镇海县人。民国时期企业家、银行家。

傅筱庵，出生于1872年，浙江省镇海县人，15岁时进入上海英商造船厂做工，因精通英语，又处处取媚于外国资本家，很受赏识，短短3年就被提升为领班，专管工人工资等事。

他是一个心贪手辣的家伙，依靠克扣工人的血汗收入，攒集了一笔钱，在浦东购置房产，出租得利。后又结识了上海在浦东占有大量房地产的严筱舫之子严子均，代严家兼管房地产的经租业务。

此后，傅筱庵就凭着他与外国人和上海富商的关系，到处钻营，辗转夤缘，投入清末显贵一时的盛宣怀的门下。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省武进县人，依附李鸿章办洋务起家，成为李鸿章的亲信党羽。

他先后出任天津道台、电报总局总办、邮传部尚书、招商局督办等要职。

1897年盛奉特旨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盛杏荪从政又经商，在上海进行房地产投机，涨价则视为己业，价落则拨归公产，所搜刮的房地产多于犹太商哈同。

后来，李鸿章失势，但盛已掌握了招商局轮船公司，京汉、粤汉、沪宁、沪杭甬等铁路；工矿企业有汉冶萍煤铁矿公司；银行有中国通商银行等。

为清末近代工业中最大的垄断者，也是大官僚中最大的工商业资本家。

当年，傅筱庵年少乖巧，颇得盛家帐房的赏识和欢心，就把他推荐到盛杏荪府中充当专管浦东房地产的经租。

他天资聪明，又肯钻研，随文牍教授学习中英文，增长了不少知识。

他平日小心翼翼，侍候主子。

当时马车在上海风靡一时，当他得知主子第三如夫人爱坐马车，而她坐的马车还显不出她的荣华富贵时，就大动脑筋，用平日积蓄的钱，设计采办了一辆小巧玲珑、富丽堂皇、藤椅式的车舆，奉献给第三如夫人。

藤舆配以白马，独树一帜，路人为之侧目。盛氏宠妾在傅筱庵阿谀奉迎之下，多次美言傅于盛杏荪，傅终拜盛杏荪为“干爹”。

由于盛杏荪的提携和扶植，傅筱庵晋升为盛氏总帐房的帮办。

傅筱庵勤于职守，管理盛氏财产，并井有条。他能干而有魄力，受到盛杏荪的赏识，成为盛杏荪对内掌管私人财产、对外负责交涉和联络的头等亲信。傅筱庵周旋在盛杏荪幕府，开始厕身于绅商之列，在盛杏荪控制的企业中担任招商局船舶科科长、产业科科长，成为盛氏的得力助手和代理人。

傅筱庵还先后担任过长利洋行和美兴洋行的总买办，推销外国的电器五金，经常奔走于朱葆三门下。朱葆三也是当时一跃为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说。朱葆三除自营慎余五金号外，还与严子均、傅筱庵合伙开设一片“祥大源五金号”于虹口百老汇路。这爿五金号包揽了招商局轮船上所用的全部五金。傅筱庵以官僚、买办和商号老板的三重身份，积累了千万元以上的财产，并在浙江省镇海原籍和上海都有大量地产。

1905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审判中国官僚家属蓄婢案。西人陪审官有侮辱中国人的言行，引起旁听的中国人与租界当局和捕房的冲突，造成上海当时的“大闹公堂案”。公共租界的中国商人全体罢市，以示抗议。后来朱葆三、虞洽卿和傅筱庵，与上海道台袁海观挨户劝告租界上的中国商人开市。

1906年，傅筱庵又出了一计，与朱葆三、虞洽卿组织万国商团中华队，配合帝国主义巩固租界治安，借此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满清政府指使盛杏荪宣布铁路国有。

实际上是把湖广、粤汉、川汉铁路路权拱手让给了帝国主义，并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的铁路公司。

四川保路运动更激起人民的爱国之情。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其垂死命运，旨令将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有人建议把他“明正典刑”，以缓和人民的反清情绪，盛杏荪（盛宣怀）就秘密向帝国主义使馆求援。

