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方正义（松方 正義/まつかた まさよし，1835年3月23日【天保6年2月25日】—1924年7月2日），明治时期政治家、财政改革家，日本第4任、第6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萨摩藩武士出身。明治九元老之一，有弓术“目黑流”和剑道“示现流”的证书，并精于马术。投靠大久保利通门下，从1881年起主导日本财政达22年之久，将公有企业卖给民间，创建中央银行，回收纸币，抑制通货膨胀，1898年更是借助甲午赔款将日本金融体系改造成金本位制。曾两次短暂主政，均因对国会之严厉苛刻而效率不佳，1922年封公爵，卒于东京。

1835年3月23日（天保6年2月25日），生于鹿儿岛下荒田。

1864年，任征讨长州战争萨摩军监军。

1870年，任民部大丞。

松方正义于1871年担任大藏权大丞，1881年任参议兼大藏卿。1885年建立内阁制后，他担任了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的大藏大臣。此后他又历任黑田清隆内阁、第一次山县有朋内阁、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兼任）、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兼任）、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的大藏大臣。虽然在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和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时有过中断，但从他担任大藏卿算起，松方正义占据日本财政中心位置长达22年之久。他两度组阁，受封从一位大勋公爵位，1892年之后享受元老待遇，去逝时日本政府为他举行国葬。虽然他得到高官厚爵，但除去在财政史以外，松方正义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松方正义既不是明治维新激变时代的英雄，也没有在战争中建立军功。他之所以能如此显赫大概是缘于他的人品。青少年时代的松方正义一贫如洗，他有弓术“目黑流”和剑道“示现流”的证书，并精于马术。明治维新前，他跟随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明治维新后投身在大久保利通门下，是一个忠心耿耿的部下。进入壮年的松方正义逐渐消磨掉了青年时代的方刚血气，他温厚笃实，家庭圆满，朴素勤勉，每天按时起床就寝，很有规律，节制酒食，晚年更是滴酒不沾。他注重礼仪，不喜争强好胜，从没有什么绯闻。他有13个儿子6个女儿，是19个孩子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说，松方正义是一个即无情趣也无可爱之处的精通财政政策的政治家。

1924年7月2日，去逝，享年89岁。

1871年7月，松方正义进入大藏省，担任大藏权大丞。当时的大藏卿是大久保利通，井上馨任大藏大辅，伊藤博文任租税头，租税权头是陆奥宗光。这些人都是明治史上耀眼的响当当的人物。但这些豪杰们对处理旧武士阶层的俸禄、解决旧藩阀债务、如何使日本富强得可以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座、维持国内治安、为防止外来侵略日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军队、组织、装备、文武官员如何招集、培养、为此需要多少钱、这些钱从哪里来等等问题颇感头痛，拿不出好办法。但是明治新政府领导者们都清楚，不论干什么都必须有稳定的财政基础作保证。

1868年，新政府决定印发纸币，鼓励借贷，不可兑换纸币量急剧增加。加上从旧藩阀时代流通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货币，使通货秩序乱上加乱。新政府认识到这样发展下去政府财政将要破产，因此必须确保财政收入。政府把目光投向地租，想把地租做为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这就需要确定土地所有者并估算地价、制定税率。从1873年到1881年，政府完成了修改地租法这项重要工作。

如上所述，松方正义于1871年进入大藏省任大藏权大丞，同年8月被任命为租税头，10月他即就修改地租法拿出了“意见书”，提出：1、土地所有者有决定土地耕作的自由；2、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与转让；3、允许粮食产品进出口；4、精确测绘土地分界；5、固定地价；6、根据土地价格确定地租；7、发给土地所有者地券等七条建议。其中从第4条之后的内容都与修改地租有直接关系。政府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建议对地租法进行了修订。

修订地租是政府为了确保财政收入而执行的权宜之策，但客观上承认了土地私有化，土地成为商品，同时确定了现代租税制度，使日本向资本主义又迈进了一步。

另一方面，农民原来的地租负担已经十分沉重，因此在很多地方围绕土地丈量、地价估算、地租核定是否合理等问题发生纠纷。1876年发生了农民要求降低贡租的骚乱。从1874年开始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将减轻地租和设立民选议会、改定条约、实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并列作为与政府斗争的主要课题。

