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界(gōng gòng zū jiè)旧时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大城市以租借名义强迫划定的共同管理的区域。中国共有三处公共租界，分别是上海公共租界、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和芜湖公共租界。概述图中是上海公共租界标志。

上海公共租界在中国租界史上是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管理机构最庞大，发展最为充分的一个租界。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1844年，已经有英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租借了一批土地。1845年，中英会订《上海土地章程》。1846年，英租界的西界也被确定（今河南路）。

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推进到今西藏路。同年，上海地方官允许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要求，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从此中国政府失去对租界的控制。1854年7月11日，上海英法美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正式形成第一个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租界——国中之国。

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自设公董局。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统一由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管理。

1899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大规模扩展，面积扩展到33503亩（22平方千米），东面扩展至周家嘴（今平凉路军工路转角处）；北面的边界到达上海、宝山2县的交界处；西面一直扩展到静安寺。整个租界划分为中、北、东、西4个区。

在五卅运动之后，大规模越界筑路基本停止。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向外扩张的态势趋于稳定。在蒋介石主政南京十年的黄金时代，上海公共租界继续繁荣。

1937年8月13日－11月10日的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人称“上海日租界”。北区和东区的日占区遭到中国多个军团的猛烈进攻，70%地区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继续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位于区内的中国机构照常运行。这些地区又挤进了40万中国难民。

1940年，由于欧洲战事爆发，驻沪英军撤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审时度势，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改订了新的条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华的一切租界，至此从法理上存在了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宣告结束。（1943年8月，日本占领下的汪伪政权曾象征性地从日本方面“接收”上海租界）

该租界收回以后，仍是上海最繁盛的中心区。统一行政后的上海市政府就设在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55年迁往外滩原汇丰银行大楼。后来迁到位于由当年的上海跑马厅改建而成的人民广场。实际上始终没有离开原公共租界的范围。

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占领了鼓浪屿岛，直到1845年才撤军。1843年后，厦门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开辟为通商口岸，英国另在厦门本岛内港海岸获得了一块滩地兴建英租界，鼓浪屿则保持原有风貌。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台湾，为避免日本进一步觊觎厦门，清朝政府决定寻求“国际保护”，请列强“兼护厦门”[1]。

1902年1月10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丹麦、荷兰、瑞挪联盟、日本等9国驻厦门领事与清朝福建省兴泉永道台延年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2]，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3]，次年1月，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在此前后，陆续有英、美、法、德、日等13个国家先后在岛上设立领事馆。

这样，厦门地区就形成2个租界隔海对峙的局面。厦门英租界面积狭小，完全是商贸区；而鼓浪屿面积较大，形成大规模的西式住宅区。

这段时期，有很多传教士来到鼓浪屿，他们建立的学校对中国现代教育有重大影响[4]，例如：1898年，英国牧师韦玉振与夫人韦爱莉到鼓浪屿传教时创办的“怀德幼稚园”是中国第一所幼儿园（现已更名为日光幼儿园）[5]。

1930年厦门英租界被国民政府收回后，鼓浪屿公共租界就成为厦门地区唯一的租界。

1938年日军进攻厦门，大批华人避居鼓浪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鼓浪屿公共租界。

1943年1月11日，美国和英国决定放弃在中国的特殊权利。

1943年5月28日，汪精卫政权收回鼓浪屿公共租界。

1945年，鼓浪屿公共租界被国民政府正式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