先从北京逃往大连，旋即溜到日本。

1911年11月上旬，上海光复，各界代表推选陈其美担任沪军都督。傅筱庵向陈其美吹拍奉承。

盛杏荪逃往日本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人士认为盛杏荪（盛宣怀）畏罪潜逃，应将其官僚资本充公。

而陈其美竟庇护之，反对追查其罪状，没收其财产，甚至说：“现在就没收私人财产，仍未足以折服该家属之心。”傅筱庵更是惶惶然，在商界人士集会时，他恬不知耻地当众叩头哀求免予没收盛的财产，自称是盛杏荪的代理人，暂为管理盛氏产业和盛氏各企业的股权。

盛杏荪当年认为专放利息，最为稳实，便搞起投资典当来。

他投资的典当遍布于苏州、江阴、无锡、常熟等城市，仅苏州一地在辛亥革命时，被查封的就达八九处之多。这些在外埠的，因鞭长莫及，傅筱庵就无法代为管理了。

傅筱庵又与虞洽卿等勾结。都督府任命傅筱庵为沪关清理处主任。这是一个肥缺。他又施惯伎敛钱，为都督采购军需器械，发了一笔横财。

盛杏荪于1916年病死于上海。他一生中所攫取到的财富竟达白银6000万两。盛杏荪一死，子孙争夺遗产竟诉之于法庭。得了遗产的就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盛家底子虽厚，到底有多少，却无人知晓。傅筱庵就使用蚕食方法，把盛氏部分财产攫为已有。有时候他本人退居幕后，让别人出场，低价收进，高价抛出，翻云覆雨，无所不为。盛家后来一败涂地。傅筱庵就是这样一个得鱼忘筌的人。

傅筱庵从1916年起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兼任招商局董事。他用笼络、打击、排挤等等手法，在股东中动脑筋，收进股票，高价抛出，拥资自重。在清政府时期，通商银行系官商合办；辛亥革命以后，招商局、电报局把通商银行的认股悉数分派给各股东，作为股息金，分散到为数众多的商股股东手里。由于股权的转移，商股股东达1600多户，商股比重已占主要地位。傅筱庵乘机低价搜购商股，以充实他的股数。因此，从1919年开始，通商银行的主要权力就落到该行董事傅筱庵的手中了。通商银行第一任洋大班是英国人美德伦，第二任洋大班是马歇尔；第一任华大班是陈笙郊，第二任华大班是谢纶辉。后来傅筱庵取得了第三任华大班的地位（后改为总经理）。该行原有9个总董，盛杏荪一死，叶澄衷、严信厚、严芝楣、刘学洵等亦相继去世，张振勋辞去总董，差不多2/3的总董都不在了。傅筱庵当权以后，首先在上海虹口、南市设立分行。分别由王心贯和方椒伯担任分行经理，业务有所上升。1919年年终竞盈利达17万两，为律行以来的帚高峰。傅筱庵为了讨好股东，博取信任，决定将股息从8厘改为1分，后来再增加2厘。股东有利可图，自然表示赞扬。在董事会上作出决议；嗣后关于存款、借贷、抵押各款及进出利息均须经博筱庵许可，方可照行。从此，通商银行的实权就完全被傅筱庵掌握了。

在北洋军阀期间，傅筱庵出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院高等顾问、财政部驻沪特派员、中国银行监理官、上海造币厂和全国烟酒公卖局监督等职，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响应。上海总商会在5月9日发表通电，主张撇开和会，就青岛问题单独与日本交涉，为全国舆论所反对，正副会长因而辞职。虞洽卿和傅筱庵遂操纵会务。6月5日，在工人、学生带动下，沪商会共同参加“三罢”（罢市、罢工、罢课）。不久，虞、傅两人随附地方当局的意图，曾劝导商店开市，因被抵制而未能得逞。 6月10日，曹汝霖等人被撤职。消息传来，12日清晨，虞与傅等陪同地方官员上街劝告开业，而应者寥寥。直至下午学生会出面劝导，全市才正式复业。但经此一场“表演”，傅筱庵深受北洋政府的青睐。

傅筱庵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和当时人民革命运动的水火不相容。他开始利用金钱勾结北洋军阀。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枯竭，依赖银行贷款来维持残局。傅筱庵总是抢先一步，在别家银行不敢贷款时，他却有求必应。等到北洋军阀垮台时，借款已达230万元了。