在进行改定地租工作的同时，政府还不得不处理旧德川幕府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秩禄处理”（1）问题。1876年，政府颁布了“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决定用金禄公债归还旧藩主们的俸禄。但是旧武士阶层中的大多数人靠这些公债根本无法维持生计，不得不变卖公债（至1884年已有80%金禄公债被出卖），使公债集中到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最终这些公债转化为国立银行（政府认可的银行）股份，承担了创造原始资本的作用。当时的大藏卿是大隈重信，松方正义是大藏大辅。

在发行金禄公债之前，政府为维持币值，于1871年制定了新货币条例，采用金本位制。同时规定，为便于通商也可使用白银进行贸易，实际上是复本位制。另外，政府先后在1872年公布国立银行条例、1873年制定金元券兑换公债证书发行条例，确立了兑换制度。由于金银比价变动，黄金大量流失，到了1875年实际上转为银本位制。1876年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停止银行券与黄金的兑换，要求国立银行80%的资本金为公债证书，允许银行发行等额纸币，余下的20%资本金以政府纸币作为准备金。政府想通过这种作法解决过去金禄公债资本化和国立银行经营不善问题。

由于行政经费膨胀，开发产业、增强军备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政府经常面临通货膨胀的危险。此时爆发了西南战争（1877年），政府为筹集战费从15家国立银行借款并动用纸币准备金，在很短时间内增发了近50%的不可兑换纸币，导致纸币贬值，物价狂涨，进口增加，金银大量外流，通货膨胀发展迅速。

此时，经过所谓“明治14年政变”，大隈重信已被排挤出政府，松方正义被任命为参议兼大藏卿。松方正义就任后首先想要做的是整理纸币，建立兑换制度，并削减经费。为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对现行财政、行政政策进行相当大的手术，有可能导致暂时的经济景气下降。所以松方正义担心的东西“不在外而在内”。他在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的认可下向天皇据实上奏，得到天皇“就按卿既定方针做吧”的答复。“内忧甚于外患”的现象在现代政党政治中仍屡见不鲜。

松方正义首先削减了行政经费，原则上不再批准新的公共事业。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拿出700万日元，其中一半用于消化纸币，另一半用来购入黄金，同时动用准备金购入黄金，以作为黄金储备。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用纸币向出口商提供出口担保，出口商在到货地用金银偿还。他还为整理纸币创设中央银行，指定其为发行可兑换银行券（纸币）的银行，确立了兑换制度，并着手建立货币信用制度。

松方正义想通过消化纸币稳定币值、削减经费、健全财政，发展产业。但正如整理纸币之际松方正义预测到的“不论用什么手段，随着纸币价格回复，一般物价会低落，农、工、商业暂时面临困境是自然的，对此应有所准备”那样，紧缩财政造成严重通货紧缩，农民、中小企业主甚至士族阶层中相继出现破产者。松方正义在向天皇上奏中称：“如果因担心民心动摇而在整理纸币问题上犹豫迟疑，就很难获得彻底成功。如果不能一无返顾地坚决实施，将无法达到整理纸币的目的”，表明了松方正义不顾民意坚决推行其政策的决心。

松方正义内阁除了整理纸币、创设中央银行之外，还于1885年制定《年度收入支出出纳规则》，确立了预算、决算制度（从1886年起执行）。1897年采用金本位制，并于1900年制定法律设立日本兴业银行，为向产业界提供资金、引进外资及资本输出做出贡献，留下一定政绩。这些业绩对发展产业大有裨益。

但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修订地租给农民造成严重打击，整理纸币过程中不断产生贫困者，进一步激化了自由民权运动，民众对松方正义的政策经常抱有强烈的抵触感。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从1890开设国会以来一直主张“节减行政经费”的松方正义受到打着“节减行政经费，休养民力”口号的在野党的攻击。

山县有朋任首相时，曾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表示，他认为“为维护国家独立，当务之急是执行振奋扩张的国政”，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要求政府对总额为8332万日元的预算案削减近1成即888万日元，并得到全院委员会认可。削减对象主要是包括陆海军军人在内的工资部分。松方正义藏相没有向在野党方面妥协，而是以解散国会相威胁，并使出最后手段，展开分化在野党的攻势。结果以土佐派为中心的40余名议员脱离自由党，政府也忍痛削减631万日元预算，使预算案得以在议会通过。评论家大津淳一郎尖锐地评论这场戏剧性脱党为“金钱政治之始作俑者，启议员堕落之开端……妥协政治之始作俑者，启苟安政局之弊端……使政界产生结成派阀与民党进行交易之想法”。松方正义却从此成为萨长藩阀中重要一员。

