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外交，是指中国明朝时期的对外关系。在中外关系史和海外贸易史上，明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朝代，它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朝贡体制和贸易体制，因而也衍生出了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

明朝的对外交往活动频繁，在贸易制度的制定上，为满足经济交流的实际需要，真诚欢迎各国前来贸易。对于外来船只带来的货物，除了官府进行政府采购之外，也允许民间通过固定的集市进行交易。另一方面，明朝也主动派遣使团到邻近各国访问。东到日本、高丽，西到波斯湾、红海一带，北到蒙古大漠，南到南洋诸岛，中国的丰饶富足、强盛的国力对这些地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朝立国之后，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己任，一改元朝威服天下的政策，奉行“以德睦邻和谐周边”的外交政策，修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的外交使节奉命出使，他们跋山涉水、受尽磨难，为明朝外交的盛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其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外交使节，如永乐时期多次下西洋的郑和，五次出使西域的陈诚等等。研究明朝的外交史，外交使节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对了解明朝的对外政策以及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情况都有很大帮助。

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近现代以来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这很像西方的景况。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朱棣登基后，一面派遣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另一面派遣陈诚出使西域，帖木儿帝国的继任者沙哈鲁放弃仇华政策，派遣使者与明代通好，恢复了朱元璋时代“宗主国”的关系，但是中亚各国“反华势力”仍在活动。

郑和在永乐十八年前五下西洋，却行至印度洋就返回，原因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控制了红海流域，严禁东方船队进入。此后中亚以及西亚诸国正式承认了大明朝继元之后的“天朝”地位，但对明王朝的真实实力也存有怀疑。因此，必须要宣示大明的强大实力来震慑中亚、西亚国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阅兵则是首选。

1418年（永乐十六年），明代以陈诚为使出访中亚，随后中亚、西亚国家均组使团随中国使团回访。1419年（永乐十八年）七月，这支云集了20个中西亚国家、人数多达600人的使团抵达嘉峪关，朱棣派遣6000精锐骑兵一路护送，沿嘉峪关经明朝九边军镇“参观”。在每个军镇，都有特意派遣在明军中的蒙族、回族军官接待，介绍明朝的民族平等政策，“明朝虐待蒙古和回回人”的谣言不攻自破。而明朝“九边”强大的军事实力，也给各国使臣留下了深刻印象。

1420年（永乐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朱棣在北京皇宫接见各国使臣，诸使臣皆行叩拜礼，唯独帖木儿国使臣以“我国无此风俗”为由，坚持行鞠躬礼，朱棣却并不在意。

这次帖木儿使团的首领是帖木儿帝国宰相阿尔都沙，副使是曾跟随帖木的名将盖苏耶丁，在本国也是免跪拜礼的。外交礼仪后，朱棣安排使团先是在山东、河南、江苏“旅游观光”，游览包括山东孔庙在内的诸多名胜古迹，亲眼见识中国内地城市的富庶繁华，两个月后，各国使团接到通知，朱棣将在北京周边开始大规模的“狩猎”，邀请各国使团前往观览。

1421年（永乐十九年）三月，“狩猎”活动在北京北边的怀来正式开始，共调军队10万人，朱棣精心挑选的明代“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精锐相继表演了明军骑兵包抄、步兵突击、步骑合击等项目，从广西、云南、四川调来的“土狼兵”、白杆兵演练了步兵劲弩齐射、长枪步兵刺杀训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军容齐整”、“步调如一”、“兵甲鲜艳”，“列国使节俱惊”，尤其是明朝“神机营”的火器操练，展示的“虎威炮”、“火龙枪”（骑兵专用火枪）、安南铳（抬枪）、“一窝蜂”（火箭炮）、“火龙车”（火焰喷射器）等诸多“高科技”武器，令各国使节大开眼界。大规模的“狩猎”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阅兵结束后，朱棣在土木堡的行营接见了各国使节。这一次，帖木儿国使臣带头下跪磕头，“叩首触地”，全然不顾“我国无此风俗”。帖木儿使臣更奉承说，这次帖木儿进献的名马，正是当年帖木儿国王的父亲帖木儿生前南征北战专用的“御用坐骑”，赠送给朱棣，正是为了表达“最崇高敬意”。朱棣则手书信札托使臣转交帖木儿国王，在信中表示“愿两国臣民永享太平安乐之福”。

