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及第进士参加吏部的关试后，要进行许多次的宴集，这许多次的宴集总称“关宴”，杏园探花宴是其中的重要活动之一。 进士发榜后，新科进士在杏园初次聚会，称为探花宴。杏园宴中的探花游戏，是由大家推选两名年轻英俊的进士充当探花使，由他们骑马遍游曲江附近乃至长安各大名园，去寻觅新鲜的名花，并采摘回来供大家欣赏。

杏园探花：唐代及第进士参加吏部的关试后，要进行许多次的宴集，这许多次的宴集总称“关宴”，杏园探花宴是其中的重要活动之一。

进士发榜后，新科进士在杏园初次聚会，称为探花宴。杏园宴中的探花游戏，是由大家推选两名年轻英俊的进士充当探花使，由他们骑马遍游曲江附近乃至长安各大名园，去寻觅新鲜的名花，并采摘回来供大家欣赏。

一直以来，学界对杏园探花宴宴集过程的论述，或不够详尽，或认为新科进士中除了两名探花使外，其他人是不去采花的，他们只是在杏园等待探花使者的归来，观赏采来的奇花异葩。

也有学者认为“探花宴”的探花活动是全体及第进士的活动，它的本质是带有狂欢性的赏花活动。“探花使”的设置是为了增加这一活动的趣味性、娱乐性。

它的过程是由杏园出发，两位“少俊…探花使”先行，其他及第进士紧随其后，驱马竞奔，遍游长安名园，所到之处，折得名贵花卉，最后返回杏园，检点所折花卉，若有比“探花使”早折回者，“探花使”即受罚，同时开宴狂欢，不醉无归。

1. 看花。 唐 皮日休 《春雨》诗：“野客正闲移竹远，幽人多病探花稀。” 宋 陆游 《初春探花有作》诗：“流落天涯何足道，年年常策探花功。”

2. 犹采花。喻寻求女子的爱情。 明 陆采 《怀香记·掾房订约》：“前日 春英 到寓所来说，小姐垂盼小生，要求相会。我想潭府深沉，难展探花之手。”

3. 宋 以后称科举考试中殿试一甲第三名。本于 唐 的探花使。 宋 吴自牧 《梦粱录·士人赴殿试唱名》：“伺候上御 文德殿 临轩唱名，进呈三魁试卷，天颜亲覩三魁，排定名姓资次……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参阅 清 赵翼 《陔馀丛考·状元榜眼探花》。

历代科考制度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阶段。生员(秀才)每3年一次到省城参加会考,叫作乡试，录取者称举人,第一名为解元。各地举人们在隔年春天齐聚京城礼部参加会试,录取者称进士,第一名为会元。

同年，天子亲自在殿上出题考试，称为殿试或廷试，会试录取的进士分三等：一甲取三人，即所谓状元、榜眼和探花，另有二、三甲若干人。

科考之初隋炀帝时，进士第一名便有了状元的名号，又称“魁甲”。早期参加考试的士子，经由各州贡送到京城，在应试前需递送“投状”，与今日考试报填个人资料类似。考试结束后，最高成绩者放在全部投状最前面，称为状头，也叫状元。

到宋代，因为公布进士榜时，状元的姓名居上端正中，而二、三名分列左右，如同人体两只眼睛，所以称作榜眼。在宋代，榜眼是一甲二、三名的合称。直到南宋后期，榜眼才成为第二名的专名，第三名进士则改称为探花。

探花一词始自唐代。新科进士放榜后，由朝廷组织一场庆祝宴会，地点就在长安的曲江，名为“杏园宴”。时值三月，春花烂漫，宴会前在今科进士中选年少俊美者乘马采花，以助喜庆，称为“探花郎”，与科考名次无关。 　直到南宋末，为了区分一甲的二三名，探花才渐渐地成了第三名的专称。因此，状元、榜眼、探花作为“三鼎甲”的合称，形成于南宋。

公元七世纪的中国隋朝时，皇帝为了选用有才能的人管理国家，建立了科举制度，也就是通过分科考试去选用官吏的制度。到了唐朝，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普通文人也可以和官员一样，参加不同科目的考试，走上做官的道路。

在唐朝，科举考试由下而上，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级，层层选拔，最后由皇帝进行面试，分授官职。文人们所追求、羡慕的就是进士，考中了进士，就有希望做大官，因此进士科也最难考，常常一百个人当中只录取一二十个人，许多人考了一辈子也不成功；也有的到五十多岁才考中，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唐朝的进士科考试设在国都长安，也就是西安。每年一月考试，二月公布各科录取考生的名单和名次。春暖花开的时候，皇帝就在曲江园林举行盛大的宴会，赏赐那些新考中的进士。

曲江园林在长安城东南角，这里有一个弯弯曲曲的大池塘，池塘的周围有漂亮的花园，以及著名的慈恩寺、大雁塔、小雁塔等景观。皇帝、大臣和贵族们经常到这里游玩，许多文人、学者也喜欢到这里来饮酒作诗。

在皇帝举行的曲江宴会上，进士们把装了酒的杯子放在曲江水面上，酒杯随水而流，流到谁的面前停下来，谁就拿起杯子饮酒作诗，同时，还要请两位最年轻英俊的进士去花园里采摘名贵的花草，分给各位进士佩戴。人们把这次宴会叫“探花宴”，采花的人叫“探花使者”。

有一年，曲江宴会结束后，进士们纷纷到慈恩寺游玩，当他们来到大雁塔下面的时候，一个进士心血来潮，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下面的石壁上，这个做法以后就形成了一种习俗，凡是新进士曲江宴会后，都要来到慈恩寺大雁塔，选派一位书法漂亮的进士，把大家的名字题在石碑上。以后谁当上了将、相，就把他黑色的名字改为红色的。

唐朝知识分子把参加曲江探花宴和雁塔题名看作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和其他十六个人一起考中进士，他是其中最年轻的，当时才二十七岁，他曾经非常得意地在诗中写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如今，在西安大雁塔下面的碑石上，还可以看到古代进士的题名。

唐朝的科举制度，使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了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机会，提高了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水平。但是，随着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换，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科举制度变得越来越腐败，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的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都离不开儒家经典著作，而且文章都有固定的格式和一套死板的规定，科举考试越来越流于形式。

清朝的文学家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腐败及对读书人的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