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现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

《儒林外史》从元末明初写起（“楔子”），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幽榜”），前后历时约二百四十八年。正文从第二回开始，故事发生在明代成化末年，上距“楔子”约一百二十年；结束于第五十五回“四客”故事，此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下距“幽榜”二十一年。前后历经一个朝代的兴衰。

元朝末年浙江诸暨农家子弟王冕自学成才后，因不愿相与知县时仁和乡绅危素，避走山东济南卖画为生。半年后，黄河决堤，百姓流离，王冕乃回到故乡。不久，母亲病死。又隔了一年，天下大乱。吴王平方国珍，特去访问王冕，向他求教平天下之策。

数年后，吴王建国大明，礼部议定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由此，王冕预知“一代文人有厄”，乃及时避居会稽山中。

到了成化末年，山东兖州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中办学堂，夏总甲推荐周进来教馆。周进为一老童生，先后受到秀才梅玖的嘲弄和举人王惠的白眼，感到无限屈辱。一年后又失却馆地，更是满腹怨嗟。随姊丈金有余去省城为商人记帐时去贡院游览，见到号板，怨愤至极，一头攮去，不省人事。后得商人资助捐监应试，先后中了举人、进士，做了御史，点了广东学道。他在主试南海、番禺两县童生时，识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入学。

不久，范进又考取举人，但却喜极而疯，为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打醒。范母也因喜极而亡。在乡绅张静斋劝说之下，范进乃与他去房师、高要知县汤奉处打秋风。二人正在候见汤知县时，当地乡绅贡生严大位又前来识。严贡生因横行乡里，被告到县里。不料汤知县居然准了状，严贡生不得不避走省城。县里差人找到他的老弟监生严大育。严监生胆小怕事，找两位舅爷虞生王德、王仁来了结乃兄官司。不久，严监生妻王氏病重，又花了大量银子打点两位舅爷才将妾赵氏扶正，接着王氏病故。婚丧两事一共花了四五千两银子，严监生十分肉痛，气恼交加，宿疾发作，以致一病不起。此后，赵姨娘唯一的儿子又夭折，严贡生乃乘机谋夺乃弟家产，大兴讼事。

此时，周进已升任国子监司业，他识拔的弟子范进也被钦点山东学道。范进赴任之日，周进乃以当年在薛家集教馆时的学生荀玫相托。荀玫与王惠同榜中了进士。不料荀玫母死，正值朝廷考选科、道，王惠劝他谋求夺情，被驳回后返乡守制。王惠赴南昌知府任，与前任太守蘧佑之子蘧景玉办理交接。后又升任南赣道，正遇宁王谋反，王惠降顺。宁王被擒，王惠匆匆逃走至浙江乌镇时，遇到蘧景玉之子蘧公孙。公孙赠他二百两银子，他则将一只枕箱交于公孙。公孙从枕箱中发现一本《高青邱集诗话》，乃以自己“补辑”名义刻印出来，从此被人视为少年名士，湖州娄琫、娄瓒宴请鲁编修，鲁编修在席上见到蘧公孙，乃将女儿许与公孙。

不久，鲁编修与蘧佑先后病故，公孙做名士之心也有所收敛，结识了在文海楼选文的马纯上。此时，家人宦成拐带丫头双红出逃，被捉回后，在差人唆使下，以“钦犯”王惠的枕箱为要挟，扬言要首告蘧公孙，幸得马纯上用全部束修赎回枕箱，方才了结此案；马纯上则离开嘉兴去杭州书坊文瀚楼。

马纯上游西湖，接济了拆字少年匡超人。匡超人返乡后又得知县李本瑛的识拔，入学成了秀才。不料，李本瑛被诬告，匡超人在潘保正指引下，前往杭州投靠他的房分兄弟潘三。从此，匡超人又结识了西湖名士景兰江、赵雪、支剑峰、浦墨卿，簇拥着胡三公子游西湖、做诗会，潘三则劝说他不必相与这些人，并且指使他假造文书，替人代考。因此，匡超人也积攒了不少银两，娶了差人郑老爹之女为妻。