这次声势浩大的阅兵无疑取得了良好效果，这次“观礼”的各国使节，总数达27个国家。明朝军威之盛与睦邻友好的国策在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后中亚、西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绵延到明末，单是帖木儿帝国，终明一世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次数就有60多次。

中亚国家的典籍也记载了这次阅兵的详情，帖木儿副使盖苏耶丁在回忆录里坦言：“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死在东征的路上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使他保全了一生的英名。”

而另一个“连锁反应”是，观览阅兵的埃及使臣回国后，埃及随即解除了在红海对东方商船的禁令，而此后最后一次下西洋的郑和，也终抵红海沿岸，不但结好了红海地区国家，更实现了他作为一个穆斯林终生的愿望—— 麦加朝觐。

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使不少新鲜东西也传入中国。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万历援朝之战的爆发，利玛窦一行没能及时到达中国。后来战争中国得胜，利玛窦才能进入中国境内，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地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

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新政时在山东威海卫及浙江台州卫、广东雷州卫这分别位于南北的三个大卫所设置了协理司，主管黄海，东海片区沿海卫所的政务及商贸，外交事务。总署驻威海，主官为参议，正三品。其余两卫为正四品。因为之前卫所只设置武官指挥使，除了本省布政使司没有专管政务的部门。在崇祯初年因内乱裁撤协理司。

明朝的朝贡事务由礼部负责，礼部设于洪武元年（1368），礼部下设主客司“分掌诸藩朝贡接待给赐之事。诸蕃朝贡，辨其贡道、贡使、贡物远近多寡丰约之数，以定王若使迎送、宴劳、庐帐、食料之等，赏赉之差。凡贡必省阅之，然后登内府，有附载物货，则给值。若蕃国请嗣封，则遣颁册于其国。使还，上其风土、方物之宜，赠遗礼文之节。诸蕃有保塞功，则授敕印封之。各国使人往来，有诰敕则验诰敕，有勘籍则验勘籍，毋令阑人。土官朝贡，亦验勘籍。其返，则以镂金敕谕行之，必与铜符相比。凡审言语，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凡朝廷赐赉之典，各省土物之贡，咸掌之”。

明朝沿袭唐宋旧制，主客司不仅执掌外国的朝贡事务，也负责地方政府、周边少数民族的朝贡事务。仅就外国的朝贡而言，主客司的具体职责是：其一，“凡四夷归化人员及朝贡使客初至会同馆，主客部官随即到彼，点视正从，定其高下房舍铺陈，一切处分安妥，仍加抚绥，使知朝廷恩泽”。分清来宾的主从地位，给予不同的招待，使之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以体现朝廷恩泽。其二，“分豁正从人数，札复膳部，五日一次，照例支送酒肉茶面饮食之物”。仍按来宾的主从地位报告饮食部门，按照规定支送食物及饮品。其三，“量其来人重轻，合与茶饭者，定拟食物桌数，札复膳部照办。主客部官一员，或主席，或分左右随其高下序坐，以礼管待”。根据来人的职位高低，是否合与茶饭，然后确定食谱、桌数、陪客人员的座次。并保管明朝使臣记录的有关朝贡国风土物产等方面的资料，管理会同馆。除主客司外，礼部的仪制司和精膳司也负责一部分朝贡事务。

