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 （1857－1935）中文名字方苏雅。1857年8月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呢绒商人家庭。十五岁成为孤儿。从军参与政变失败后，改学法律。 法国驻中国龙州、云南府（昆明）领事。法国摄影家。

方苏雅（Augste Francois，1857年8月20日—1935年）1880年被省长比胡收为义子进入法国内务部、外交部。 1893年任法国外交部私人秘书。

1895年间月起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

1899年12月起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

1900年3月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

1903年9月兼任法国驻云南省代表。

1904年任满回国，同埃莲娜·马尔芒女士结婚后隐居乡间，并修建了一一座名为“小中国”的家庭。

1935年7月4日病逝。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这个法国人就是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字方苏雅)。

曾有人怀疑方苏雅穿的只是一件戏袍，但这确实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现存于巴黎人类博物馆展览)，样式与中国的很接近(从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无二)。从普通照片的角度来说这不算一个好创意，因为尽管方苏雅一向认为他的胡子能“增添威严”，但在这张照片里增添的却是喜剧性，用他的方式来说，也许是“如果在马戏团里出现准会获得疯狂的喝彩”。

1895年12月23日，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在龙州时，他认识了一名姓苏的中国朋友(苏元春)，姓苏的中国朋友按发音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方苏雅”。他从此沿用此名，还刻了一方印。

1899年12月15日，方苏雅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他喜欢摄影、游历、考察，曾游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并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还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见闻，当地的彝族和藏族，以及人背马驮茶叶、马帮等照片，写了大批日记。他游历时，准备了12只箩筐来运玻璃底片，还要用油纸粘上牛血来包装，以防雨淋湿。旅途中，他总是随身带着地理工具，如六分仪、圆规、气压计、指南针。遇上崎岖的道路，他认真作文字记录，并在纸上画路线图。他认为画图、绘地形、拍照三者互不妨碍，且还相得益彰。方苏雅喜欢中国的街道，认为那是中国人生活的舞台，穿着干净、打着太阳伞的官员，形形色色的商人、小工匠，肮脏的乞丐等都出现在这里，有时还在那里进行审判，在公共场所执行死刑、检阅军队和招摹民兵。这些，方苏雅都进行了分类拍摄。

方苏雅时代的中国，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这张方苏雅与其卫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现了这种关系。实际上，方苏雅曾从官府手中救下其前卫队长的性命，而这支官府派出的卫队也数度帮助方苏雅从民众包围中脱险。

1900年3月，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当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方苏雅以自卫为名，携四十余驮军械至昆明，被南关厘金局扣压。方苏雅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昆明民众义慎填膺，包围领事府，捣毁了部分天主教堂。这便是著名的昆明教案。方苏雅和32名法国人在云贵总督丁振铎的保护下全数撤离。撤离途中，他的车队被袭击，装在箱子中的日记和所有的玻璃底片荡然无存。所幸的是这之前，他已洗印出一些照片。 作为一个殖民外交家，方苏雅是法国殖民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所到之处与中国地方高级官吏交往很深，尤与广西提督、抗法将领苏元春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昆明教案中方苏雅轻易得到了清军的护卫，从家撤离。这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征。

1903年，昆明教案终以允许英法合办公司开发矿产、向法方赔款白银十二万两告终。

1904年滇越铁路破土动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国政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铁路修建权，以获大量的矿产资源。”方苏雅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云南。滇越铁路修建期间，大约有6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

任满回国后，他与妻子马尔芒女士到了乡间，在一座名叫“小中国”的庭院里隐居，直至1935年病逝。他没有儿女，留给夫人的是装在一个紫檀木箱里一批他收藏的中国物品和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张照片。这些照片在他回国后本应上交法国政府，但由于与政府的积怨和对中国的感情，他把这些绝版照片隐藏了下来，密不示人地一放就是大半个世纪。1985年，年事已高的马尔芒女士将这些遗物分成四类，分别赠送给四个国家博物馆。但是遵照丈夫的遗嘱，她没有把已制作出的照片和16毫米31分钟的纪录片送出去。

1989年，110幅玻璃底片制作出的照片开始了在欧洲的巡回展出，并引起轰动。根据部分照片、书信整理的画册《领事的眼光》出版了。

1997年，昆明青年殷晓俊、罗庆昌得知此事。两人还倾其所有，几度赴法，翻拍了600多幅照片，将其带回祖国。

她为何紧皱双眉(1896年)