1921年4月，海军军费发不出，傅筱庵又帮了北洋军阀政府海军司令蓝建枢与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慎臣一次忙。他俩到傅家去“哭诉”，傅筱庵就冠冕堂皇地说：“一则迫于公谊，拯救海军于将溃。二则敦重交情，救二公于垂危，不揣绵力。”遂允借银元25万元。真是十足的假公济私。

北洋军阀政府的信用早已动摇，上海各商业银行生怕借款多了收不回来，有时便不直接出面，而是采取化名的方式转借。傅筱庵效忠于北洋军阀，多次利用金钱支持军阀内战。傅这样做是为了浑水摸鱼。

1923年，上海总商会改选，傅筱庵与宋汉章争选会长，相持不下，形成僵局，经总商会董协商改选虞洽卿为会长。

1924年2月，北洋军阀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任命孙宝琦为淞沪商埠市政会督办，孙宝琦系清政府户部侍郎、太师太傅孙治经之子，与盛杏荪是儿女姻亲。傅筱庵乃向他吹拍奉承，阴谋敛钱，在孙幕下献计献策，从事军火交易，奔走周旋于北洋军阀的门下，后因皖系势力退出淞沪地区，只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在中共领导下，6月1日起，全市工人、学生和绝大多数商店参加“三罢”斗争。当时银行和钱庄业公会不执行罢市通告，照常开门营业。后因受到群众的严厉指责，于6月3日银行钱庄的职工也加入了罢市行列。银行钱庄在大门口都挂上写有“一体罢市”四个字的大纸牌。6月2日，上海成立工商学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住所被放置炸弹，以示警告。通商银行傅筱庵和方椒伯当时分别担任上海总商会的会董和副会长。他俩被工人运动的巨大威力吓破了胆，不惜卖国投降，与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等人相勾结，在6月10日召开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大会上，炮制了一个所谓“五卅事件委员会”。傅筱庵还在会上叫嚷什么：“罢市系自杀政策，应想完善政策。”6月13日，傅筱庵以通商银行总经理身份，设宴招待北洋军阀政府派来的代表。并由虞洽卿、方椒伯、闻兰亭，以及“五卅事件委员会”委员冯少山等作陪，企图结束罢市。擅自将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改为13项。17日，上海10万工人集会发表宣言：“总商会修改提出条件，是牺牲民众利益，破坏国民团结，以与帝国主义妥协。本大会万难承认。”19日，总商会又召开各业代表会议，认为继续罢市损失太大，决议开市。26日商界单独退出了全市的“三罢”斗争，宣告复业。

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为反动派所忌恨，11月竟在沪被捕。1925年12月17日孙传芳来沪，总商会设宴接风，傅筱庵也在座作陪。席间，日本商团代表对孙传芳说：“刘华是中国劳工领袖，屡次煽动工运，如不重办，上海秩序十分危险。”席上许多作陪者连称：“上海商界甚望司令惩一儆百。”孙传芳即席着副官以电话传令淞沪警备司令严春阳，“秘密枪决，灭尸不宣。”当晚，刘华惨遭杀害。这充分暴露了傅筱庵等依附北洋军阀顽固反对人民革命的丑恶嘴脸。

窃据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宝座”：1926年，上海总商会改选，傅筱庵在北洋军阀孙传芳卵翼下，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六届会长，实现了他多年来的愿望。傅筱庵的政治资本，就是所谓“三商一体”：商会、商报、通商银行。他派该行秘书陈布雷立即办《商报》，并任总编辑之职。傅筱庵一再表扬陈布雷是全国报界中不可多得的主持社论的高手。在这次改选中，虞洽卿落选了，不久他就与王晓籁等人另组织“上海商界联合会”，与傅相抗衡。

傅筱庵与孙传芳部下的武将王金钰，气味相投，称兄道弟，狼狈为奸。除了运用通商银行的资金力量支持孙传芳的军用开支外，还利用他当招商局董事的权力，为孙传芳运送军火和军队，阻挠北伐军的东下。1926年，被孙传芳征用的招商局轮船达9艘之多，军人搭轮可以免费。以致招商局在1926和1927两年中亏损达404万两之巨。