会同馆是明朝专门接待朝贡人员住宿的大规模驿馆，朝鲜贡使来朝一般居住在会同馆的南馆。会同馆全面负责来朝贡使的饮食起居，馆内设施齐全，有专门为贡使服务的馆夫，还配有专门的医生。除了接待朝贡人员，会同馆还负责贡物的存放与存养，并按其种类的不同，拿出具体的处理办法。《明会典》中关于朝贡通例的记载十分详细，与朝鲜进贡有关的规定如下：“凡蕃国及四夷土官，或三年一朝，或每年朝贡者，所贡之物，会同馆呈报到部，主客部官赴馆点检见数，遇有表笺，移付仪部。其方物，分豁进贡上位若干，殿下若干，开写奏本，发落人夫馆领。先具手本，关领内府勘合，依数填写及开报门单，于次日早朝照进内府，或于奉天门，或奉天殿丹陛，或华盖殿及文华殿前陈设。本部正官奏启进纳。若遇庆贺圣节、正旦，即以数目具本奏闻。物候至日，通进内府陈设交收。”进贡的马、骡到达会同馆，“即令典牧所差医兽辨验儿骒骟及毛色齿岁明白，备写手本交收，及令本官放支草料喂养，仍拨人夫管领。至期内进府，行列于丹墀东，伺候御前牵过，同手本交付御马监官收领”。进贡的虎豹禽鸟之类到达会同馆，“就令畜养之人喂养，具数奏闻送所司收领。至期进内府丹墀内陈设”。进贡的金银器皿、珍宝、缎匹之类，必须和进献之人共同查验，然后“具写奏本，仍以器皿装盛或黄袱封裹，分拨管夫一同贡献之人收馆。先期一日关填勘合，开报门单，次日早朝，进内府，于殿前丹陛等处陈设，一一交付常随内使收受”。

四夷馆和鸿胪寺也是与朝贡制度有关的管理机构。四夷馆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翻译机构，在以前的朝代虽然都有从事翻译的官职，但建立专门的机构，是从明朝开始的。

提督四夷馆设少卿一人，属正四品，掌管译书之事。成立于永乐五年（1407），负责外国朝贡使臣的翻译工作，四夷馆的官员有译字生和通事，通事最初隶属于通政使司，主要工作是通译语言文字。四夷馆初设之时，隶属翰林院，选国子监生学习翻译之事。从宣德元年（1426）开始，扩大了招选的范围，官民子弟亦可入选，然后委派官员授课，稽考课程。弘治七年（1494）为加强四夷馆的权力，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隶属太常寺。嘉靖年间裁减官员，四夷馆只留少卿一人。四夷馆的译字生，在明朝初年十分受重视，“与考者，与乡、会试额科甲一体出身。后止为杂流。其在馆者，升转皆在鸿胪寺”。

鸿胪寺掌管“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外吏朝觐，诸蕃入贡，与夫百官使臣之复命、谢恩，若见若辞者，并鸿胪引奏。岁正旦、上元、重午、重九、长至赐缎、赐宴，四月赐字扇、寿缕，十一月赐戴暖耳，陪祀毕，颁胙赐，皆赞百官行礼。司仪典陈设、引奏，外吏来朝，必先演仪于寺。司宾典外国朝贡之使，辨其等而教其拜跪仪节。鸣赞典赞仪礼。凡内赞、通赞、对赞、接赞、传赞咸职之。序班典侍班、齐班、纠仪及传赞。”职官三在明朝的朝贡活动中，鸿胪寺的主要职责是导引朝贡使臣履行朝贡礼仪。明朝对部门的职责规定比较严格，嘉靖十二年（1533）十一月，礼部提出“朝鲜国岁贡方物，例皆咨部奏进，则本国咨文正系送部文字。不知起自何时，混投鸿胪寺，寺臣辄与封进。愿以内府送部，殊乖体统。自后进贡咨文，宜先送本部”。朝鲜的进贡文件送错了部门，要及时纠正过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明朝出使官员的管理与选任，也是朝贡制度的内容之一。明朝的行人司就是这样的机构，它的职责是“专捧节、奉使之事。凡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诸蕃，征聘贤才，与夫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咸叙差焉。”行人司初设于洪武十三年（1380），属官有行人，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不久，将行人改为司正，左、右行人改为左、右司副，更设行人345人。洪武二十七年（1394）将行人司由九品衙门升为七品衙门，“以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奉使率不称职”，于是设定行人司的官员数额为40员，司正一人，正七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七品，下属行人37人，正八品，而且全部要求是进士出身。“非奉旨，不得擅遣，行人之职始重。”建文年间，行人司一度被罢，其行人隶属鸿胪寺，永乐时期又将其恢复。

