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文书》，李柏书于晋咸和三年（328）。纸本墨迹。1908—1909年日本西本愿寺探检队在楼兰发掘。现存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此书共有三件：一件为残纸，疑为初稿；另一件为9行，用墨丰润，为二稿；再一件为12行，墨色枯，全用笔尖写，为三稿。

《李柏文书》是前凉唯一有史书可证的重要人物的文书遗迹，李柏是前凉时西域长史，文书为李柏于公元328年从海头--罗布淖尔湖畔给焉耆王等几个国王发出信函而留的草稿，是前凉简牍资料中最为集中、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书资料。《李柏文书》之一长23厘米，宽27厘米，《李柏文书》之二长23厘米，宽39厘米。文书的书法有笔画带有隶书的笔意，但已显露出东晋流行的行书风貌。因此，文书的出土，对研究行书发展的历史具有很高参考价值。

从公元220年开始，魏、晋王朝一统内地，继承了东汉遗制，依然保持着对西域的统治。焉耆以西虽然出现了小邦分立的局面，新疆东部地区由于有大量汉军垦区存在，仍然处于中央王朝的有效治理之下。魏、晋在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凉州（今武威）设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其管辖范围包括全部河西地区和西域部分地区。护羌校尉权限很大，其职权主要是兼总西域事务，号令西部诸边裔民族，包括号令西域诸侯。下设西域长史驻节楼兰，保护丝路交通，迎送来往使者，主持本地区的屯田。两汉时期的西域城邦之国，至魏、晋之时已分属六大政权，其中且末、小宛、精绝并入楼兰，并改名鄯善；戎卢、扜弥、渠勒、皮山以及曾为汉军屯驻中心的轮台、乌垒并入于阗，以上为丝路南道两大国。尉犁、危须、山国并入焉耆；姑墨、温宿、尉头并入龟兹；莎车、竭石、渠沙、捐毒、休循等并入疏勒，是为丝路中道三大国，原来迁入天山北麓的车师后国等山北六国并入车师前部，以车师为名。

前凉继承晋代遗制，在楼兰设置西域长史府，在高昌设置戊己校尉。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戊己校尉赵贞叛，自署高昌郡太守，意图分裂割据称雄，独霸一方。晋咸和三年五月，西域长史李柏请求出击赵贞，反为所败，得到张骏宽恕，免予死罪。不久，张骏亲自征讨高昌，大获全胜，生擒赵贞，并于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在高昌设郡，是为中原汉人在高昌正式设郡之始。咸康元年（公元335年），李柏第二次出任西域长史。“李柏文书”是李柏在出击赵贞之前致书给焉耆国王龙的书信稿，意在善言问候，表示关心与尊重，先取得焉耆王对讨逆的支持，庶免腹背受敌之虞。

这三件文书虽是同日写就，但是由于所写时的心理状况、思路的不同，所表现出宋的意趣也稍有不同。从第一件残纸和第二件看，均属初稿，书风大体相同，用墨都很饱满。临文把笔，边想边思，姿态平和，风神沉静。纵横之笔，基本上采用尖锋顺笔入纸法，故起笔尖圆，中截微丰，收笔圆润，如第三行”恒不去心，今奉台使宋西。”句。所使用的毛笔，大体与《平复帖》相同，笔腰甚为圆健，故只要直按而下,顺势行笔，无须藏锋，起行自圆。捺法大都易用点法或折法，前者如“史”、“今”、“奉”、“大”等字；后者如“迥”、“足”、“遣”、“通”；心字大都采用点法，如“心”、“息”、“意”，但第二笔较长，有上挑之势，此乃未脱尽隶法的缘故。转折虽方圆兼备，但颇不自然，却与汉简中的折法一致。总的来说，其书风与羲之早期书《姨母帖》较为接近，都是介于隶行之间的书体形弍。但第三件同前二件的书风相差很大，不仅用笔大有所异，结体也不都相同，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此三件文书句法大都同似，文字又不多，几次改稿后，对文中的内容和句法已熟记心中，故一旦下笔，几乎达到了不假思索的程度。匆匆写来，笔势与书势也就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即所谓“翰逸神飞”；其二，当书者写到第二稿时。墨已不多，他也无心再去磨墨，就用仅有的那么一点残墨一口气写来，这便造成了满纸飞白的特点，没想到反而使作品显得神采飞扬，古拙老辣，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这不是任何人有了上述条件就能达到的，只有当书者的书艺达到了熟而又熟、心手双畅的程度，这种潜意识的发挥才能达到最佳境界；书者的用笔技能并不十分丰富，而是他严守着古老的顺笔中锋的原则，笔笔能中，笔笔能压住纸，中截入纸最深，故锋能留得住，不使轻滑。也正是这一点，尽管其运笔甚枯，但笔画的中心线上墨色最深，而两边墨虚似有口子，这是书法中最难得的笔法，意味也最深。

1909年2月橘瑞超根据斯文·赫定提交的地理坐标，很快找到了楼兰故城遗址，成为了继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之后第三个进入楼兰故城的外国人。在楼兰故城，橘瑞超找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

