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照（1911年-1992年11月18日），曾用名林中照，，福建省龙岩市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过红军宣传员、政治指导员、团代政委、军团政治部巡视员、团政治处主任、师敌工科长、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参加过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华北总政考察团工作队长、旅供给部政委等职，参加了保卫延安的战斗和大生产运动，为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军分区政委、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建国以后，担任过粤东军区第二政委，江西省军区副政委、第二政委，福州军区炮兵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林忠照，1911年生于福建龙岩县。

1927年，加入铜钵农民协会，成为当时铜钵乡里最年轻的农民协会会员。

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参加铜钵农民暴动。

1930年3月，参加红军，历任战士、旗手、宣传员、列宁室主任。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后，历任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零八团机枪连党支部书记、连副指导员、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机枪连指导员。

1933年，进瑞金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团总支书记。同年7月，任红八军团二十一师六十二团代理政委。8月底，又调回六十一团，在松岭下防御战中，指挥第六十一团三营夺取一个军事要点，左臂中弹，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这粒子弹始终没被取出，伴随着他走过不平凡的一生。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员，参加了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等战斗。到达陕甘宁后历任陕甘支队一大队指导员、陕北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一团政治处主任、八十一师敌工科科长。后参加红军大学政治学习半年，毕业后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和指挥了保安县的保卫战。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留守处政治处组织股股长，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三团政治处主任。

1939年3月至1940年7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考察团组长，先后在八路军一二零师、晋西北、晋察冀边区中落实部队整党整风、加强支部建设和协助吕正操部建党等工作。后任八路军军政学院三队政治指导员。

1943年，进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冬，任留守兵团教导二旅供给部政委，为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和物资、军需供给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任冀察热辽军区热中军分区副政委、政委，率部在热河省赤峰一带接受日本军队投降。

1946年，国民党军进攻热河，领导所部开展游击战和阻击战。同年8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任第八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攻打四平外围、攻克八面城等战斗。后又率部参加了攻克黑山、北票、锦州、义县及辽沈战役等。

1948年11月，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平津战役。

1952年12月，任中南军区“三反”“五反”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总支书记。

1953年，任粤东军区第二政委，曾组织指挥配合着名的福建东山岛战斗。

1955年后，历任江西省军区副政委、政委，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8年后，任福州军区炮兵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顾问、福建省第四届政协常委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

1982年离休。

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11月18日，在福州逝世。

长征前，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红八军团，林忠照从红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二十一师六十二团任代理政委，这个团大部分是闽西子弟兵，作战十分勇敢。1934年8月间，林忠照所在部队和红三军团四师等部在江西兴国西北的牛古嵊、仙人掌地区同敌人激烈交战，阻击敌人向中央苏区腹地前进。

在战斗中，林忠照冲锋在前，突然敌人一颗子弹贯通他左上臂。他捂着伤口，带伤指挥，直到战斗全胜。受伤后他带伤工作，以至伤口发炎，伤势加重，林忠照只得住进野战医院。医院伤员不少，而且越来越多。在医院里他不失时机地给伤病员讲几次反“围剿”战斗的故事，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位肚子受伤的战友说：“我们连的同志作战很英勇，敌人就像蚂蚁一样一批又一批，打了几天，敌人死伤很多，满地都是尸体，我们也损失了不少。上级说退守，又作战了几天，上级又说退守，现在退守长汀松毛岭，以后再退守哪里呢？”林忠照听后思索了许久说：“这次反围剿战斗跟前几次不一样，但要相信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

战事越来越紧，野战医院上空响起敌机声。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林忠照伤未愈，组织给他派了担架。他为了减轻行军不便，在过敌人封锁线时，迅速归队。

红八军团在过湘江时，受到严重损失。因为林忠照他们过湘江前的重要任务是在后面收容，因此行动迟缓，遭敌机轰炸、扫射，牺牲了很多福建子弟兵。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于1934年12月初召开通道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建制，林忠照调红一军团政治部任政治巡视员、一师一团团支书记。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经过会理、泸定来到冕宁。林忠照所在的一团担任了光荣的先遣任务。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先遣部队的领导，派刘伯承、聂荣臻分别担任先遣部队司令和政委。为了增强先遣团的力量，军团的工兵连划归一团指挥。刘、聂两首长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一团。一团接到任务后立刻从离大渡河160里路的一个村庄冒雨出发，火速前进。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地形险恶。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全军覆没在这里。蒋介石就是要把红军当作石达开，在此消灭。当时红军处境十分危险：后有数十万敌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把守大渡河所有渡口。

