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莱·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英语：Nikolay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俄语：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1839-1888年)，俄罗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探险家和旅行家。

从1870年开始他一生中4次到中国西部探险，初衷是为了抵达西藏的拉萨，然而始终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但他却在新疆走完了前无古人的路程。他的兴趣主要在记录动植物和地理考察。除“罗布泊位置之争”，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理结构就是由他标注在中亚地图上的。

普氏野马是他发现的，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他名字命名的还有普氏小羚羊，在新疆已到了濒危的境地。

他的中亚探险受殖民主义影响较深，因此他常会把地图上未官方命名的地方用本国地名来称呼。这些地名一个也没被后世所认可。

19世纪后半期，俄国军人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中国西北塔里木盆地的探险，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

从1870～1885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携带助手和几个哥萨克兵士，先后4次在蒙古、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青海各地探险。当时，这些地方并不对外开放。在欧洲人心目中，它们仍然是那样神秘莫测。

1870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始了第一次探险。他从靠近蒙古边境的俄国城市恰克图出发，经过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来到中国北京，目睹了紫禁城的雄伟壮丽。

离开北京后他往北抵达呼伦湖。他被呼伦湖的美丽倾倒，为呼伦湖绘制了一幅全景图。然后他再上路拐往南行，来到包头。不久，他又穿过鄂尔多斯高原，往西南进发，考察了青海湖。

美丽的青海湖堪称鸟的天堂。这里是大雁、天鹅、丹顶鹤等鸟类的栖息地。鸟鸣不绝于耳，鸟蛋随处可捡。这种情景，真让“业余生物学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流连忘返。他恨不得自己也成为青海湖的一只鸟，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

离开青海湖后，普尔热瓦尔斯基继续往南，深入柴达木盆地，登上了巴颜喀拉山脉，成为向黄河和长江上游挺进的欧洲第一人。他原想去拉萨，但是经费用完了，更重要的是时令已进入冬季，青藏高原早已大雪封山。普尔热瓦斯基只得中途而返，越过大戈壁，仍回到出发地恰克图。归来不久，他将这次探险经过整理编写成著名游记《蒙古，党项人的国家，以及北西藏的荒漠之地》。游记的出版即刻引起欧洲的轰动，很快被全文或者节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字，并一版再版。普尔热瓦尔斯基也就在一夜之间成了欧洲的名人。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二次探险是在1876～1877年间。时间不长，行程也只有4000多公里，然而这是一次有重大地理发现的学术探险。 他从伊宁出发，沿伊犁河谷地前行，沿途满目苍翠，杨柳依依。他跨越了天山山脉，又从库尔勒涉过塔里木河，发现了喀喇布朗和喀喇库什两个湖泊。湖水很浅，有的地方都已底朝天。野生动物很多，有好些连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位颇有造诣的业余生物学家也叫不出名来。普尔热瓦尔斯基躺在苇草上稍事休息，脑子却转个不停。探险家的敏感使他沉思：这是不是神秘的罗布泊？

于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回俄国后宣称他找到了罗布泊。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出，地理学界大哗。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说的罗布泊的位置，与地图上标示的罗布泊相距400公里，当时地理学界权威、德国的利希特赫芬对他的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指责。后来的考察使学术界的意见趋于一致：两人都没错，原因是罗布泊是一个频频变迁的湖泊，其位置受流入湖内水量的多寡的影响。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三、第四次探险，目标都是西藏。第三次，他深入西藏腹地，到达离拉萨只有270公里的地方，遭到当地驻军的阻止。神奇的“日光城”在他的心目中，就像绚丽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即。第四次他来到了西藏东北部，然后回国。

在第三次探险中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西藏发现并猎获了野马。俄国的生物学家惊喜地发现，这种野马是‘世界上一切野马之母”。他们欢呼普尔热瓦尔斯基找到它们是“了不起的探险发现”。俄国沙皇亲自将这种野马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马”。

普尔热瓦尔斯基（以下简称普氏）是中国边疆探险的先驱，他对中国新疆西藏地区的探险成就令世人难以匹敌。普氏是俄国人，1839年生，1888年卒，病殁于第五次中亚考察的途中，享年49岁。

从1867-1888年的二十一年期间，普氏有11年完全是在中国探险，先后完成了对远东乌苏里地区探险、蒙古青海探险、罗布泊探险、西藏探险以及黄河源头探险等五次。在21世纪初，以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到达上述任何地区都可说轻而易举，连火车都开到了拉萨，但是在普氏生活的19世纪，如果不是透过文字，我们已很难想象考察的艰难与险阻。

勇敢和无畏一直是探险家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想做探险家，必须得有亡命徒的气概，否则像一介文弱书生那样只会呆在古籍里，终成不了大器。1872年在前往青海湖的途中，7人组成的考察队在山口遇到了近百名全副武装的匪徒，向导劝告考察队赶快走回头路，但是考察队下定决心要么穿过去，要么战死。普氏说，“我们的处境很危险，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土匪的怯懦上。”考察队坚持前行，土匪果然退却。1879-80年的西藏探险，普氏坚信他能抵达拉萨，他说，“如果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得万无一失的话，那我们什么时候也到不了青海，到不了罗布泊，甚至也到不了柴达木。在我们这样的旅行当中，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要毫不犹豫地往前闯。”普氏经历的对生存的考验，若非亲自体验，光靠一支笔肯定写不出来。

