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明（1548年-1624年），字启昧，号晋庵，别号惜阴居士，归德府虞城县马楼村（今商丘市虞城县利民镇）人 。明朝著名理学家，有“理学的北方代表”之称。

杨东明，字启昧，号晋庵，别号惜阴居士。生于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8年）。

据清光绪二十一年《虞城县志》记载：他生而颖秀，沉毅，敦固。他天资聪颖，遇事沉着，待人真诚，尊爱长辈，六岁开始读书，十八岁中秀才，三十岁中举人。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杨东明庚辰科录举进士。历任中书舍人、礼部给事中、刑部右给事中、太常寺少卿、光禄寺卿、南京通政使、刑部侍郎等职。

杨东明一生，大部分时间做朝廷谏官，他常出于公心犯颜直谏。任礼科、刑科给事中时，向万历皇帝上书数十次，皆切中时弊，为大政所急，因而举朝仰望，认为他“凛凛丰骨，有折槛碎阶之风”。

后因弹劾沈思孝等触怒了皇帝，被贬为陕西布政司照磨。

晚年，皇帝又召他到刑部任职，官至刑部右侍郎。

明朝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卒于家，终年七十六岁。

崇祯元年（1628年），追赠刑部尚书。

杨东明步入仕途后，致力研究程颐、周敦颐等的理学著作。他著有《性理辨异》、《金台会语》、《论性臆言》、《青琐荩言》、《兴学问答》、《京营纪事》、《晋庵论性臆言》、《饥民图说疏》等，还先后校正《性理》、《太极》、《西铭》等数百篇。他治学严谨，为官清正，为当时著名理学大家，有“理学的北方代表”之称。

《全家缢死》

图解：“这几株树木，乃是先臣马文升之林。有一起逃荒饥民，一家大小男女七口，走到林中歇息，肚饥力倦，不能前进，商量着将十五岁女儿卖了，女儿挽娘衣哭不忍舍。又要将一儿一妇卖了，儿妇跪倒地下，扯住父母痛哭不去，举家痛心抱头大哭一场，齐在树上缢死。丢下两岁孩儿，扒天扑地，声声叫娘，无人答应。”

《饿殍满路》

图解：“这暴露的尸骸，都是冻饿死的饥民，缘系流寓，无人收埋，都拉在城郭外万人坑中，鸟食狗吞，肢骸散乱，甚可痛心。今春气透发，臭秽熏人，恐蒸为厉疫，死亡更多。这都是国家的赤子，赖他以为根本，耗伤若是，可无寒心。”

万历年间，他负责选考的二十名进士尊他为师，他却说：“选拔人才是为了治国安邦，不允许私树桃李，只在共同商讨朝廷大事，不愧为官罢了。”

杨东明虽为官多年，却一直耿耿不忘家乡。他热爱教育事业，积极兴办学校。遭贬之后，他返回故里，出地捐资在城（指虞城县老城）西郊与当地名儒创办“折柳亭”学馆。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与其弟杨东光捐资重修县儒学宫。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又建“首善书院”。他为学校聘请名师，还亲自讲学，先后教授弟子数百人。他注重教学实践，反对空谈，主张“言必行，教育者应先行”。他的座右铭是：“植万古纲常，要立定自家脚步；做两间事业，须推开物我藩篱。”他不忘为家乡谋福利。他主张置社仓，以备饥馑；设义庄，周助婚丧；隆冬施袱，颠连得所；灾疫施药，疾病赖以生；人有冤抑未伸者，必为昭雪。他看到城墙残垣断壁，与知县同倡重修城墙。城墙原为土墙砖垛，他带头捐资，带动大户、名流捐助，将土城墙修成砖墙。崇祯己亥时，流寇围攻县城数日，由于城墙坚固，流寇终不能入，城内百姓安然无恙。为了百姓利益，他曾几次率领村民抢险护堤，暴风骤雨，昼夜无间。

“众有饥者，犒之瓜饼；倦者，鼓之歌唱”，以鼓舞民众，战胜困难。为防洪水横流，殃及城池、淹田漂庐，他与知县王纳言倡议，在县城南五里处开挖沟渠，防止水患（此沟后命名为“惠民沟”，至今仍叫这个名字）。