那是橘瑞超到达楼兰后的第五天，他命令民工几乎翻遍了斯文·赫定挖掘过的每一个角落，除了找到几枚木简和一些丝织品、麻鞋和一个陶灯外，没有任何重大的发现。清晨，他沐浴大漠长风，遥望东方日出，双手合十，默默祷告说：“愿佛祖和天照大神保佑!助我完成大谷法主寄予厚望的‘决胜楼兰’伟业。”祷告后，他再一次走进佛塔以西曾经是西域长史官衙的“三间房”。望着这三间东西长不过13米、土块垒砌的土房，作为夹条的红柳枝从外涂草泥的墙体中伸了出来，皮色如新，这些历经千年风沙的红柳枝条似乎想告诉他什么秘密。难道这三间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土房，就是1901年因出土120枚木简、36张纸文书而刮起斯文·赫定旋风的台风眼？难道这就是那个斯坦因为了挑战赫定，于1906年又在此挖出了大量汉文、佉卢文木简与纸文书的世界探险考古角斗台？橘瑞超凭着对明治天皇与大谷伯爵至死不渝的忠诚，带着他“一夜成名”的急切愿望，第五次走进这三间土房，细心搜索着隔墙中的每一处异常。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他发现在一堵土坯墙下面离地面约十厘米的地方，有一道宽不过两指的缝隙。橘瑞超怦然心动，他捡起地上的一段干树枝，伸进了很深的缝隙，在一阵紧张的探索性搅动之后，一个揉皱的纸团随着抽出的干树枝滚了出来，他赶紧拾起纸团，小心地摊开一看，随后大声惊叫起来：“天皇万岁！感谢佛祖降福！”

释文：

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顿首。别□□□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苻大往相闻通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

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柏顿首顿首。阔久不知问，常怀思想，不知亲相念便见忘也。诏家见遣，来慰劳诸国。此月二日来到海头，未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俱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不知到未。今遣使苻大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

《李柏文书》的出土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反响，但随之而来出响了一个到目前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在哪里。

1909年3～4月间，橘瑞超由焉耆、库尔勒南下，穿过孔雀河与塔里木河的汇合点，于3月上旬进入罗布泊荒原，并在楼兰一带进行了挖掘，获得了《李柏文书》。当时橘瑞超还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并未受过考古训练，他所获得包括《李柏文书》在内的许多文物当时并未做详细记录，而其本人的日记又失于火灾，因而《李柏文书》出于何处遗址，即成为历史悬案。1909年4月13日，橘瑞超离开罗布泊之后，他将《李柏文书》等文物交由同行者野村荣三郎运回日本，自己则赴英国伦敦。在伦敦橘瑞超会见了斯坦因，并向斯坦因出示了《李柏文书》的照片。他们两人都认为此组文书应出自楼兰LA古城。1914年日本刊行的《西域考古图谱》及1937年刊行的《新西域记》都以野村荣三郎所说《李柏文书》出自孔雀河岸的一个废墟中的说法加以解说。对此，身在日本的橘瑞超并未发表不同意见。1914年王国维在编著《流沙坠简》时又针对《李柏文书》中出现的“海头”地名进行了考释，他认为《李柏文书》的出土地在楼兰“海头”城，因而指出楼兰与海头是两个不同的古城。LA城应为海头而不是楼兰古城。1959年5月当《李柏文书》出土50周年纪念之际，日本学者森鹿三会见了橘瑞超，询问了斯坦因所说《李柏文书》出土于LA城的由来，橘瑞超提供了一张他记忆中当时出土文书地点的照片。森鹿三根据橘瑞超提供的照片资料与斯坦因1914年2月在罗布泊荒原发现的LK城图片相对照，认为两者是一致的，由此认为《李柏文书》出土于LK古城。森鹿三的论文《李柏文书的出土地》发表在《龙谷史坛》第45期，并在同年出版的《书道全集》第三卷《西域出土的文书》一文中再次提出了他的观点并附有橘瑞超提供的出土地实景图片。由此，引发了关于《李柏文书》出土地以及楼兰城的位置等问题的争议，诸多学者如一雄和片山章雄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然而，1968年橘瑞超又清楚地告诉金子民雄，谓《李柏文书》是在楼兰佛塔附近发现的。《李柏文书》究竟是在何地发现的？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应在LK古城，孟凡人和余太山等先生则认为应出自楼兰古城，也就是LA古城。同时孟凡人先生还引征冯承钧先生在《鄯善事辑》一文的观点认为楼兰LA古城即为海头城。 两汉以后，书写规范而美观的汉字逐已成为一种社会的风尚。书法艺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楼兰虽处西域边陲，然自汉武帝之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大批汉人西迁至此，自然将汉文化传播于该地区，其中亦包括中国书法艺术。前述黄文弼在土垠遗址所发现之西汉简牍即是物证。

《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李柏文书》中所出现的李柏其人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由于《李柏文书》在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因而国内外学界对此文书十分重视。

