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衒之，史通作姓羊。此从《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字不详，北平人。生年不详，约卒于北齐文宣帝天保中。初仕魏，魏末为抚军府司马。历秘书监，出为期城太守。魏都洛阳之佛寺，甲于天下。永熙之乱（公元五三四年），城郭为墟。衒之行役洛阳，感念舆废，因抚拾旧闻，追叙故绩，作《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为书凡五卷，（《隋书志》、《两唐书志》及今通行本均同）大约作于魏孝静帝武定之末（公元五四八年左右）。

杨衒之，北魏时北平（今河北定州市）人，作过期城（河南泌阳）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官职。东魏时曾上书批评佛教虚无荒诞，耗资巨大，僧侣聚敛无度。时世人沉迷于佛事，正迎合了北魏统治者以佛教作为统治工具的需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国寺庙增至三万余所，僧尼200万。永煦之乱，洛阳寺院大都毁于兵火。杨衒之感怀兴衰，于是作《洛阳伽蓝记》。伽蓝，梵文意为僧侣居住的园林，亦即寺院。《洛阳伽蓝记》这部书以记佛事为题，以记佛寺为重点，按洛阳佛寺所在区域，分为五卷。每记一寺，一般先写建立年代，建立人、坐落位置、四邻、规模造型等，然后旁及附近的官署、巷里、名胜，乃至有关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习俗等。文中着力描写了每年四月四日佛诞前夕，各种文化娱乐结合宗教活动的盛况。其文体，接近騈俪，行文简明清丽，骈中有散，在勾勒自然界的优美画面和人物方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杨衒之，杨或作阳，又误作羊。生卒年不详，北平（今天津蓟县一带）人。北魏永安中（528-530）为奉朝请。历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览洛阳，感于战后洛阳之残破，撰《洛阳伽蓝记》。伽蓝为梵语僧伽蓝略语，佛寺之意。魏末为秘书监，曾上书孝静帝。

曾任北魏抚军府司马，升秘书监。后任北齐朝城（今河南泌阳县）太守。北魏自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迁都洛阳后，大修佛寺，“金刹拥有僧尼200万，寺院多达30000处，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杨行役重达洛阳，目睹洛阳多年战乱，城郭崩毁凄凉景象，抚今思昔，感慨之余，著《洛阳伽蓝记》（“伽蓝”即“寺”意。由凡5卷，约成于公元548年）记述洛阳寺院园林之兴衰，对豪门贵族，僧侣地主的骄奢淫逸大加讥评。作者长于叙述，精于描绘。文笔浓丽秀逸，情趣宜人，语言洗炼，格调高雅，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史书，其中尤以《法云寺》、《寿丘里》等节为人传诵。《洛阳伽蓝记》被誉称南北朝骈体文范本。

《洛阳伽蓝记》五卷，历叙佛寺兴废，寄托亡国悲慨；语言洁净明快，描写生动精致。今有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炫之，北魏人，生平仕历等均不详。唯据此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著书时为抚军府司马。“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益炽盛，且尤重偶像崇拜，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北魏都城洛阳全盛时期，一城内外，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恶化，洛阳陷于战火，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亦迁至邺。东魏武定五年（547），杨炫之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亡、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祸害。

他的《洛阳伽蓝记》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到南北朝时期影响日深。北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两度毁佛外，其他皇帝都大力提倡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北魏时，寺院有3万多所，僧尼200多万。本书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品，序文说：“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可见他的撰述目的。

此书的文学价值体现在作者于浮屠古刹的描述中，穿插人情、地理、风物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叙述中还常常表现出历史兴亡的沧桑之感。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919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余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余座，僧尼约二百余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0）。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余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

、《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水经注》奠定了郦道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样，《洛阳伽蓝记》也使杨衒之跨入了古代优秀散文作家的行列。

杨炫之，史书无传，据有关史料记载，他是北平（今河北满城）人，魏末做过抚军府司马、秘书监，北齐时任期城郡（在今河南泌阳县西北）太守。495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统治阶级崇信佛教，广建佛寺，京城内外就有一千多座，座座木衣锦绣，土被朱紫，“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十分豪华壮丽。534年，孝静帝被高欢所逼迁都邺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佛寺大半毁于兵火。507年，杨炫之重过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担心后世无传，就撰写了《洛阳伽蓝记》。伽蓝是“僧伽蓝”的简略，即佛寺的意思。全书共五卷，主要是通过对洛阳城内外四十个大佛寺历史的追叙，揭露了北魏“王公相竞侵渔百姓”的罪恶。如他在《寿丘里》中，描述了几个王侯穷奢极欲的生活，刻画了他们贪婪无厌的本性。河间王元琛曾对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没有遇见石崇，就恨石崇没有见到我！”要和晋代第一大富翁石崇比富。而当元融看到元琛的豪华胜过自己之后，竟气得大病一场。胡太后赏赐百官任意拿取宫中的绢帛，别人都“称力而去”，唯有元融和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跌歪了脚脖子。在《高阳王寺》中，高阳王雍身为丞相，“贵极人臣，富兼山海”，“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馐摆列方圆一丈。使“富倾天下”的李崇感叹说：“高阳一食，敌我三日。”足见他们的生活多么奢侈。

在《洛阳伽蓝记》中，对洛阳城内各里巷的风土人情也作了生动的记述。如《法云寺》一节描写市里的故事，文字简练，情趣宜人。军乐家田僧超跟随征西将军崔延伯作战，每次临战，“僧超为壮声，甲胄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显示了军乐鼓舞斗志的巨大力量。尤其“刘白堕酿酒”一段，为后人称赞，传为名篇：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曦，以罂贮酒，暴于日中，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日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青州刺史毛鸿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惟畏白堕春醪。”

从“饮之香美”到“骑驴酒”，再到“擒奸酒”，愈进愈奇，烘托十分巧妙。杨炫之不仅长于叙述，而且也是描绘事物的巧匠。他笔下的《永宁寺》，“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他写的九级浮图，“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而《钓台鲸鱼》更是生动瑰丽：观东有灵芸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栋梁，丹楹刻梅，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涌出，又似空中飞下。

这些精细真实的描写，一方面表现了统治者崇信宗教不恤民力，“殚土木之工，穷造形之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建筑艺术水平；同时，又表现了作者极高的文学修养和表达能力。

《洛阳伽蓝记》内容丰富，对当时著名的物产也有记载。如“五寸之长”、“核细如针”的“仙人枣”；红色的“表里照彻”的“仙人桃”。还记录了一些怪异故事，如《菩提寺》中的死人崔涵，埋葬十五年之后被挖出复活，诡异曲折，独立成章，极象南朝的志怪小说。但也有佛象流泪致灾一类的迷信故事。

统览全书，《洛阳伽蓝记》以佛寺为题，着重记述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传闻故事等等，可与《魏书》、《北史》相印证。尤其第五卷关于宋云西行求法的记载，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古代中亚地理、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十分宝贵的资料。前代不少史学家如北宋的司马光、宋元之际的胡三省等对它都很重视。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史书，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尽管它比《水经注》更多骈俪成分，但它叙事简括，文笔隽秀，称得上是《水经注》的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