北伐军打败了孙传芳的主力，1927年3月26日，总司令蒋介石到达上海。当夜，虞洽卿先往龙华见蒋介石密谈，共同商量决策。蒋在上海交易所投机失败后，曾受虞的接济，因此不忘旧情。次日，商界联合会就派代表吴蕴斋、穆藕初等9人往见蒋介石。接见时，蒋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商界联合会比上海总商会先走了一着棋子，傅筱庵落后了，显得非常被动。

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一手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商界联合会与蒋介石一个鼻孔出气，竟带头通电拥护，表示“愿与三民主义同始终，对于当局清党的主张愿为后盾”。与此同时，傅筱庵更以上海总商会会长名义帮腔，说什么：“阖市市民欢声雷动，谨抒悃忱，竭诚拥护。”他在1927年4月19日商界人士午宴上更明目张胆地斥骂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之活动，谴责职工对雇主的态度，而对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惨案，竟盛赞其功绩。

上海总商会与金融界，为蒋介石筹措军费，连开几次会议，大家面面相觑，皆不表态，惹恼了蒋介石。后来，傅筱庵心怀鬼胎，与上海汇丰银行大班磋商，以卷烟印花税票向汇丰银行作抵押。洋商颐中烟公司以卷烟出厂税来偿还，并由上海各大银行具保，总算解决了蒋介石的军饷问题。

上海总商会与商界联合会矛盾重重。蒋介石早与傅筱庵有宿怨，所以当他接到傅筱庵支持孙传芳的罪行控告书后，当即借题发挥，认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效忠于北洋军阀，应予通缉，并没收其财产。傅筱庵得知后，就秘密向日本大使馆求援，由大使馆派武装卫队护送他上外国轮船，逃往大连。在避居大连时，直接受日本侵略者的保护和豢养，成为著名的亲日派人物。

傅筱庵被通缉逃往大连后，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名义上由董事谢光甫代理，实权则掌握在傅的心腹王心贯手中。行中一切业务仍按傅的意图进行，并经常向傅筱庵信电请示。这一段时间中的业务，只能勉强维持，傅筱庵人在大连，心在上海，时与知友通信，请求帮助早日撤销通缉令。

傅筱庵有两个“狗肉朋友”，一个是杜月笙，一个是张啸林。杜月笙是青帮头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曾由杜月笙出面，以10块银洋换取一个人头的代价，雇用一批流氓、地痞，对中国共产党和上海工人学生进行血腥大屠杀，至于张啸林，先在杭州拱宸桥一带聚赌欺骗，后到上海南市设赌场，是一个赌棍，曾在上海警备司令胡枫林部下当一个密探头子。张与杜相勾结：杜贩烟土，张设烟馆。傅筱庵为了解除对他的通缉令，屡向知友求援，四处奔走。虞洽卿虽与傅筱庵有矛盾，但虞与傅原是沆瀣一气，经杜、张拉拢，虞洽卿也就顺水推舟，改变了态度，不再从中作梗。又由傅的心腹王心贯，通过厉树雄，拉拢曾任国民政府北伐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的徐圣禅和军政部军需署署长的朱守梅（耐寒）加入中国通商银行股东会。经过不少人替傅筱庵一再疏通，国民政府终于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

魔掌又伸进了中国通商银行1931年傅筱庵从大连回到上海后，召开了中国通商银行股东大会，决定资本改以元为单位。原来实收资本额为250万两银两，按照每两1.4元折算，改为350万元。不久，董事会改组，选出傅筱庵、朱子奎、王心贯、厉树雄、孙衡甫、徐冠南、谢光甫、徐圣禅、朱耐寒、张啸林、杜月笙等为董事。傅筱庵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子奎兼经理，副经理为朱美田，襄理为胡宸圭，并重用有业务才能的担任各分支行经理，如虹口分行经理朱焕文，南市分行经理于寿椿，爱多亚路支行经理陆少莲等，又调整了总行各部门的负责人选。过去总行的帐册簿据等全部用英文记账的制度，此次决定改掉。这比海关用中文记账要迟两年。精简机构，老弱冗员逐步淘汰，营业大有进展。该行为了扩大业务和钞票流通范围，除原有的宁波、定海两个分支行外，于1932年起先后在汉口、南京、苏州、厦门设立分行。在无锡、杭州设办事处；南通、岱山设兑换处。中国通商银行历年发行钞票的最高额是2999万元。基本上接近同期存款3100万元的水平。傅筱庵一再主张做“多单”，不做“缺单”，保持收支平衡，并有盈余。