经一天的冒雨行军，一团部队在一个山坡上停下来，这里离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只有10多里路，大渡河哗哗水声都可听到。140多里路的急行军，实在疲劳，此时已夜间10点多钟，战士一停下就在雨中倒头就睡。林忠照找当地几个老乡了解情况：前面安顺场是个近500户人家的小市镇，敌人为了防我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安顺场防守，所有的船只都拖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安顺场对岸有敌一个团的兵力，主力在渡口下游15里处。上游的泸定城驻有敌3个骨干团，下游是敌杨森的两个团。要渡大渡河，必先占安顺场，夺取船只。忠照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先遣部队首长作了汇报，刘伯承指示说：“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聂政委说：“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面前，没有战不胜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并命令一团火速占领安顺场。

夜黑雨大，林忠照带一营踏着泥泞小路跑步前进。靠近安顺场，他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包围安顺场守敌。安顺场守敌做梦也没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他们认为红军还没走出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毫无戒备。敌人两个连的兵力不到半小时全被我一营打垮。在战斗中，林忠照来到路边一间房子，突然听到一声喊：“哪一个？”通讯员一听声音不对，大吼一声：“不要动，缴枪不杀！”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就乖乖缴了枪。事也凑巧，原来这几个敌人是管船的，刚从对岸过来。林忠照命令一营缴获了这条木船，成了红军渡河的惟一工具。

占领了安顺场，林忠照认为只能强渡大渡河。根据上级的指示，他命令炮兵连的3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安放有利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射手进入河岸阵地。火力布置好了，剩下的问题是渡河。一条木船装不了多少人，必须组织一支坚强的渡河奋勇队，于是他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孙营长。战士们知道组织奋勇队的消息后，一下子包围了孙营长，弄得孙营长怎么安排都不行。“怎么办？”孙营长请示他。忠照这时又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红军战士勇敢不怕死，焦急的是这会拖时间。忠照决定由孙营长去二连选拔奋勇队队员。

5月25日上午，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红八团团长杨得志组织了以连长熊尚志为首的17名勇士。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由17人组成，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5颗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林忠照大声地说：“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打！”忠照向炮兵下达了命令。神炮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敌工事，轰轰两下，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我们的机枪、步枪都发挥了威力，暴风雨般地压住敌人火力。船上下波动向前，划船的老乡们一桨连一桨拼命划着，四周满是子弹击起的浪花。十七勇士终于占领了渡口的工事，打退了国民党军的拼命反攻，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梦想彻底破灭。

红军过泸定桥后，乘胜向北疾进，连续占领了北龙坪、天全等地，6月11日下午，进抵四川边境宝兴县属的大跷碛，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横挡住红军的去路。此时林忠照又调到四团当政治巡视员。

为了取得爬雪山的常识和经验，林忠照组织工作组，深入当地居民访问。年长的老乡谆谆告诫他：早晨、晚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山风四起，遮蔽天日，切勿过山。要通过必须在上午10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还得拿根拐棍借力爬山。这时正是盛夏，红军官兵身上只穿一件单衣，这里居民既少又穷，烈酒、辣椒无法买到，能找到的只是每人一根木棍。忠照把爬雪山将要遇到的困难详细的向部队作了交代，要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做到爬过雪山不丢下一个人。要“强帮弱，大助小，走不动的扶着走，不能扶的拉着走，每个人都要安全翻越大雪山”。

12日清晨，在宏亮的集合声中，部队邻近几个小村落的红军向大跷碛集结，进行翻雪山前的动员。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有的小心翼翼地夹在腋下，有的兴致勃勃地上下挥舞，随着“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无数根木棍一齐指向天空，气势如虹。9时许，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河边小路向雪山进发。来到山下，气温骤降，脚下的路冻得梆硬，木棍着地发出“咯咯”响声。战士们把军毯披在身上。林忠照的军毯原放在军马上，后军马在战斗中丢失，他御寒工具比别人更少。他凭着一股意志，爬上了山腰。先头班用刺刀在雪上挖着踏脚孔，后面的人手拉手，踏着他们挖出的脚孔，谨慎前进。突然，响起惊喊声：“有人掉进岩洞。”林忠照快步上前，跟战士们一起用木棍和绑脚带帮助掉进岩洞的同志爬上来。林忠照吩咐被救出的同志不能坐下，继续前进，否则就永远站不起来了。山上雾霾弥漫，时浓时淡，人行其中，宛如腾云驾雾，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脸上、身上像被无数把尖刀割着。林忠照浑身哆嗦，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前面一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想停下，林忠照说：“不行，停下来就永远走不动了！”林忠照同他互相搀扶着前进。快到山顶，突然下起冰雹，核桃大的雹子劈头盖脑地打下来，满脸肿疼。他们只好用手捂住脑袋前进。冰雹过后，万里晴空，阳光耀眼，举目一望，除山峰上几根少数民族竖起的“旗杆”外，都是一片冰雪。他俯视山下队伍，大声喊：“同志们，加把劲。”和他搀扶着同志也大声喊：“加油，加油，加油！”他们搀扶着终于翻越了夹金山的主峰。