李本英瑛案情昭雪后升任给事中，派人来寻他，此时潘三已被拿。匡超人得到李本英书信，就将妻子送往乐清乡下，只身前往京城。在原配郑氏病死，正遂他的心愿。取定了结又乘船北上，在船上遇到冯琢庵、牛布衣。船到扬州，冯、匡二人换船北上，牛布衣却搭江船到了芜湖，寄寓在甘露庵中，不料却患病不起，老和尚为他经营后事。

住在附近的少年牛浦郎，一日晚间来庵中借着灯光读书，老和尚准备将牛布衣诗稿给他看，他却等不及，先行偷了出来。不久老和尚入京，他索性假冒牛布衣招摇行骗，新补知县董瑛慕名来拜，匆匆一叙而别。

从此，牛浦郎学得一身势利，与岳家卜氏兄弟相处不谐，乃去安东县投靠董瑛。路上遇着牛玉圃，两人认作祖孙。牛玉圃带着他去扬州盐商万雪斋家。牛浦郎因跌入水塘，受到牛玉圃的冷遇，正好他从子午宫道士处听到万雪斋的出身，就故意诱使牛玉圃当众说了出来，因而被万雪斋辞遇。牛玉圃方知上当，将牛浦郎痛打一顿，丢在河岸上。牛浦郎得到过路的黄客人搭救，同去安东，又被黄客人招赘为婿。董瑛此时即将升任，乃向接任的向鼎交代，请他关照牛浦郎。不料真牛布衣妻子寻夫而来，告到县里。

向知县因断了这一无头官司，被人向按察司参处，却被按察司门下戏子鲍文卿怜才解救。不久，鲍文卿又回南京重操旧业，向知县升任安庆府，路过南京，近文卿，邀其父子来衙门相会，赠送其银两，又为其子廷玺娶妻。不久，向鼎升任福建汀漳道，文卿则返回南京，病重而死，廷玺不得义母欢心，去苏州寻兄，而乃兄又亡故；再去扬州，投靠季苇萧，从此结识了扬州一班名士如辛东之、金寓刘、来霞士等；回到南京后又投靠到杜慎卿门下。杜慎卿邀了南京城里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戏子，高会莫愁湖。事后，鲍廷玺向他求助，杜慎卿却介绍他去天长自己的族弟少卿处。

杜少卿为人豪爽，极重孝道，但不会理家，家人王胡子伙同张铁臂等人讹骗其财产，鲍廷玺也趁机索讨一百多两银子而去。不久，少卿家产将尽，听从老管家娄焕文的劝告，移家南京，得识各地齐集南京的名士。少卿与娘子同游清凉山，自由自在地生活。未曾料到巡抚大人将他荐举博学鸿词科，他不得不去安庆致谢并面辞，李大人不允所请。归来后，李大人又遣人来催促，少卿乃装病辞去。

此时，迟衡山正倡议修祭泰伯祠，杜少卿、庄绍光等人极表赞同，共襄盛举，并推定南京国子监博士虞育德任主祭。经过多时准备，选定四月初一举行祭祠大典，四处齐集南京的名士、选家都参与盛会，南京的民众也挨挤着来看。

祭祠以后，与会的人又都星散，此时寻父二十年的的郭孝子又来南京，以杜少为首的南京名士并不因他是王惠之子而冷落他，赞扬其孝行，赞助其银两，帮他前往陕、川寻父。到了成都府外的庵里，王惠却坚决不认其子。

不久，王惠病死。郭孝子背着骨骸返乡。途中遇到萧云仙，劝说他去效力朝廷，乃父也要云仙去平少保处投军。在平少保帐下，云仙率兵收复青枫城后，筑城垣、修水利、垦田地、兴学堂。后去应天府任江淮卫守备，因此结识了虞育德等南京的大名士。过江时，他在扬州码头又邂逅曾在青枫城教书的沈大年。沈大年正送其女琼枝去扬州宋为富家完婚。岂知宋为富乃以讨妾对待，琼枝乃只身逃往南京，写扇作诗，为人刺绣谋生。江都县差人前来缉拿时，她正向杜少卿娘子诉说自己遭遇，她终被押入江都。