1933年，国民政府强令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以后，银价大涨。这主要是受美国购银政策的影响，国外市场购买白银作为货币的金银准备，美国需收购白银 13亿盎司。由于银价高涨，就造成了白银外流。美国在纽约、伦敦大量收购白银，人为地提高银价； 目的之一在提高用银国的购买力，以利于美国产品向国外，特别是向中国倾销，用以转嫁经济危机。当时，中国是银本位国家，国内银价远比国外市场低。因此，在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下，为了追求暴利，大量白银流向国外。公开武装走私，猖獗一时。

笔者是在1934年春节经岳父朱美田介绍进中国通商银行总行的。笔者的岳祖父是该行的元老，创办时就任汇划台主管。岳父朱美田是顶替，后升为总行副经理之职。笔者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才算离开。因此，这期间傅筱庵在中国通商银行的所作所为，笔者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中国通商银行虽称为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但银行形同衙门，傅筱庵哪里是在办银行，分明是在做官，把银行当作他任用私人的场所，更以此为进身之阶，巴结权要。因此银行中有李鸿章的长孙李幼良，军阀王金钰的儿子王麟公，傅筱庵的长孙，皆安插在会计科。傅筱庵对外扬言不收徒弟，而对蒋介石的表弟周静波却破了例，在所谓拜师礼节上丑态百出。按理周静波应向“业师”傅筱庵磕头，而傅筱庵却也跪下还礼，险些来个师徒碰头。傅筱庵跪下后连声说：“蒋委员长的表弟何必如此多礼!”

那时，中国通商银行每天晚上轧帐。如果总龙门缺头寸，就要通知库房把储藏的准备金解给外商银行和中央银行国库，这就忙煞了出店和保镖，库房里一箱箱的银元，百两重的白银大条和大元宝就扛上铁甲车解送出去。白银进入外国银行，只进不出，统统运走。帝国主义在华银行也趁火打劫，仅1934年下半年度，各银行库存现金就减少了2.5亿银元。白银大量外流，引起了通货紧缩，利率上升，物价惨跌，终于在1935年初，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工商业倒闭风潮。

呆滞放款比重大，这是中国通商银行的一个致命伤。该行放款总额为2228万元，其中26个大户的呆滞放款达1276万元，占放款总数的57%。其中最大的呆账户是北洋军阀政府财政部，呆欠230多万元。长期放了收不回的，有长兴煤矿、招商局、汉冶萍煤铁公司，仅这三个大户就拖欠了500多万元。加以工商业倒闭风潮，黄楚九的九移公司、日夜银行，宣告破产，又吃进了一笔倒账。中国通商银行苏州支行经理卢少棠、卢炳生父子共同侵占行款23万元，还有“谢伯记”以大量房地产作抵押，拖欠本息达100余万元。在个人放款中，上海的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向该行借用，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长期拖欠不还。其它商业及个人方面的放款有15个重点户，呆欠达400多万元。呆账把中国通商银行架空了。

放款呆账庞大是中国通商银行经营腐败的大暴露。为了弥补呆账对资金周转的影响，傅筱庵煞费心机，到处结交显贵。他为了依靠盛家的姻亲眷属，以及北洋军阀的后裔，不惜采用高利率的手段，登门拜访，许愿介绍他们的亲属来行工作。还有一个定期存款大户－－华成烟厂给美丽牌香烟的商标费，只存不支，存款利率年息7—9%之间；个别的达到11%，远比一般银行利率高，借此多争取存款来弥补呆账。

