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云祥，汉族，1881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于1937年逝世，清华学校第5任校长，教育家。

曹云祥（1881－1937年），男，汉族，字庆五。浙江嘉兴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1921年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

1924年5月至1928年1月任清华学校校长。

曹云祥担任清华学校校长5年多，实现了将清华由一个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报请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将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设17个系。这是清华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清华的教育和学术独立向前跨了一大步。1925年，曹云祥宣布组建“大学部”，招收清华历史上第一批大学本科生。他要求大学部创建中文系、社会学系、政治系、物理系，为清华升格正式大学，打好地基。

1926年，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腾出手来，创办中文系，兼系主任。吴宓清楚地知道，同在他掌控之中的国学院和中文系，一个大师显赫，一个声名微弱，彼此星月悬殊。不过，他还是聘用28岁的朱自清为教授，造就了一颗明星。

同时他主持办起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延致通儒，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沟通，大大提高了清华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1925年7月，清华大学设立国学门，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在开学典礼的致辞时感叹：“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他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当时许多国学研究实体与人物的共同想法。

值得关注的是，开学那天，梁启超作了题为《旧日书院之情形》的学术演讲。当时的国学人物提出“融会中外，博通古今”的口号，在充分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前提下，重铸学术与教育之魂。从宏观战略的高度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学术对重建中华文化与中华之魂的意义，足可以为今人所借鉴。随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从事国学研究的实体，取得了一批令世人瞩目的优秀成果。

国学在当时的兴旺，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反思的过程中形成的必然产物，也是文化自觉意识的呈现。遗憾的是，在现有的学科体系内，没有国学的一席之地，没有专门的国学学位，从而直接制约了国学专门人才的培养，这是极不应当的。像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教育资源的国度，国学教育理所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时北大国学研究所、清华国学研究院，都为了“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研讨整理国故”，招聘具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研究教授。蔡元培、曹云祥两位校长考虑之中的对象，起初仅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叶德辉（公审处决）、罗振玉、王国维等几位大学者，即使像吴宓、李济这样卓有成就的学者，也未被聘任“研究导师”（才学出众的李济仅受聘为讲师），可见规格之高、标准之严。

1923年10月10日清华学校举行国庆大会，特邀担任清华国学讲师的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为题，对民国前十余年的乱象大加挞伐，并将其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乃至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捣乱不知合作，须负一大部分责任。当时就读于清华学校的王造时，正好是这次讲座的千余名听众之一。对于梁启超的这种批评，王造时并不能接受。王造时强捺怒火回到宿舍后挥笔写就一篇题为《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

梁启超获悉此文后以及作者的身份后，气急败坏，紧急约见清华校长曹云祥，以辞去清华国学讲座相要挟，要求处理王造时。曹云祥无奈，只得把王造时找去严加训斥，并要他写悔过书，并由他陪同向梁启超请罪，否则便要以侮辱师长的罪名将王造时开除。这次交涉并无成效，曹云祥还是要王造时考虑他提出的办法，即当面向梁启超悔过请罪。几天后曹云祥再次为此事找王造时。这第二次交涉亦无成效，王造时辞别曹云祥后暗自思忖，觉得自己很冤枉，于是和几位同学商量后，决定向曹云祥校长讨回公道。

两三天之后，曹云祥第三次为此事约见王造时。王造时再次重申，他对于这件事始终不认为有错，始终不承认是侮辱师长。此事清华学校并未进一步深究，曹云祥提议的委员会公断的方案也未曾实施，到此也就不了了之了。王造时推断，“我想必定时梁曹两位先生宽大为怀饶我那时年轻。”

曹云祥在清华做了六年的校长（1922年4月—1927年底），是清华学校时期所有校长中任职较久的一个（最久的是梅贻琦）。在任职期间，他为清华的发展做了努力如：大学部的正式成立，国学院的兴起，教授治校制度初具雏形等等。可是由于这时清华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清华早期的毕业生陆续回校任教者日渐增多。这些留美回来的学生们大多不满清华的落后状态，以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主张相号召，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而曹云祥尽管任用了清华第二批留美学生张彭春为教务长，并支持“少壮派”对清华的改革，却仍然是不学无术，官气十足，而且在行政部门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在清华内部就形成了“少壮派”和校长曹云祥及其亲信的保守派势力相对抗的局面。

1926年6月，教务长张彭春因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而辞职，从而引发了所谓“挽张去恶”的风潮。在少壮派教授们的支持下，学生们在校内游行请愿，高呼“打倒清华恶势力”，“改造清华”等口号，当面要求“与清华前途发展有妨碍者三人辞职”。被要求辞职的三人，便是曹云祥安排的亲信，时任清华机要部主任，斋务处主任和大学专门科筹备主任，当时被清华学生称之谓“清华三恶”。

这一风潮发生以后，清华校内就展开了改造清华的运动，留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们要求按照美国大学的机制来改造清华，反对少数行政寡头治校，曹云祥被迫接受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但是，随后不久，少壮派教师就利用教授会迫使曹云祥辞职。

曹云祥被赶走后，1928年初，外交部派严鹤龄再度代理清华校长。不及3个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派保定军警执法处处长温应星担任清华校长。又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势力伸入北京，北洋军阀倒台，清华学校的最后一任校长也就此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