经过5个小时的紧张搏斗，全团人马都安全翻过雪山。下山时，部队歌声此起彼伏。下至半山，有一群牦牛在悠然戏逐，它们发觉浩浩荡荡的队伍吓得四处奔跑。突然山脚下响起枪声，林忠照和团长跑向前卫班，观察前面的情况。他从望远镜中看见山下不远处是一个颇大的村庄，在村子周围的树林中，隐隐约约有不少人来回走动，他们背着枪，头上有军帽，显然是支部队，一团是前卫团，前面再没有自己的部队了。四团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忽然，山风吹来一阵很微弱的呼声，四团屏息细听，但根本听不清楚。于是四团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仿佛听见“我们是红军”！“红军？真是红军？”忠照正半信半疑，侦察员飞奔回来，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

过不久，山下也传来“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清晰喊声，顿时，一片欢呼，响声如雷。万想不到就在这夹金山下，会见了日夜盼望的亲人——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四团欢呼着涌进达维村，四方面军的同志拉着把自己住的房子让给四团住。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的首长立即前来看望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还送给四团30担粮食，做面葫芦慰劳他们。村头村尾每一角落都有战士在愉快交谈，互相询问情况。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对每一个同志都是很大的鼓舞当同志们互相了解对方艰苦奋斗的经历后，就更增加了革命的胜利信心。

晚上，在达维村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会师联欢会，熊熊的篝火映红了天，战士们的脸上放射出欢乐的光辉。有人唱四川民歌，有人说评书，有人唱兴国山歌，林忠照也唱起了龙岩山歌：“日头出来红又红，红军人会师情浓浓。今晚篝火映欢乐，明日长缨搏苍龙……”联欢会爆发出阵阵欢呼声，响彻云霄。

当夜，团长王开湘和林忠照睡在四方面军同志为他们准备好的床上。长征以来，他们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今天在这样舒适的床上睡，才真是体会到什么是幸福。忠照说，当晚他睡了个神仙觉。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团挺进到毛儿盖休整待命。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即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协力前进，拟打下松潘，攻占平武，然后出甘南，沿文县、武都一带前进，占领川陕甘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但是，由于张国焘的不断阻挠，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战机贻误了，红军不得不当机立断，改变北上路线，决定乘敌不意，穿越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地，北出陕甘。

林忠照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草地茫茫，荒无人烟，行军前的筹粮准备更显得重要。上级首长考虑毛儿盖东南的波罗子地区，是个产粮区，驻扎部队不多，便派四团前往筹粮，要求每人至少筹备10斤以上干粮。

林忠照认为，波罗子虽是个产粮区，部队驻得少，比较容易筹粮，但也不要看得过分简单，那个地区居住着少数民族，与红军的语言不通，加上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对我党我军不够了解，必然增加筹粮工作的难度，我们要严格执行政策纪律，积极做好宣传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执行我党和红军的政策纪律，是能否完成筹粮任务的首要条件。

林忠照召开团机关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团部机关多数是干部，比较容易领会上级的意图，大家一经动员，便行动起来了，有的同志还把干粮袋拿出来检查检查，有了破洞，马上细线密针，仔细地缝好。

四团部机关紧跟在前卫营的后头，沿着崎岖的小道，向波罗子地区前进。这一带地处高原，气候变化无常。当时正是盛暑季节，尽管炎热，却也时而刮风，时而下雨。途中同志们晴时一身汗，雨时一身泥，忽冷忽热，加上缺粮，不少同志身体支持不住就倒下了，大家情绪还是十分高涨，一路有说有笑。

连续行军两天。砰！砰！突然前方传来了枪声，一听到枪声，同志们个个虎了起来，脚下的步子不约而同地加快了。不一会儿，团侦察员返回报告，说是前头村庄的藏族同胞，因为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一发现我先头部队，便鸣枪报警，纷纷躲进深山。林忠照边走边想：这不是好兆头啊！它预示着筹粮将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不单纯是经济工作，而是一项政治任务。