傅筱庵为了装潢门面，欺骗社会，竟不顾本行“负债大于资产”的严重情况。从1934年起，在福州路、江西路转角自建一座“中国通商银行大厦”，交陶桂记营造厂承包。在1935年春末，大厦已建筑就绪，俟验收后结付尾款。傅筱庵以某些地方不合格为借口，托词拒付。陶桂记营造厂就带领一批包工在总行大门口坐讨，声势浩大，引起外界舆论哗然，市场传说纷纭，传言中国通商银行将有大变化。 通商银行落入官僚资本手中，尔虞我诈，岌岌可危。白银风潮给上海工商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却给四大家族独占金融和搜刮民脂民膏创造了条件。他们以“救济金融恐慌”为借口，除先后从江浙财阀手中抢走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外，又唆使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等三家银行的钞票，一次向该三行兑现，造成挤兑风潮。中国通商银行系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傅筱庵事前已估计到四大家族要来这一手，就乞求杜月笙与张啸林向四大家族疏通不要并吞。杜、张一口答应：“有我们撑腰，不要害怕。”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张啸林两人的圈套。杜对傅讲：“缺多少头寸，尽管向中汇银行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是应该帮的，但是还得做好充分准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傅筱庵就决定把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出让。请杜、张转达“上面”予以收购。两人一口答应，将此事汇报给孔祥熙，孔就让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宋子良出面收购了这所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连夜动工把大厦的金字掉换名称，引起外界纷传：中国通商银行连大厦也得出让了。孔祥熙又出一计，通知中央银行处处对通商银行刁难。外商银行也很势利，借口不予拆放。孔祥熙随即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

撵出通商，黯然下台，在1935年端午节前夕，傅筱庵又向中央银行要求做抵押款300万元，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送去作抵。过了端午节，傅筱庵认为难关已过，但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帐上没有头寸。”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次长徐堪家里下跪叩拜，哀求帮助，仍告无效。再加上杜月笙、张啸林两人在外边大肆宣传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的消息，存户纷纷提款。在内外交攻下，傅筱庵又去乞求杜、张两人帮助维持残局。杜、张两人只是假客气一番。此时，孔祥熙又火上加油，策划了兼并整理的策略。在此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之时，傅筱庵只好双手捧了通商银行资产负债清册交给杜、张两人维持残局，便黯然下台，脱离了中国通商银行。傅筱庵虽然下台，但给了他一个面子，改选为中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及江南铁路公司董事、上海建设银行及中国国货银行监察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董事长、外商耶松船厂的董事等职务。

在四大家族授意下，由中国通商银行董事杜月笙、张啸林“出面维持”，决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中国通商银行问题。在中央银行拨款100万元后，一场风潮才告平息。1935年6月7日上午，中国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四大家族为了勾结青红帮，就让杜月笙、张啸林两人接办通商银行，实际上是国民党给两人的一点酬劳。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啸林为副董事长，傅筱庵改任常务董事，并聘请顾诒毂为总经理，胡梅庵（以庸）为副总经理（系孔祥熙公馆派），经理李祖基（李平书之子，系胡梅庵的内弟），副经理朱美田，襄理胡远声（胡梅庵之侄）。对于旧股拆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折价，后又改按一成半，即每百元按15元折成新股计算。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另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官商总股额为400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之。除造成中国通商银行挤兑危机外，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亦相继发生挤兑，被强行纳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控制，又利用白银风潮实行了“法币制度”。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宣布施行“法币”的办法，规定把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实行白银国有。原有发行权的银行即日停止发行。市面上流通的钞票，由财政部限期以法币换回。

中国通商银行过去官气十足，行里的职员一大半都是与傅筱庵有关的至亲好友，可是有的是开行元勋，年虽古稀，却来上班。傅筱庵下台、杜月笙上台后，上面人事改组，下面各部人事亦相应有所变动。调进来的都系杜、张的徒子徒孙，甚至目不识丁的也插进来了。从此，来存款的客户不是土行，便是鸦片烟铺，或是青红帮所办的厂店。原有人事管理制度都改变了，与傅筱庵有关的人员纷纷自动退职。

支那派遣军导演下的“跳加官”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12月初，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找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苏锡文，在浦东成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第一号布告就是公开征收鸦片烟税。

1938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任命邵式军（盛宣怀的外孙）为“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在租界接收了国民党财政部税务署和江苏省税务局，接印视事。松井原想把鸦片烟税也划归给邵式军征收，但又考虑到鸦片烟税属地方税，与统税有所区别。松井不信任苏锡文，就让邵式军推荐人选。邵式军的父亲邵月如从中拉拢了盛宣怀的侄子盛幼盒，以宏济善堂出面来负责征收鸦片烟税。又找了盛宣怀的孙婿周文瑞，与周文瑞的亲家尤菊荪，及工商界的姚慕莲、尚慕姜等人，在上海外滩正金银行楼上重行组织“上海市民协会”。

