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颐黎，1935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1963年-1964年在钱学森教授指导下进修星际航行技术。从事火箭、卫星和载人飞船系统的设计与研究工作五十余载，历任工程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神舟号飞船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兼应急救生系统主任设计师。
有《
载人航天器技术》《
航天器进入与返回技术》《巡天神舟--揭秘载人航天器》《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研究与多用途飞船概念文集（1986年-1991年）》《航天器返回与进入的轨道设计》《遨游天宫：载人航天器》。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
政府特殊津贴，1985年--2004年，先后获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十项，2004年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同时获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突出贡献奖。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钱老是在1956年，那时候我还在北大上学，学校邀请钱学森先生去做报告，就是那次报告让我认识了钱先生，同时也就是因为那次报告我选定了自己力学的学习方向，也就有了后来几十年从事的研究。”说到自己与钱老的第一次碰面，李颐黎仍是一脸兴奋。1963 年开始，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和
褚桂柏四人开始跟随钱学森先生学习和研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钱先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对待人才的态度。一方面他尽可能多的为年轻的大学生们讲课，另一方面想利用研究生的方式传授自己的知识，李颐黎先生说：“虽然当时还没有研究生这样的说法，但从形式来看是类似的，这样我们四个人就有机会追随在钱先生左右。但其实钱先生招我们到他身边并不是为了留下我们，而是希望我们能在今后回到各自单位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时候钱学森每周会抽半天时间，把这四个年轻人召集在一起探讨问题。至今李颐黎仍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形：“他当时身上担子很重，但每周总会留出半天来给我们四个，一般是2到3个半小时不等，哪天有时间就会让秘书提前通知我们，然后在办公室等着我们过去，询问我们这周研究工作的进展，同时布置下周的新任务。”李先生说。
而除了每周例行的半天见面之外，钱老对青年人的教育方式也很独特。李颐黎说：“他总是让我们尽可能多的接触科技的最前沿。比如在1963年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关注
阿波罗登月的情况，要知道登月是1969年才实施，而早在这之前6年，他就已经开始让我们留意了，同时他要求我们关注美苏第一颗卫星发射的情况，这样我们就了解了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另外他特意把我们安排住在国防科技信息中心，方便我们查阅各种资料，同时专门指派了一个同志帮我们收集资料，扩大我们的视野。”另外钱老还督促年轻人拓展知识面，“我们几个基本都是学力学出身，对其他方面并不是太在行”李老说到这笑了起来，但是钱老告诉他们说航天需要的是综合知识，只懂力学是不够的，“他用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去给大学生教授他的《
星际航行概论》。当时我们还都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面对高年级的大学生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钱老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们压担子，督促我们拓宽知识面，因为这里面除了力学知识外还包括了发动机技术、制导技术等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
领域，在教青年学生的同时我们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李颐黎先生还表示：“此外钱学森还让我们广泛的接触中国实际，到中科院的其他研究所考察，带我们去看火箭试车，最大限度的接触实际。后来还让我们做星际航行委员会的技术秘书，参与制定中国星际航行发展规划，使我们有机会接触更多学科。不过在参加星际航行座谈会上我们四个还被钱先生‘批评’了。”说到这次批评李颐黎先生反而笑了，他说那是钱学森先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批评他们。“当时一个生物学教授在座谈会上发言，钱先生让我们四个提问题，因为不熟悉情况对生物学的专业也不了解，我们谁都没说话。会后钱老让当时上海机电研究院的副
院长转告我们‘怎么都这么不敢说话呢？’”他没有当面批评吗？当记者询问李先生的时候，他说钱老平时很和蔼总是笑眯眯的，对他们这些学生也是和和气气，从来没有严厉过，这次也没有当面对四个人提出意见而是间接的转告，不过这还是让四个人放开胆子提问了。
钱先生不仅专注尖端航天研究，同时也很关注科普工作，还曾指导四个弟子为杂志写
科普文章。李颐黎老人对一件事记忆犹新，他说：“有一天我们拿着写好的科普文章去找他，他看后说‘你们不要只说
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总长是88米，还要说它竖起来有18层楼房那么高。这样没见过
土星5号的人也大约能知道它的高度了。
推进剂呢，不要只写是2200吨，人家没概念，你们还要说用解放牌卡车运时，要用550辆解放牌卡车才能装这么多的推进剂。
2009年11月4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缅怀钱学森先生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作为钱学森先生四弟子之一，李颐黎先生也出席了座谈会，新浪网对他进行了专访。回忆起恩师的音容笑貌依然感慨良深，钱先生指导青年学生的认真态度至今令他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