在1892年举行的第二届总选举中，松方正义内阁更是做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干涉选举的丑恶勾当。明治25年，民党要求从预算案中全额削减造舰费、建立制钢所费、河流调查费，和政府产生分歧，政府解散了议会。对选举进行干涉的根源在于内务大臣，形成内务大臣、次官—知事—市长、郡长—町村长—有实权者这样一条纵形系列，对选举施加干涉。评论家田中贡太郎在描述高知县二区干涉选举情况时写道：“吾川郡国民党本部设在吾川郡政府，高冈郡国民党本部设在须崎警察分署，由此足以看出政府对选举的干涉到了何种地步。据说由于郡长不同意干涉吾川郡选举，结果被迫退职，政府任命其他人担任郡长。对此除了表示吃惊还能做什么呢？”在这次选举过程中共有25人死亡，388人受伤。

松方正义出身于萨摩藩，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出身于长州藩，他们都是藩阀政治家。松方认为自己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付出如此大的努力，可在野党却在预算案问题上制造麻烦，简直不可饶恕。但他这种对选举进行大规模干涉的做法就连同为藩阀政治家的伊藤博文也对此进行了批判，导致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的倒台。

中日甲午战争后，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而倒台，松方正义继任首相，于1896年9月18日成立了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同年3月，立宪改进党、立宪革新党、中国(指日本的中国地方－译者注)进步党合并组成进步党。松方正义在组阁时邀请进步党事实上的党首大隈重信入阁，大隈重信接受邀请出任外相，所以本次内阁是松方正义与进步党合作的内阁，也被称为“松隈内阁”。

本届内阁在成立之初提出治理行政、整顿财政、尊重民权等政策主张，受到好评。但内阁也存在致命弱点，桦山资纪内相、高岛鞆之助拓殖相兼陆军相、西乡从道海军相等萨摩派与以大隈重信为中心的进步党势力之间存在隔阂。进步党入阁的只有大隈一人，对此心怀不满的进步党于1897年3月第十届议会结束后展开猛烈的讨官运动，得到不少政府高官职位。萨摩派对此感到焦虑不安。不仅如此，本届内阁期间还发生了杂志《二十六世纪》事件、围绕英照皇太后驾崩内阁与宫内厅争夺大丧仪式管理权、对美国吞并夏威夷的对应等问题。为对与进步党的讨官运动，萨摩派在上述问题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大隈重信提出控制时局的建议，被松方正义拒绝。为此进步党常设议员会议与松方正义举行谈判，提出相同建议，松方正义未与答复。进步党于是违背不向外界公开会谈内容约定，在其机关报上发表了会谈细节。被激怒的松方正义向进步党方面递交备忘录，写道：“余虽不肖，但受至尊亲任，身担辅弼大政之重任，阁员之进退、行政之作用决不容他人妄言”，从而断绝了与进步党的合作。作为惩罚，他以扰乱官纪为由罢免了参加会谈的外务省参事官尾崎行雄、农商省商务局长箕浦胜人、山林局长志贺重昂、矿山局长肥冢龙的职务。大隈重信也向松方正义丢下辞呈扬长而去。松方正义与进步党分道扬镳后想与自由党或国民协会进行合作，但没有成功。松方正义内阁到了倒台的边缘。

松方正义此刻做出了出人意料之举。第十一届国会于1897年12月24日开幕，第二天在野党即提出内阁不信任案，松方正义则突然宣布解散议会，而且又毫不负责任地草率宣布内阁总辞职。

松方正义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呢？他并不认为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他认为如果在议会得不到信任而辞职会为政党内阁打开道路，内阁必须是“君主内阁”，内阁大臣的进退应该由天皇陛下的恩诏定夺，而不能被议会所左右。也就是说，解散议会是一种惩罚，内阁总辞职是另外的问题。但实际上松方正义内阁在议会内没有支持者，内阁内部也不能团结统一，他的辞职是在软弱无能的情况下的自暴自弃。之后举行的大选是在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主持下进行的。

松方正义在财政政策方面基本上贯彻了自己的意图，但在政治运营方面，他不顾民意，屡出暴举。主观上他是一个为国是着想的人，是在黑田清隆“超然内阁”中发挥作用的藩阀政治家。在财政政策方面他堪称一流，但正象《时事新报》评论的那样：“目前，当局者眼中，日本只做一件事，其它一概不问，其心志十分坚决”，但他“一方面如此光明正大，一方面又为操纵议会使尽一切卑劣手段。” 松方正义在政治上软弱无能、丑恶混乱，在历代首相中可以算是最差的几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