傅筱庵自从被撵出中国通商银行以后，野心不死。霞飞路傅家堂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跟他往来的人大多是绅商闻人、北洋政府旧官僚。这批人都鼓动傅筱庵卷土重来，其中最起劲的就是周文瑞。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正在物色有名望的人物来当伪上海市市长。周文瑞就向松井手下的杨马林竭力推荐傅筱庵，松井一听傅是盛宣怀的心腹总管，又当过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市商会会长，一拍即合，立即派员到傅家数度联系，正中傅筱庵下怀－－这是他多年求之不得的事。傅筱庵提出伪上海市政府设在浦东来往很不方便，日方就同意不设在浦东。于是伪上海市政府就由浦东搬到江湾，恢复了“上海市市政府”的名称。松井就让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任命傅筱庵为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叛国投敌，于1938年10月16日上任接印视事。把苏锡文贬为伪上海市市政府秘书长。分别委任周文瑞、李鼎士、董光孚、王如松等充当财政、建设、地政、货物地方税等局伪局长，又委任他的心腹吴麦汀充任外交秘书。吴麦汀以前曾在中国通商银行当洋文翻译，与工部局租界当局颇有往来，又是一名商团（即工部局办的义务警察组织）负责人。从此，伪市政府的魔影就在租界上逐步显现出来了。

傅筱庵公然乘汽车在租界上往来，亲自出马与英法租界当局办交涉，并亲访英国大使寇尔、美国大使詹森、法国大使戈斯默等。并通函向租界当局提出租界上的居民户、商店一律不得悬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要改挂伪维新政府的五色旗。1938年11月4日，上海江海关大钟上的旗杆换上了五色旗。国民政府与有关各国曾订有“上海租界法院协定”。国民政府在公共租界设有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法租界设有第三分院。伪维新政府屡次派员准备接收。租界当局根据“上海租界法院协定”加以拒绝。傅筱庵向租界当局提出租界上中国法院的管辖权，国民政府的协定应撤销。并要求立即交出越界筑路的警权。此时租界上汉奸不断被人狙击：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在南京路上被人狙击(未死)，市政府的几个伪局长也被人狙击（未死），傅筱庵自己亦险些被人狙击。傅以此为借口，严令工部局取缔“恐怖分子”，并开出黑名单，命令工部局照单办理。如果工部局奉行不力，他们就直接派宪兵到租界上来捉人。傅又以此为借口—不断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妄图夺取租界的警权。

1939年3月16日，上海各团体电请国民政府向英、美、法三国大使提出抗议，并举法租界禁止市民悬挂国旗、公共租界允许日本宪兵到租界捉人为例，指出这些都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行为。可是大使馆和工部局鉴于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只求苟安一时，就一味低头，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政策。傅筱庵因此得寸进尺，不断向工部局提出抗议。

1939年4月25日，日本政府派往河内迎接汪精卫的专使影佐祯昭和犬养健陪同汪精卫由河内到海防，所乘日本“北光丸”专轮，于5月6日在上海虹口码头登陆。日本军部指定江湾重光堂为汪精卫的行馆。傅筱庵以伪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忙于迎接。

