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泉，字德渊，别名杨子，生卒年不详，西晋梁国睢阳（治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人。西晋时期哲学家，玄学崇有派代表人物。

杨泉，字德渊，西晋梁国睢阳（治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人。他早年在战乱时期自梁入吴，所以他的活动地域主要在吴越一带。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以前，杨泉居于会稽。在吴时，他不愿做官，未曾出仕。入晋，会稽相朱则曾向晋武帝上书，称“杨泉清操自然，征聘终不移心”。晋朝廷“诏拜泉郎中”，不就。（见虞世南《北堂书钞》卷六十三引《晋录》）因而，《隋书·经籍志》称杨泉为“晋征士”、“晋处士”。杨泉终生不与门阀士族阶级合作，隐居山林。由于他常年隐居，不求闻达，所以史书上没有他的传记，关于他的生卒年代、家庭身世及生平事迹，已无从查考。

气一元论思想早在西周已经产生，杨泉进一步坚持了和发展了气一元论，这是与当时玄学家们所宣扬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根本对立的。他曾十分藐视地说：“夫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物理论》）杨泉坚持气一元论，推进了当时与魏晋玄学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思潮。

杨泉通过对形声字的分析，发现形声字的声符不但主声，也主义。他在《物理论》中说：“在金曰坚，在草曰紧，在人曰贤。”杨泉已经认识到从“臤”得声的“坚”、“紧”、“贤”在意义上的联系。杨泉对形声字声符作用的认识为后来科学系统地探讨同源词开拓了一条道路。

杨泉的以气为体的自然观，与王弼等以无为本的玄学与般若世界观相对立。杨泉肯定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以其对农业、手工业等生产知识的广泛总结，丰富了朴素辩证法的天人关系学说。这比王充的自然命定论，在哲学思维上是个进步。他继桓谭、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的形神观，明确反对北方士族名士的清谈玄风，并贬斥整个玄学思潮。

关于宇宙天体结构的问题，从先秦到两汉时代形成了三种学说，即所谓“谈天三家”。一种是以《周髀算经》为代表的“盖天说”，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一种是以落下宏、张衡为代表的“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如壳之裹黄”。（《张衡浑天仪图注》）另一种是以郗萌为代表“宣夜说”，认为“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需气焉。”（《晋书·天文志》）杨泉对这三种学说经过比较研究，认为“盖天说”和“浑天说”都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杨泉比较倾向于“宣夜说”。他曾说：“元气皓大，则称皓天。皓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也。”又说：“夫地有形而天无体，譬如灰焉，烟在上，灰在下也。”（《物理论》）杨泉认为，宇宙空间充满了“元气”，除了皓大的“元气”以外,就别无他物了。他用灰和烟作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固体和气体即地和天两种物质形态的区别。这正是对“宣夜说”的哲学概括。

杨泉一生著述颇丰。主要反映当时江南地区的新学风，推进了以自然科学为凭依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隋书·经籍三》著录：“梁有杨子《物理论》十六卷，杨子《太玄经》十四卷，并晋征士杨泉撰。”《隋书·经籍四》又著录：“晋处士《杨泉集》二卷，《录》一卷。”杨泉的著作在南北朝和隋、唐北宋时期，曾在国内广泛流传，但可惜的是，到了南宋时期，杨泉的著作大都散佚了。但因曾被各类书广为引述，得以部分保存，可略窥杨泉思想的大要。直到清代乾嘉时期，先是章逢之曾有杨泉《物理论》辑本，后来孙星衍又“重加校正，补所未备”，辑成一卷，刻入《平津馆丛书》。另外，马国翰辑有杨泉《太玄经》十余条，载入《玉函山房辑佚》；严可均也辑得杨泉赋六篇和文一篇，收入《全三国文》中。

杨泉一方面肯定了“天地之性，自然之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肯定人有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所得出的比较科学的结论，同时也是与当时玄学家们所鼓吹的宿命论思想针锋相对的。另外，杨泉那种深入实际，重视农业、手工及其他科技生产知识，强调“良农之务”、“工匠之巧”的优良学风，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