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鹤年(1895-1969)，原名李传龄，又名李茂三，泰安县东向村(今肥城市边院镇东向村)人。早期中共党员之一，职业革命者。

李鹤年(1895-1969)，原名李传龄，又名李茂三，泰安县东向村(今肥城市边院镇东向村)人。早期中共党员之一，职业革命者。

李鹤年出身贫苦农民家庭， 早年入武校学艺，16岁辍学务农。他兄弟5人，靠租种十几亩薄田勉强糊口，后以微资做本钱开馍馍铺，赚取薄利，以补家用。

1916年春，李鹤年家境日艰，为寻生路，只身到淄博当煤矿工人。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旧政府招募华工输往欧洲，李鹤年应募去法国当华工。到法国后，在铁路做工2年， 后干收尸、修坟等杂役。其间，他结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郭隆真、赵士炎(后为中共旅欧总支书记)等人。在交往中，李鹤年渐渐懂得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建立新中国的道理，萌发革命的要求。他经常拿工资资助中国留学生和生活拮据的华工工友，在旅法华工中享有较高威信。当时，法国当局歧视和迫害华工，华工的工作条件差、工资少，生活水平低下。法国当局对华工的歧视和迫害，激起了华工的反抗，多次举行罢工斗争。面对觉醒的中国工人，法国当局采取两面手法，表面答应华工提出的条件，暗地里却秘密对罢工华工领袖进行迫害。在险恶的环境面前，李鹤年没有退缩， 1921年前后，他和留法学生先后领导了3次罢工，并取得胜利。后为躲避法国当局的迫害，他潜至里昂，在留法学生卢永秋的帮助下，改名李鹤年，领取中国领事馆的护照。此后，他一直在里昂附近的一家工厂做工，并担负华工工会里昂分会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培养下， 他进一步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6月， 旅欧党组织派李鹤年、罗觉、陈乔年等人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5月，国内工人运动高涨，急需干部，他和陈乔年提前被派回国。他们乔装到达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被派到北方区委工作。后又和赵士炎、袁达时等去开滦煤矿领导工人运动。在赵各庄、马家沟、唐庄等矿区发动煤矿工人起来进行斗争，成立矿工工会，公开悬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并组织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开滦煤矿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一次，李鹤年等领导人正在召开工人领袖会议，军阀李景林派军警包围了会场，袁达时当即被捕，李鹤年在工人的掩护下，化妆逃往唐山。在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阮章荣处，与赵士炎研究决定，返回矿区秘密联络工人，再次发动罢工，以营救被捕的同志。三天后，他们的活动被敌人察觉，受通缉。李鹤年被迫去北京，后转张家口隐蔽。是年10月，党组织让他改扮成华侨商人回到家乡，待机开展革命工作。

李鹤年回到家乡后，仍与赵士炎保持联系。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在东向镇中心开办了“平民饭店”。当时这一带土匪活动猖獗，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威胁，李鹤年以此为由，办起了“义武团”，自任团长，准备以此为基础开展党的地下武装斗争。1926年，赵士炎在上海被捕牺牲，李鹤年一度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7年夏，李鹤年任东向小学校董，他以学校为基顾，团结进步教员，开办夜校，进行平民教育。7月，建立中共东向支部，李鹤年任书记。8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在东向建立了中共泰安县委，李鹤年任组织委员。

1933年7月， 临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临时省委遭破坏。12月，原泰安中心县委书记曹福广叛变，带领捕共队来泰安，李鹤年等22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他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始终未暴露党的机密。国民党泰安县长周百煌暴跳如雷， 将李鹤年判刑5年，送往山东第一监狱关押。在狱中，他团结战友，进行三次反虐待绝食斗争，均取得了胜利。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将他释放。

回到家乡后，李鹤年不顾虚弱的身体，立即投入到抗日宣传，发动武装起义的活动中。他和武冠英一起，联络共产党员，动员进步青年，筹借一批枪支弹药。数月间，在东向、武家、柳林一带，建立起一支50余人、40多支枪的抗日游击队。1938年1月，举行泰西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游击队编入自卫团第五大队，李鹤年负责五大队的后勤供应工作。

1938年5月，中共泰安(西) 县委成立后，为适应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需要，选派干部建立各区区委和区公所。5月下旬，泰安(西) 九区(东向)区委、区公所建立，李鹤年任副区长。1941年7月，日伪军加紧对泰肥山区“扫荡”，泰西形势严峻，泰安(西)县将所辖5个区，划为10个区，李鹤年任五区区长。

1942年，泰安(西)县委书记邹靖国叛变，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李鹤年置生死于度外，深入敌人营垒做分化瓦解工作，并利用敌内部予盾，除掉了两个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汉奸。12月18日夜，李鹤年正在于老庄家庙召开乡、村长会议，被一叛徒带领日伪军包围。他临危不惧，对敌人大声喝道：“我是区长，会是我召集的，与这些人无关，我跟你们走! ”日伪军抓住李鹤年，如获到宝，将他押往泰安日军宪兵队，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党的机密。敌人先是软化利诱，一无所获，随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各种酷刑，他被拆磨得臂断、腰伤、腿残，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宁死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将他关进木笼，长期折磨。后经县委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多方疏通，以“只能在家，不准外出”为条件出狱。在家中，他受到敌人严密监视，没有活动自由，但他仍然借机了解敌情，做分化瓦解敌伪的工作。

1945年10月，李鹤年病体稍见恢复，即长途跋涉到冀鲁豫一专署报到，请求工作。组织上分配他在磨面坊工作， 翌年2月，又调他筹建聊城专署铁工厂，担任经理。他带领工人自力更生，收集废旧铁器打造农具。一次拆卸旧炸弹，他怕出危险，让其他同志躲开，自己拆卸，手被炸伤。工厂建设初具规模，他又主动提出让年轻有为的同志担任经理，自告奋勇担任了营业股股长。

1952年5月， 党组织为了照顾他，将他调往北京，初拟任华北妇联处级干部，征求意见时，他向党组织表示：“自己年老体弱，很难负此重责，不能为了照顾我而耽误党的工作。”党组织接受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总务科副科长。1966年因病离休。 “文革”中，李鹤年被污蔑为“叛徒”，家庭受株连，他积忧成疾，于1969年12月病逝。

国家机关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 对李鹤年的历史进行了复查落实。1986年7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李鹤年党籍问题的批示中指出：“李鹤年同志是我党早期的老党员，为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1987年9月8日，李鹤年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