在船上，有一汉子也去扬州。那汉子刚到家，汤镇台的侄子汤六老爷就来厮混，又勾引汤镇台两个儿子汤由、汤实到妓院来吃酒。汤由、汤实乡试落第后去父亲任所镇远府，正值苗民作乱，汤奏平了乱，却被降三级调用。父子三人一齐回到家乡。汤镇台请余特教导其子，余特不就，而去无为州秋风。不料私和人命事发，因关文中误写“贡生余持”，乃为其弟余持蒙混，胡涂了结官司。

余特又去南京，得与杜少卿等时贤聚首，但不久虞育德远赴浙江，余特又回到五河，被虞华轩请去教育儿子，旋又被选为徽州府学训导。老秀才王蕴来拜老师，余特很看重他。王蕴曾鼓励三女儿殉夫，后又觉伤心，乃去游南京。在南京由邓质夫陪着去泰伯祠凭吊，但未见到南京一班名人。

不久，武书回到南京，正欲去回拜邓质夫，却被高翰林请去作客。客人是万中书，但却是冒充的中书。东窗事发，幸得凤四老爹相助，秦中书出了银子，才捐了一个真中书。风四老爹送万中书回浙江，顺便向杭州朋友陈正公讨回欠馈做回南京的盘缠，但陈正公则被毛二胡子骗去了银两，风四老爹出面为他讨回银两就返回南京，去回秦中书的话。秦中书却与陈四老爷在妓女聘娘处鬼混。

不久，秦中书进京补缺，陈四老爷又往福建寻表兄徐九公子去了。聘娘被虔婆所逼，剃度为尼。陈和甫的儿子也做了和尚，却与同是测字的丁诗争闹不休。此时，在南京市井中倒出现了几个奇人：写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与前此出现的名士并不相同。

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

吴敬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雍正七年（1729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

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

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

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

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周进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有一回，他和姐夫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号板上，晕了过去。醒来以后，他满心悲怆无法排解，索性嚎啕大哭，满地打滚。

这一幕被几个商人见到了，他们出于怜悯，凑钱帮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捐了个监生。周进欣喜不已，向他们叩头谢恩。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范进时年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家中穷困不堪，他腊月还穿着单衣，冻得他直打哆嗦，广东虽然气候温暖，但腊月时节温度也不高。

周进见到他，便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惨状，在惺惺相惜之下，将他录取为秀才，后来又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严致和即严监生，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凛生，凛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凛生、凛生选入国子学成为监生，而且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或直接出钱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监或者例监。

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他最被人熟知的桥段莫过于临死前那两根放不下去的手指了，几个侄儿以及奶妈怎么也猜不中严监生到底说的是什么，而赵氏一语道破，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经考选等方式进入设于京师的国子学以后就称为贡生。这类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严贡生也是因为自己是个贡生而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入监者一般要求“学行端庄，文理悠长”，但是在作者笔下的严贡生却恰恰相反，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

严贡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四回中，范进在服丧期被张静斋劝说一同前去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刚到高要县坐定准备喝些茶水，严贡生便进来搭讪，当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见汤知县时，便开始称自己与汤知县是老相熟，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小说在匡超人的行为描写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表现质朴孝顺的匡超人，二是表现泯灭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动、小说最初对匡超人的行为描写是表现他纯朴孝顺的一面。

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

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社会给他这样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沈琼枝是教书先生沈大年的女儿，遵父命嫁给盐商宋为富为妻。但到了盐商宋为富府上之后，才知道是一场骗局，盐商宋为富原来是娶沈琼枝为妾。

琼枝父状告宋为富，宋重金贿赂知县，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琼枝带着金银细软独自去往南京，开始了她新的独立生活。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辛辣的笔触对社会现状和儒士命运进行批判揭露的讽刺小说。

小说形象地刻画了在科举制度下，知识阶层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腐朽糜烂的现状。它透过人生百态揭示了士人功名利禄的观念、官僚制度、人伦关系和整个社会风气。

作者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入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人民灵魂的扭曲。

吴敬梓的讽刺显然给了封建社会有力的一击，宣泄了大多数心有同感的读书人对人性卑劣、社会黑暗的控诉。

《儒林外史》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虽然它一般被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与人们平常所说长篇小说的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小说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

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整部小说有着统一的情节线索：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