两汉以后，书写规范而美观的汉字逐已成为一种社会的风尚。书法艺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楼兰虽处西域边陲，然自汉武帝之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大批汉人西迁至此，自然将汉文化传播于该地区，其中亦包括中国书法艺术。前述黄文弼在土垠遗址所发现之西汉简牍即是物证。文献所载汉晋时期曾在敦煌和楼兰地区活动过的书法家或善书者有傅介子、陈汤、班超、徐干、班固、张芝、张昶、赵袭、索靖等，而敦煌与楼兰无论行政隶属关系或交通之联系都是极为密切的，敦煌地区聚集了一批书法家，并形成了风格鲜明的书法流派，敦煌书法曾影响了内地书法的发展，它也必然会直接对楼兰书法产生影响，而楼兰佛教艺术亦有可能影响了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关系应该是存在的。楼兰的书法遗存皆为墨书真迹，并出现了如李柏、张济、马厉、宋政等一批造诣极高的书法家，其书法风格纷呈，形式多样，但整体上却蕴含着一种鲜明而统一的地域特征。楼兰书法与西北地区所发现的同时期的书法，如敦煌书法、吐鲁番书法以及北凉书法等形成了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艺术流派，它传承着中国书法的基本规范，但又绝少刻板、因袭的程式化桎梏，并洋溢着率真、恣肆和写意的神韵，体现了楼兰书法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质。

对于《李柏文书》的年代学研究，离不开对文书内容的分析。前面提到“李柏请击叛将赵贞”而“为贞所败”之后，险被诛之。因张骏“善政”，李柏免于死罪，此后李柏之下落文献无载，即便尚在军中任职，亦不可能继任西域长史。然文书起首便自署“西域长史李柏”，尚显无丢官夺爵之迹。而李柏书写此信目的乃是“慰劳诸国”，慰劳的对象是焉耆王龙熙，慰劳的原因与欲讨“逆贼赵”有关。“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海头”，可能是李柏自凉州商议击赵贞事后返海头。文中所谓“北虏”，据王国维考证：“北虏者，匈奴遗种，后汉以来，常在伊吾车师间。晋时此地已为鲜卑所据，谓之北虏者，用汉时语也。”焉耆“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严参事不是西域长史属吏，而是凉州官员，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或是自凉州与李柏分手后绕道北虏至焉耆。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或是“四月十五日共发”北虏，五月二日回到楼兰的李柏猜测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想是到（焉耆）也”。故李柏书信遣使，慰劳通消息。从书信残稿“逆贼赵”等文字来看，李柏给焉耆王写信是与击赵贞事有关。迫于形势，李柏急于在击赵之前得知北虏和焉耆方面的消息。赵贞为西晋戊己校尉，驻军高昌，西晋亡后，西域长史李柏归顺于张氏政权，而赵贞不附于骏。《晋书》载：“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孟凡人考证此事发生的时间应在咸和二年（327）秋至年底之间，并推断《李柏文书》似应写于325年5月7日。

《李柏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质行书和草书作品的发现，实质上也对中国传统书法史学中所谓“南帖北碑”说提出了质疑。楼兰出土的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魏晋时期纸本墨迹，以其经典的“帖学”范式证实了中国“帖学”书法产生的多元性，即“帖学”书法之产生不仅仅局限于江南一带，西北地区无疑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作为“帖学”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出现以前，所谓“帖学”风格的书法早已成熟于凉州及楼兰地区。王羲之所崇拜的书圣之一即是敦煌人张芝，而王羲之生活的年代，也正是《李柏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文书出现的时代。如前所述《李柏文书》书写时间有诸种说法，综合各家所说，其书写年代在325～346年之间，这是无疑的。而有关王羲之的生卒年代，由于《晋书》为唐人所修，其《王羲之传》中仅记“卒年五十九”，而未指出生卒年月，相关文献又较为缺乏，因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但各家所说的年代基本在303～379年间。那么李柏与王羲之当为同时代之人，而李柏生卒年月或略早于王羲之。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推断：从《李柏文书》及楼兰前凉时期文书书法来看，东晋时期北方行草书法已有了极大的发展，处于一个极其成熟的阶段。从传为王羲之的作品来看，其书法尤其是行草书法，在结构、用笔、章法甚至文辞章句上，大都可以在《李柏文书》及楼兰文书中找到极为近似的实证来。这一方面证实了在王羲之时代或稍早时期内，中国南北各地即已普遍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行草书体，而早于王羲之的诸多北方书法风格及样式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王羲之的书法产生影响。因而，王羲之书法及其“帖学”的产生并非偶然现象。更何况王羲之未有一件真迹传世，今人所见所谓王羲之书法大多为后人摹本，我们不排除许多摹本的可靠性，但也有些作品却是后人假托或伪造的。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学界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进一步推测，所谓中国书法之“南帖北碑”之说当有偏颇之嫌，至少从目前的考古实证来看敦煌和楼兰地区当属中国帖学的发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