在明朝的对外交往中，行人的职责是奉命对朝贡国国王进行招谕、册封和赏赐，地位十分重要，能否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朝廷赋予的使命，与明朝内政外交的成败得失有直接的关系。明朝皇帝对行人的要求十分严格。“凡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视，不可不谨。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为士矣。而等当服膺是言。若纵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作福，虐害下人，为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书，或奉命出使，或崔督庶务，所在官吏淑慝，军民休戚，一一咨询，还日以闻，庶不负尔职也。”使臣是国家形象的代表，是代表国家出使，必须小心谨慎，注意形象。明朝不仅规定了严格的制度，而且对于执行者的形象也十分注意。有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没有认真执行的人员，制度也就等于一纸空文。明朝的行人虽然品级不高，但在出使藩国时，时常充当正使。永乐中期以后，多由其他衙门的官员充当正使，而以行人为副使。正统年间正式规定以给事中为正使，行人为副使。以后的行人出使，皆援此例。

行人除了捧节奉使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而且这项职责与朝鲜有直接的关系。当朝鲜贡使返回时，明朝要派遣行人伴送出境。这一奏议是兵部右侍郎马文升提出来的，他认为：朝鲜使臣来京朝贡，“军民人等辄以弓材、箭镞与凡铁器私相贸易，诚非中国之利。乞下所司禁约，且以行人带领，通事伴送，沿途防禁之”。这一奏议后来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其宗旨是防止贡使在返回途中的违禁行为。明朝作为宗主国，虽然对属国朝鲜的朝贡政策十分宽松，贡使往来频繁，不遵守贡期，但在明朝统治者的心理上对朝鲜还是有防范的。作为大国，可以不在乎小国进献多少物产，不可以不在乎小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以及有可能发生的对边防的威胁。

朝鲜向明朝的朝贡是明朝藩属国中次数最为频繁的，从高丽时期，这样的朝贡就已经开始了。高丽向明朝的朝贡始于洪武二年（1369）八月甲子，“高丽国王王颛遣其礼部尚书洪尚载等奉表贺即位，请封爵且贡方物，中宫及皇太子皆有献，赐尚载以下罗绮有差”。接着在九月丙午，高丽国王又“遣其总部尚书成惟得、千牛卫大将军金甲雨上表贡方物谢恩，并贺天寿圣节，中宫及皇太子皆有献”。十二月甲戌，高丽国王再“遣其臣张子温等，上表谢封爵并贺明年正旦， 贡方物， 中 宫东宫 皆有献”。这是高丽最初对明朝的几次朝贡，有贺即位、贺天寿圣节、谢封爵并贺明年正旦等。洪武三年（1370）八月庚申，高丽派遣官员“上表谢赐冕服，贡方物并纳无所授金印”。接受明朝的冠服，并把元朝授予他们的金印上缴明朝，表明对明朝的臣服。

洪武二十五年（1392）闰十二月，高丽王朝由李氏朝鲜取代。李氏朝鲜建立以后，更是奉行对明朝“事大以诚”的外交政策，保持两国历代的朝贡关系。明朝与李朝之间的交往远远超过高丽，使节之间的往来情由主要有：颁诏、封典、告哀、进贺（登极、尊号、尊谥、册立、贺正、冬至、圣节、千秋节）等。朝贡使臣奉使来朝，所携带的物品有贡品和附进物品两种。贡品是由贡使代表其国王献给明朝皇帝的，明朝皇帝则对其大加赏赐。

会同馆是开市贸易的场所，“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俱主客司出给告示，欲馆门首张挂，禁戢收买史书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段匹，并一应违禁器物。各铺行人等将物入馆，两平交易。染作布绢等项，立限交还。如赊买及故意拖延，骗勒夷人久候不得起程，并私相交易者，问罪，仍于馆前枷号一个月。若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人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通行守边官员，不许将曾经违犯夷人起送赴京。”在诸多的朝贡国中，朝鲜享有非常特殊的待遇，与朝鲜对明朝“事大以诚”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弘治年间，为了加强对朝贡使臣的行动和交易的管理，曾一度取消了朝鲜、琉球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引起了两国使臣的不满。提督会同馆礼部主事刘纲上奏：“旧例，各处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惟朝鲜、琉球二国使臣则听其出外贸易，不在五日之数。近者，刑部等衙门奏行新例，乃一概革去，二者使臣颇觖望。又旧例，夷人领赏之后，告欲贸易，听铺行人等持货入馆开市五日，两平交易；而新例凡遇夷人开市，令宛平、大兴二县委官选送铺户入馆，铺户、夷人两不相投，其所卖者，多非夷人所欲之物。乞俱仍旧为便。”请求仍然按照原来的规定执行。“又新例，外夷到馆，凡事有违错，不分轻重，辄参问提督主事及通事伴送人等。且主事在馆，提督不过总其大纲，与通事伴送专职者不同。今一体参问，情既无辜，且不足以示体统于四夷，乞量为处分。”礼部议定“外吏到馆，如有杀人重事，乃参问提督官；其余事情，止参问通事、伴送人等”。明孝宗准奏。