《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

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

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

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

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

《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

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

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

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原型，加以艺术的锤炼，使之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在此时，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形象已经不等同于生活中的人物原型，而是成为了一个艺术形象。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的创作主要运用了纪实、剪辑、集中、综介、变形、理想化等方法，并呈现出整体性的特点。吴敬梓以生活中的人物原型为基础，运用这六种创作方法，创作出了高士王冕、名士杜少卿、真儒虞育德等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然而在吴敬梓将生活中的人物采撷到作品中，将生活原型创作为艺术形象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是对真儒虞育德、庄绍光等理想人物的塑造上，表现出不重才学重品德的倾向。

在人物塑造上，《儒林外史》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作者塑造人物形象以真实为最高原则，即按照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写得符合真情实理。就是反面人物也常有可取之处，而不是脸谱式描绘。小说中许多人物性格处于流动发展状态，和现实生活十分贴切。如范进、荀玫因地位升迁而变异，匡超人、牛浦郎因受环境污染而变色。吴敬梓笔下的人不是定型的，也不是单色的，而是杂色的。

《儒林外史》的问世，在中国小说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奠定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以《儒林外史》为发端的一大批谴责小说出现，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形成了一股批判封建社会的潮流，这股潮流一直影响到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

《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专著。

《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节，被选入人教版九年级语文教科书。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清代文艺评论家张文虎：《外史》用笔，实不离《水浒》、《金瓶梅》，魄力则远不及。然描写世事，实情实理，不必确指其人；而遗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频见。可以镜人，可以自镜。

近代文学家鲁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是后亦少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近代文学家胡适《吴敬梓评传》：该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近代文学家茅盾：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轻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

关于《儒林外史》的版本，历来有50回、55回、56回等歧说。现存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年）卧闲草堂的中箱本，刻书已在作者逝世后50年，为56回本；其次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清江浦注礼阁本和艺古堂本，实际上是卧本的复刊本。此后比较有名的，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齐省堂本和同年的《申报》馆活字本，两本都出于卧闲草堂本的56回本，却作了一些不必要或不妥当的减省改订。

《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据吴敬梓的侄孙女婿金和在《儒林外史跋》里说，是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作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的，其时当在1768至1789年间，可惜此种全刻本尚未发现。

今见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年）卧闲草堂的中箱本（简称卧本）共十六册，五十六回（包含第五十六回“幽将”），卷首有乾隆元年（1736年）暑闲斋老人的序。有疑闲斋老人即吴敬梓，未有确证。作序的时间，也有疑为假托。

或谓此本即最早刻本或最早刻本的翻印本。多数章回有回末总评其次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清江浦注礼阁本和艺古堂本，此二本的版框、行格、文字都全同于卧本，实是卧本的复印本。

上海图书馆藏一部嘉庆咸丰间的苏州潘氏抄本，抄主潘世思卒于咸丰四年（1854年），出现的时间自当在此前。书内有潘祖荫手书的批二条。

此抄本出于卧本，绝大部分章回都按卧本照抄，订正了卧本的一些明显讹误，极少更动。但第三十七回以及第五十二至第五十六回，在文字上作了较多的减省和改动。

同治八年（1869年）有苏州群玉斋活字本，也出于卧本，字大清晰，是当时很流行的版本，天目山评本和从好斋辑校本都以此为腐本。

此本复印过多次，初版附有金和写的跋，其后各版，有的的删落金和跋。同治十三年（1874年）有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系以苏州群玉斋本为直接底本。

光绪七年（1881年）有上海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它直承第一次排印本而又做了一番校订。此本最大的特点是印有天目山（张文虎）的评点，有句中双行夹批和部分回末总评。如果说以上各种版本基本上都按照卧闲直堂本，那么，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齐省堂增订本则对卧本作了大量的减省改订。

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现增补齐省堂本，以齐省堂本为底本又增补上四回。卷首有这一年东武惜红生写的序，序末有居世绅的印章，盏即屠世所增补。

所增凼回文字，从原本第四十三回中间插入，直到第四十七回上半回，写沈琼枝成为盐商宋为富妾，到寺院乞仙借种等事，正如鲁迅所说：“既不伦，语复猥陋”。

吴敬梓（1701年—1754年），清代小说家，字敏轩，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

雍正诸生。早年生活豪纵，后家业衰落，移居江宁。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托病不赴，穷困以终。工诗词散文，尤以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成就最高。又有《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诗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