杨东明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还是一位刚正不阿的政治家。他为官一生，多任朝廷谏官。他坦坦荡荡，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他在礼部任给事中到刑部任右给事中的二十多年间，奏请皇帝的重大上疏就有数十起，诸如《清朝疏》、《慎终疏》、《保全善良疏》、《弹劾依仗权势贪赃枉法的大百疏》等。这些疏文，切中时弊，为大政所急。当时，朝臣称赞他“凛凛风骨如日月行天，有折槛碎阶之风”。在他的著名疏文中，尤以万历二十二年的《饥民图说疏》最能反映他那“凛凛风骨”的思想品质。万历三十一年，杨东明从礼部给事中升任刑部右给事中。这年夏季，小麦将熟之际，黄河突发大水，由虞城张堤口处决口，“齐、梁、淮、徐广大地区数十县遭受大水灾”，大量土地淹没，房屋倒塌，出现“人相食，骨相枕，民死十之七八”的悲惨景象。当时，朝中许多大臣、封疆大吏及言官，为保乌纱而沉默不言。杨东明在疏中写道：“自中州被灾以来，诸当事臣所缴，惠于皇上者不啻渥矣！臣亦何容置喙哉！顾臣河南人也，离家未久，闻见颇真，欲默默无言，实戚戚在念；欲勉强言之，则洒泣而笔不能下。恐皇上览之当亦潸然出涕也！近廷臣自南来者，所传光景益恶，而其祸将不独在民己也。臣为苍赤抱痛，复为宗社怀忧，谨披沥为皇上陈之。”他对当时灾后的凄惨景象，痛心疾首，悲苦万分。于是，他接着写道：“去年五月，二麦已见垂成，忽经大雨数旬，平地水深三尺，麦禾既已朽烂，秋苗亦复残伤。且河决堤溃，冲舍漂庐，沃野变为江湖，陆地通行舟楫。水天无际，雨树含愁。民乃既无充腹之资，又鲜安身之地。于是，扶老携幼，东走西奔，饥饿不前，流离万状。夫妻不能相顾，割爱离分；母子不能两全，绝裙抛弃。老羸方行而辄仆，顷刻身亡；弱婴在抱忽遗，伶仃待毙。跋涉千里，苦旅舍之难容；匍匐归来，叹故园之无倚。投河者葬身鱼腹，自缢者弃国园林。凡此，皆臣居乡时闻且见者也。迨至今日，更不忍言。断草莱以聊生，刮树皮以充腹。枯容黧面，人人俱是鬼形；恨天怨地，个个求归阴路。向言犹卖儿女，今则割儿女之尸体；昔也但弃亲身，今则食亡亲之骨肉。道路警急，行旅戒严，村落萧条，烟火断绝。难支岁月，乃相约以捐生；无耐饥寒，遂结聚而为盗。昼则揭竿城市，横抢货财；夜则举火郊原，强掠子女。据此，汹汹靡宁之势，已有岌岌起变之势。此臣近日所闻甚于昔日所见，过此又不知何如也！”这段疏文，感情切切，言辞沉痛，把灾民的穷饥流离之状，写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为了更具体形象地说明灾区情况，杨东明随疏又绘制饥民图十四幅，有《水淹禾稼》、《河冲房屋》、《饥民逃荒》、《夫奔妻追》、《卖儿活命》、《弃子逃生》、《人食草木》、《全家缢死》、《刮食人肉》、《饿殍满路》、《杀二岁女》、《盗贼夜火》、《子丐母溺》等。每幅图都主题鲜明，内容具体、形象，并配有简洁文字说明，这种文图并在的上疏，在当今看来，或许只是一种幼稚伎俩，可在四百多年前，不只是独有的，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杨东明不仅如实地反映了灾区的悲惨状况，而且对皇帝、臣僚以及官府提出了严厉的指责。他在冒死为民请赈。他在疏中说：“臣闻，君为民之父母，民为君之赤子。今赤子既已无聊矣，而君父何忍坐视哉！……今蠲租之令不下，则有司之催科犹严；内帑之金不施，则下民之仰望顿失。催科严，则有刑罚以驱之叛；仰望失，则无恩德以结其心。以无所可怀之德，迫于有所可畏之刑，即慈母不能保其子，而国家能以有其民宁！” 　 “……故论君民一体之情，则不忍不蠲，不忍不赈；论利害相关之事，则不可不蠲，不可不赈。”接下去，杨东明又说道：“盖古者，乐岁相仍，犹然用一缓二，今也生民相食，何忍剥髓敲骨……早一日则多活数千万之生，迟一日则多毙数千万之命，臣望皇上速留意焉。”这些从形势及君民关系上充分说明了赈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疏的结尾部分，杨东明还建议：“臣冒死请于户、工二部各发十万余金。盖户部本钱粮之府，而苦于连岁之用兵；工曹非赈贷之官，而宜念生民之孔急。况目前无所营建，积蓄方在赢余，谓宜挪借一时，不妨后日还补。臣又思，此二十万金，聚则为重大之惠，散则惟涓滴之仁。欲固嗷嗷民心，还须洋洋德意。”最后又说：“伏乞敕下该部，速议施行。万民死生之关，邦家安危之本在此举也。”为了切实做好灾民的救济工作，他推荐秉公办事的光禄寺寺丞钟化民前往河南灾区施赈。

杨东明的疏与图，确实震惊朝野上下。神宗皇帝看后，惊恐惶惧，被迫蠲免租税，拨款赈济，并派钟化民着以原官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前往料理。从而，拯救了千万灾民的生命，使国家也得到安定。

这件事充分显示出杨东明刚正不阿的凛凛风骨。

他虽是忠于皇帝的臣子，但他居官正直，不畏权势，尤其是体察民情，敢于为民请命之举，不仅堪称封建士大夫的楷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万民称道的。

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杨东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卒于家，葬于城（虞城县老城）西北两里路北。四年后，崇祯皇帝追赠他为“刑部尚书”，其墓地始称“杨陵”。该墓地约六千六百七十平方米，墓高二点五米，周长三十二米。坟前有墓碑，中刻篆额“谕祭”碑文，正书“诰赠刑部尚书晋庵杨公暨元配淑人范氏之墓”。碑前设供台，长二点四米，宽零点九七米，厚零点二九米。上面正中深刻浮雕二龙戏珠，两侧雕双狮滚绣球。正面还有深浮雕三幅：西为楼阁式牌坊，中为祭殿，东是陵丘，云树连接其间，台下两侧并有屋宇花鸟、石人、石马、石羊、石狮等。民国期间称“晋庵公园”，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县重点保护文物。几百年来，前往瞻仰的人络绎不绝。后人有诗感曰：“司寇富蕴折槛风，风骨凛凛见青松。怒惩奸小京师震，笑见国家纲纪清。冒死为民图奏上，开启仁帝救危功。高人屡屡促善事，民众年年缅鹤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