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原著出版于1856年。钟书峰翻译的中文版，2019年法律出版社出版。

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政权的强烈仇恨。

托克维尔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

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作者托克维尔出身贵族，虽然是既得利益者，他在写这本书时依然用公正的心态，力求不带任何偏见，力求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

该书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法国大革命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然而大革命却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作者不仅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之外，还提出了许多引发后来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思考与探索的现象与问题。事实上，这本书写的并不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般的历史叙述史，托克维尔在全书的前言部分就清楚地讲道：“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革命爆发的原因

（1）革命的发生并非因生活的贫困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一般的思维定式确实是哪里的压迫越重，哪里出现的反抗就越激烈。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当时人们的生活并不穷苦，法国的经济即使称不上繁荣，至少也处在了发展和转机的阶段。统治阶级与下层人民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发到必须革命的程度，政治上相对开明，所以托克维尔指出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

（2）腐败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当制度“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时，统治阶级的成员自己也成为“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的一群。

首先，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

其次，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

经济繁荣却加速革命到来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作者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

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人民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

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据《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43期51页）

我们可以赞美改良，支持改革，但绝对不能非议革命，更不能告别革命。革命是变革的动力，没有革命，无论怎样开明的统治者都不会自动变革。在通往宪政的路上，革命与改良一直会处在竞赛状态。

——马勇 近代史权威、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引起）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产生这种暴力血腥运动土壤分析的反思：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让社会进步？

——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他第一个证实法国革命不仅仅是决裂、颠覆、突如其来，而且部分上是折磨旧君主制的各种倾向的发展。

——阿克顿勋爵（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

《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了革命原因的最深刻的分析。

——罗伯特·厄尔甘（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又译“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等，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出身贵族，亲历法国大革命五大时期(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早年热心参政，1848年二月革命后， 曾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并曾出任外交部长。代表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和《回忆录》等。

托克维尔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托克维尔的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于1840年，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此后15年他没有发表什么重要著作，只在从政之余思索新著的主题。

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1849年10月被路易·拿破仑解职。他也因反对1851年12月的路易·拿破仑政变而一度入狱。

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

钟书峰，法学博士，1995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200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入选国家“双千计划”人才库，曾挂职担任深圳大学教授、分管科研和研究生挂职的法学院党委副书记。代表译著西塞罗《论法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社会契约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泰戈尔《修行：生命的证悟》等经典名著以及美国《不动产》《美国财产法精解》等专业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