林忠照说，在河对岸稀疏的树丛中，散落着几个村庄，团部和前卫营所进的，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约有百把户藏族人家，他们住的有平房，也有搭着一根独木梯子的两层楼，但构造都比较简陋，墙多是用竹子编的，上面糊着牛粪，或是泥巴，当忠照他们挨户推门进去，屋内空无一人，牲口也没见到，一片死寂。这时，虽然在屋前屋后的庄稼地里，成熟了的青稞和豌豆，十分喜人，可是忠照他们不知道哪一块是土豪的，哪一块是群众的，无从下手征收，只好“望粮兴叹”。

根据这个情况，林忠照他们研究对策，重申了执行政策纪律的重要性。开头，大家都没有住进民房，露宿在树下或屋檐下；后来住进去了，也不动用藏民群众的东西，尽可能把屋子内外打扫得一干二净。同时，团部和各营都派出工作组，在通司的带领下，上山宣传党的政策，做群众工作。

这样做有没有效果呢？头两天见效不大，没有一个藏胞弟兄下山。但林忠照他们执行政策的决心并没有因此动摇。这时部队携带的粮食越来越少了，有的连队几乎断粮，而一畦畦的青稞就在身旁，简直是“俯首可拾”，然而从上到下，同志们还是以政策纪律为重，宁可自己挨饿，也不摘取。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红军严格执行政策纪律，逐渐消除了藏胞弟兄们的疑虑，特别是先回来几户藏胞弟兄，当他们看到屋内的东西一件不损，地里的庄稼颗粒不丢，十分惊喜，也非常感动，这喜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深山，越来越多的藏胞弟兄竟相扶老携幼返回，死寂的村庄又热闹起来了，林忠照在藏胞弟兄的协助下，按党的政策规定，动手征收土豪的青稞麦和豌豆。有些贫困藏胞弟兄听说红军北上抗日，也拿出自己的青稞麦和豌豆。忠照他们则按量按质付给银元，做到买卖公平。就这样，忠照他们很快就筹足了干粮，完成了任务。

晨曦初露，东方破晓，林忠照他们背着沉甸甸的干粮袋，告别藏胞弟兄，跨着轻捷的步子，开始了新的征途。他们每跨出一步，细长的干粮袋也随着摆动了一下，它就像是乐队的指挥，正指挥大家歌唱筹粮凯歌，歌唱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政策纪律的胜利。

林忠照经常回忆长征这段难忘历史。他说：“当时，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很突出的，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英勇战斗，不怕牺牲，行军时，有的人身上背着好几支枪，有的人身体不好还争着抬担架。”爬雪山时，林忠照把分到的一块羊皮送给了一个身体不好的战士，自己裹着一块麻布片，结果被冻得生了病。他说：“虽然身体有病，但一想到我们红军所从事的革命是人类很伟大的事业，浑身就增添了力量。”长征路上，他还把干粮让给战士吃，为战士们抬担架、扛机枪、背行李，受到战士们的赞扬，大家夸他是不知疲倦的人。

他常说：在长征路上，饿死，冻死和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不知有多少，我们团在渡过金沙江时，遇到敌人飞机的偷袭，许多同志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我家乡龙岩江山乡就有100多人参加红军长征，长征胜利到达延安时，仅剩下林忠照、郭廷万等4人，几乎都牺牲在长征路上。

林忠照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叫林景星，母亲叫吴新莲。

林忠照故居慎思堂，为清代建筑，有300余年历史，坐北朝南，占地700余平方米，单层土木结构，琉金瓦房。大门进处是大天井（约100多平方米）两边是廊房。林忠照出生在紧接祖祠左边的房内。大厅约30平方米，林忠照幼时读书曾在这里度过。他于1961年回乡时也曾在此居住。厅两边还各有厢房两间，左近厢房曾是林忠照孩提时居处。

《人民日报》：他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关心军队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并为之勤奋工作。

龙岩市人民政府： 林忠照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追求真理,不怕牺牲,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他勤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组织领导才能;他顾全大局,不计名利,服从组织,严守纪律,执行指示坚决,具有坚定的党性观念,他工作勤恳,严肃认真,扎实细致,任劳任怨;他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联系群众,关心部属,平易近人;他作风正派,为人正直,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始终保持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龙岩博物馆：林忠照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