市舶司，全称是市舶提举司，最初是在吴元年设立的，地点在太仓黄渡，由于离明朝当时的都城南京太近，改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嘉靖元年（1522），由于倭寇事宜，将宁波、泉州的市舶司撤消，只留广州一个市舶司。市舶司有提举一人，从五品官，副提举二人，从六品官。下设吏目一人，从九品官。市舶司的职责是“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由于朝鲜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一般是由陆路入境，中朝之间的贸易活动很少经过市舶司，多于会同馆进行。

洪武初年，明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后，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往来。朝鲜谨守事大之礼，每逢明朝节庆日，皆遣使奉表朝贺，贡献方物。朝鲜向明朝所贡的方物，分为“常贡”与“别贡”。“常贡”，通常每年正旦、万寿节、千秋节、冬至四次。而“别贡”，为临时性的，进贡时间与所贡物品不固定，完全取决于明室需要或皇帝本人嗜好等。明前期，明廷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对中朝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明朝时期的中朝朝贡制度不仅内容完善，而且影响深远，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由于明朝初年中朝两国的朝贡关系即得以确立，朝鲜对明朝的朝贡十分频繁对明朝而言，朝鲜是所有朝贡国中最为顺服的，来朝次数频繁也表示他们对明朝的臣服是心悦诚服的，他们真正做到了“以诚事大”。尊明朝为大，这正是明朝制定朝贡制度，招谕四方的根本宗旨。

中朝朝贡制度的确立与完善，给朝鲜带来的政治方面的影响是李朝在政治经济制度的制定上基本上借鉴了明朝的制度。中央机构原以都评议司为最高评议机构，门下省为最高执行机构，后将都评议司改为议政府，门下省并于议政府，领议政、左议政、右议政三员合议，是为三公。一般政务由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分别掌管。地方行政机构初设五道，后改为八道，并仿中国的行台、分台设暗行御史，考察地方政情。在法律方面，《经国大典》作为李朝的法制根本，是由周制和明制折中而成，后经多次修改，形成《吏典》、《户典》、《礼典》、《兵典》、《刑典》、《工典》等六典。李朝的刑法也以明律为准。李朝初期的兵制设置是三军十卫，后改为五卫，下设部、统、旅、队、伍等。李朝的币制是永乐二十一年（朝鲜世宗五年，1423）确立的，以唐开元钱为准，积十钱重一两，称作“朝鲜通宝”。李朝的最高教育机构成均馆，下设五部学堂，后改为四部，地方设乡学。先入书堂学汉文，然后入乡学，攻读数年，第一次应试合格者为生员进士，取得进入成均馆学习的资格，经文科考试及第者，可获取高级官位。从朝鲜政治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明朝对朝鲜的影响既全面又深入。