从衣着上一望就可知，照片中的女孩决不是来自平常的人家。1896年她出自何方名门，方苏雅与他的家人是何种交情，以及她后来的身世如何现在已难考证，但方苏雅对她的特别关注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相册中不仅有她与家人的合影，又让他的侍卫官抱着她留下了这张传神之作。无疑，她的引人注目之处全在于眉眼之间深刻的愁怨之情，这与她幼小年龄之间的巨大反差产生了惊心动魄的力量。那本是一个中国人理应愤懑的年代，方苏雅镜头之下多的却是侍卫官一类低眉顺眼的形象，看来令人莫名难受。这个裹在一身富丽之中的千金小姐却不但有着与生俱来的忧郁，更以一种凌厉无畏的眼光从一角逼视着远处(根本无视她眼前的镜头)，使整幅照片骤然狭窄而且紧张，几乎要将旁边的成年男子挤出画面。这悲情，这不可名状的沧桑从何而来?又是什么主宰着她令人迷惑的内心?——是沉痛的历史，还是不祥的预感?这百年前令方苏雅惊诧的神秘精灵，今天仍让人震动。

昆明北城门(1899年)城建于明代，城上之楼叫望京楼，京就是指帝都北京。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楼(包括内城门)虽然朝北，城郭的门却朝东，代表的是龟掉(摆)尾之形。

此外，当时的北门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坟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舆家的设计不仅将城墙造得格外坚实以抵挡鬼气，还在城楼上塑有道教神像驱凶避邪。

在这老照片中有当年建设滇越铁路全过程的照片。经查证，身为总领事身份的方苏雅，到云南来的主要使命就是修铁路，而且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测量和勘测铁路的线路。方苏雅在日记中写到：每天行走四十到六十里路，走的路只能见到猴子；有时候是骑马，大部分时间是像猴子一样在攀爬悬崖峭壁，来寻找这条铁路线路。”1903年，滇越铁路正式动工。30万劳工用简陋的工具承担起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不到五百公里的铁路线耗时7年，12000名劳工献身在在这条铁路上。铁路有百分之八十是在险恶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跨越金沙江、珠江上游南盘江、红河三大水系流域，南北海拔高差超过一千九百五十米。平均三公里有一个隧道、一公里有一座桥梁；工程难度是当时世界筑路史上罕见的。后人评价说，滇越铁路代表了二十世纪初铁路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

1910年通车以后云贵高原将近百分之八十的物资交流都是通过这条铁路。

这条铁路带来了和欧洲同步的生产物资，水泥、火柴、化学品以及工业革命的一些文明的思想。其实这个铁路更多的是带来欧洲的文化，这些导致了昆明人在中国当时同等水平的城市中先人一步……

说起这批老照片，就不得不提起拍摄它们的主人公方苏雅。殷晓俊找来各种各样的资料、书籍，研究连法国人也不太了解的方苏雅其人。抹去岁月的尘埃，方苏雅像一张陈旧的底片，经过殷晓俊的“冲洗”，渐渐清晰起来。

通过殷晓俊的讲述，孔媛媛对于方苏雅也逐渐熟悉。“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的经历也很曲折。”15岁的时候，方苏雅成为一名孤儿，后来被一位省长收养，成年后的方苏雅被养父引领走上了外交道路。 1899年12月15日，方苏雅任驻云南府(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成为资本主义侵华的代言人。在中国期间，方苏雅和上司——法国驻越南总领事杜梅的关系比较紧张。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方苏雅匆匆撤离昆明，没走出多远，他的车队就被袭击，装在箱子中的日记和所有的底片荡然无存。所幸的是这之前他已洗印出一些照片。

从摄影的角度讲，方苏雅所拍的照片是让人叫绝的。那时的照相技术水平不高，曝光需要很长时间，因此等待快门按下时那面对镜头的表情是停滞的，但每张照片的构图与连续摄影的手法却让人惊叹。

尤其是经过翻拍，并被放大成宽1米、高1．4米的规格后，照片依然清晰。更值得一提的是，方苏雅拍摄的年代，摄影术发明不足50年，而玻璃底片照相器材是1885年才问世的。

方苏雅回到法国后，娶了一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年轻女孩马尔芒当妻子，还在法国修建了新房，方苏雅过起了隐居生活。1935年，方苏雅病逝，去世前，他把在中国拍摄的110幅底片、6本影集中的上千幅照片等物品，全部交给妻子马尔芒，嘱咐她要认真保管。1974年，马尔芒在去世前，将方苏雅的部分遗物(含部分照片)捐给法国巴黎的人类学博物馆等4个博物馆收藏，余下的物品(部分照片、电影胶片等)，则交给方苏雅的后人皮埃尔·赛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