之所以说普氏是无与伦比的探险家，就是普氏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探险事业，他甚至连女人都不要，一直单身直至辞世。普氏说，“我要重新奔向荒漠，在那里，有绝对的自由和我热爱的事业，在那里比结婚住在华丽的殿堂里要幸福一百倍。”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是普氏毕生的追求，他说，“我已不习惯彼得堡的生活，在荒漠里有自由，而在这里过的是镀了金的奴隶生活，我也永远不会习惯这种人为的文明生活，确切点说，这种丑陋的生活。”一个人若想作出超逾常人的成就，恐怕真得牺牲太多的东西。

普氏探险中国的时代，正值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和远在非洲传播福音的李文斯顿不同，普氏的探险目的很单纯，就是为沙俄政府服务，普氏的所有考察报告都成为后来俄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文献来源，而且普氏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侵略目的。在考察新疆巴音布鲁克时，普氏在给沙皇政府的报告中建议，“俄国边界从那拉岭移到达兰达坂，以便在强占伊犁外，再将大小两个巴音布鲁克确定为我国领土。”

因为侵略的目的明显，尽管打着科学考察的旗号，还是掩饰不住普氏那种白人的高傲和对中国人的蔑视。1879年在去西藏探险途中，普氏曾表露过，“我从多年中亚旅行的经验中得出一条实际的信念：在这野蛮的地区，在当地的野蛮居民中间，囊中有钱，手中有枪，善于用这两样东西对土著采取命令态度，这正是一个旅行家事业成功的必要保证。” 考察队前往拉萨的途中，藏人坚决不为俄国人做向导，普氏遇到两个蒙古人，蒙古人也不愿意向导，普氏便命令他们随行，逼迫他们谁要逃跑，就开枪杀了他，蒙古人被迫告诉了普氏去往柴达木盆地的路。在考察长江源时，普氏考察队与果洛部落人发生冲突，发生两小时枪战，结果普氏一方武器先进，打死了40藏民。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肆杀戮，这是普氏的罪行。

在我看来，普氏这个人尤其复杂，身上鲜明地兼具天使和魔鬼的双重本性。为了猎取荣誉，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包括大开杀戒，既杀人也杀动物。

新疆野马奔驰迅速，普通马根本没法追得上，据说当初成吉思汗征服西方的时候胯下坐骑正是驯化过的野马。考察队猎获野马的过程尤其令人心痛，他们用四匹马追逐，不停地更换马匹，不给小马驹喘息之机，在换第四匹马的时候，一匹刚生下来三个小时的马驹还是落到后面，母马飞起后蹄令考察队员的顿河马当场毙命，后面追来的考察队员一齐扫射，母马倒地，小马驹不认识枪弹，只认识母亲的身体，折回母亲身边，考察队员先后在小马后腿上放了两枪，马驹跪倒在母马跟前，交颈相磨。母马被制成了标本，从此轰动西方，因为这是世界上仅存的野马种类，新疆野马从此被称为普氏野马。普氏野马的名字被传到欧洲以后，殖民者开始疯狂地来新疆捕猎野马，以至于后来原生野马的彻底消亡。

但同时，种种重大发现都令普氏名垂学术史。普氏亲历阿尔金山，纠正了欧洲地图上的错误，因为当时欧洲的地图上根本就没有阿尔金山，欧洲人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阿尔金山。普氏是第一个深入青藏高原中心的欧洲人，普氏的旅行不仅仅满足于地理学考察，他搜集到702张兽皮，爬行和两栖动物1200种，鱼类75种，鸟类50余种5000多只，普氏采集的标本汇编成三卷本科学巨著《哺乳动物纲》，《鸟纲》和《冷血脊椎动物纲》；普氏还搜集到1700种共计15000株植物标本，他把所有新种都绘成了图画。普氏在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博物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公认。普氏的这些工作对后来中国西部地区的研究逐渐地表现出巨大的意义，而且越来越重要，因为普氏曾经记录并标本的有些物种如今已完全消失。

如今可可西里高原上仍旧跑动着普氏原羚，以普氏命名的物种还有许多。普氏对罗布泊的研究引发了后世的大讨论，对新疆虎的描述也激起后人的兴趣，普氏的许多探险工作都是开拓性的。

没有人喜欢自己的国家被外族侵略或者占有，当阅读到普氏考察队枪杀藏民的时候，真怨恨沿途的中国人还都对他们那么热情，觉得早就应该干掉他们。可是对于普氏这样令人望尘莫及的探险家博学家，又无论如何也不能杀掉他。

1888年10月20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病倒在伊塞克湖畔，高烧中他呻吟到，“好啦，这回我要躺下了……，我死以后，一定要把我埋在伊塞克湖畔水波打不到的地方，墓碑上只需简单地写上‘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沙皇下令，伊塞克湖畔小城卡拉克尔改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