由于朝贡，朝鲜使臣频繁往来中国，接触了底蕴深厚的中华汉文化，作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随着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贸易活动不断地传人朝鲜，使儒家思想在朝鲜社会生根开花，并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对儒家文化的需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儒家思想的不断传人。明朝初年，高丽就请求派高丽子弟进入国学读书，其结果如何，史书缺载，但朝鲜对明朝国学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却完全照搬回去，自己培养了大批儒学知识分子和掌握儒学思想的官僚，对朝鲜的统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儒学之风的盛行，对儒学书籍的需求便大大增加，这是明朝皇帝在给予朝鲜使臣回赐中多有书籍的真正原因。洪武三年（1370），高丽使臣回国，带回去朱元璋赐给高丽国王的物品，除国王冠服、王后冠服、陪臣冠服以外，就是六经、四书、通鉴、汉书等儒学典籍。宣德八年（1433）十二月，朝鲜使臣回国复命，带回明朝皇帝给朝鲜国王的敕书：“览奏欲遣子弟诣北京国学或辽东乡学读书，具见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修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恩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锡（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明朝皇帝的赠赐，固然是儒学书籍的重要来源，但并不能满足朝鲜对此之需求，大量的儒学典籍还是通过贸易的渠道获得的。贡使前往明朝，除朝贡任务以外，请求明朝皇帝赐予典籍是另一重要任务，贡使的随从同样也肩负购书任务，由于他们的身份低微，行动比贡使本人自由，他们主要是从民间获得朝鲜所需要的文化典籍。朝鲜李朝世宗曾给前去明朝朝贡的贡使及从人开列了这样一份购书清单：“一、太宗皇帝撰四书五经大全久矣，本国初不得闻，逮庚子岁受赐，乃知朝廷所撰书史类此者实多，但未到本国耳。须详问以来，可买则买。一、理学则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无余蕴矣；史学则后人所撰，考之赅博，故必过前人。如有本国所无，有益学者，则买之。纲目、书法、国语，亦可买来。凡买书必买两件，以备脱落。一、北京若有大全版本，则措办纸墨，可似印与否，并问之。一、曩者传云以撰《永乐大传》（《永乐大典》），简帙甚多，未即刊行，今已刊行与否，及书中所该，亦并细问。一、本国铸字用蜡功颇多，后改铸字四隅平正，其铸字体制二样矣。中朝铸字字体印出施为，备细访问。”从书籍到印书的方法都在朝鲜使臣的访问范畴之内，反映朝鲜对中国文化的渴望与热爱，正是因为朝鲜对儒学的大力引进以及近乎崇拜的学习，极大地提高了朝鲜社会的文化素质。对于朝鲜君臣而言，明朝的书都是他们生活之必需。

明朝时期中朝朝贡制度的完善，使中朝关系的发展十分稳定，二者之间的宗藩关系成为东亚地区宗藩关系的典范，中朝关系的稳定发展，为朝鲜提供了稳定发展的条件。对朝鲜（高丽），朱元璋说得很清楚：“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朕视高丽不啻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明确表明中国将朝鲜列为“不征”国之首，势必会遵守诺言，给朝鲜统治者一颗大大的定心丸，他们只要保证以诚事大的态度对待明朝，明朝也必将以朝鲜为关系密切的藩属国，两国相安无事，对两国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明朝建国初期的理念就是如此，在明朝时期也一直维持了两国间的这种宗藩关系的稳定。明朝以大国的宽容对待朝鲜，朝鲜也以小国的至诚对待明朝，二者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发展着。后金政权建立以后，切断了明朝与朝鲜的往来，明朝中朝朝贡关系至此中断。

朝鲜

明兴之初，恰逢高丽末期。辛禑十四年（1388年），辛禑王派遣大将李成桂、崔莹等人率军攻辽阳（卷一三七），反对中国收复辽东失地。在攻辽东途中，李成桂多次冒死上谏，请求国王回师，均未获准。于是，李成桂果断拒绝王命，说服高丽官兵撤军还师。这一合乎民意的举动，使李成桂威望猛增，权力渐居群臣之首。掌握高丽大权的李成桂，于1392年建立李氏朝鲜，是为李朝太祖。李朝伊始，便积极主动地对明朝奉行“事大保国”的外交政策，与明朝建立了稳定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的典范。

朝鲜，是明朝的主要朝贡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明朝与李朝之间的朝贡十分频繁，明廷对中朝朝贡事务的管理制度是比较完善的，无论是接待朝鲜国王、使臣，还是派往朝鲜的使臣，都有严格的规定。

参见：帖木儿帝国

明朝时期，中亚地区主要有撒马尔罕、哈烈等国家。明朝在政治上积极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方针，增进了解与信任，发展友谊；并积极调解邻国之间的冲突，赢得了中亚国家的友谊。在经济上采取互通有无、厚往薄来的方针，发展官方贸易，鼓励商人往来，扩大了中西文化交流；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明朝在中亚国家的影响。

参见：郑和下西洋、明成祖经营南海

参见：郑和下西洋

参见：郑和下西洋

参见：郑和下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