1940年，傅筱庵突然图谋夺回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中国通商银行劫去了现钞10万元，离开上海溜往香港，在香港与其它银行设立联合通讯处。又将中国通商银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多元携往香港，寄存在香港美国大通银行，同时将大部分库存现金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移存在上海美国花旗银行。另外抽出150万元现金转移到重庆，存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杜月笙离沪时，就把中国通商银行全权交给胡梅庵负责。胡梅庵害怕傅筱庵对他不利，非常恐惧，称病不出，把权移交给经理李祖基承担。李系胡梅庵的内弟。因此，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沦陷后，就由李祖基全权处理。傅筱庵任上海市伪市长以后，对杜月笙抢走他的地盘耿耿于怀，除图谋破坏中国通商银行外，还阴谋破坏中汇银行（杜月笙为该行董事长）。杜月笙得知这个阴谋活动后，就亲自出面打电报警告傅筱庵。傅接到杜的电报以后，不得不暂时作罢。傅筱庵一贯主张，有政权在手，不能不办银行，银行之利近而厚，欲以政权与银行并举。傅与周文瑞商讨，官商合办，通过上海财务官小原，与华兴商业银行洽谈，同意投资股款30%。先在苏州市设立“苏民银行”，以周文瑞为总经理，经理马乐宜。接着，又在杭州市设立“浙民银行”，董事长就让给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 （化名邵肖烯）。又在上海河南路开设“中亚银行”，董事长盛幼盒，以鸦片烟税收入作为存款再贷放出去。这三爿银行在傅筱庵的策划下，大权交给周文瑞，分布在苏、杭两地，和上海连成一气，是渗入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据点。

1940年3月29日，伪维新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起解散，接着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

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日本军部所豢养的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征收鸦片烟税的盛幼盒，一律加委，不敢撤换。

1940年1月6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英国人费利浦乘汽车回寓，被一群“黄包车夫”拦住去路，向他连开8枪，但未命中。这是汉奸特务公然以租界当局为暗杀对象的一个开端。费利浦向上海市伪市政府提出抗议，伪市长傅筱庵不得不前往“慰问”，并声言已捕获凶手三人。隔天，日本宪兵队长长林少佐、野藤少佐两人均发表谈话，否认其事。事实上，这三名凶手在新新赌场中是被赌场保镖无意捕获的。在租界，有些恐怖事件乃是日本人自己干的。有的是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干的。他们借口取缔“恐怖事件”，不断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图谋夺取租界的警权。

1940年7月14日，汪伪行政院训令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与工部局交涉，限令上海《申报》、《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的外文编辑阿乐满、鲍惠尔、高尔等7人出境。7月22日，禁止上海各商号及娱乐场所在《大美晚报》、《中美日报》、《大晚报》、《大英晚报》、《正言报》等报刊登营业广告。并禁止报贩出售上述各报。租界当局迫于形势接受了上海市伪政府提出的要求。

1940年7月27日，上海不断发生汉奸被暗杀案。汪伪政府警政部政务次长李士群称：“租界内之恐怖事件，系重庆方面之叛乱分子所为。”“纵容此种叛乱分子之肆行暴戾，则租界当局应负其咎。此事之后果加何？全在于工部局能有何种补救措施，余正在密切注视。”为上海不断发生暗杀案件，汪伪政府让傅筱庵向工部局提出抗议和警告。

1940年10月10日晚上，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在虹口官邸熟睡之际，被他最亲信的“两代义仆”朱升源用菜刀把脑袋砍了下来。当初，日本军部为傅筱庵在虹口圈子一所花园洋房作为官邸。家中仆从如云，雇有保镖23名，所有侍从均是他的亲信心腹。朱升源是炊事员，跟随他达数十年之久。傅的卧室戒备森严，层层有守卫。朱升源从何而入？头与体分离，砍死时总该有声响吧？可直到翌晨始发觉，朱升源又逃之夭夭。这对日本军部来说无疑是一个谜。日本军部在官邸附近大肆搜查，这一带的居民皆遭了殃，却敢怒而不敢言。

傅筱庵的“两代义仆”朱升源是被军统收买而下手的。傅筱庵大殓的一天，往吊者必须经过日本军部，领取颁发的临时通行证。沿途放电网，三步一岗。他被割下来的脑袋，由日本医生用针缝上，缠以白布，再放在楠木棺材里，葬于上海沪西永安公墓。

冢中枯骨获日本天皇勋章

最可笑的是，在汪精卫伪政府“开国盛典”三周年的那天，日本天皇下诏授给一批汉奸以日本勋章。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授一等瑞宝章（陈箓于1939年2月29日农历元旦来沪度岁，突有壮汉10余人，手持武器冲入其宅，将陈箓击毙）；前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曾仲鸣授二等旭日重光章（曾仲鸣于1939年3月21日死在河内高朗街27号，系军统所为）；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授二等瑞宝章……以上这些人早已成了冢中枯骨，日本天皇授给他们勋章，对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必然灭亡的命运也绝不会有任何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