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是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岁。宋
赵明诚《金石录》载：贞元十七年（801），柳公权二十四岁时已书碑《河东节度李说碑》；此碑由郑儋撰文，原石在
洛阳，已佚，但或可想象其为年少妍华之书。元和十五年，四十三岁时柳书《左常侍薛苹碑》；长庆四年（824），四十七岁时书《大觉禅师塔铭》等。虽然这些书迹都已不存，但可以看到他二十多岁时的书艺已为社会重视，否则是不会被这些权贵所青睐的。柳在五十岁以前的作品，今只有《洛神赋十三行跋》、《金刚经刻石》（敦煌本）可睹风采（见下文介绍）。从中可见其学锤繇、
王羲之的书体，仿
虞世南、
欧阳询、
褚遂良、
陆柬之的体态。 柳公权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据《金石录》载，有：《涅盘和尚碑》（五十一岁），
《李晟碑》（五十二岁），《王播碑》（五十三岁），《将作监韦文恪墓志》（五十四岁），《太清宫钟铭》（五十四岁），《升玄刘先生碑》（五十六岁），《
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五十九岁），《赠太尉王智兴碑》（五十九岁）等。柳五十岁以后，只有《李晟碑》、《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以及墨迹《送梨帖跋语》，可见其楷书概貌，虽能看到又有进境，但尚未大成。
康有为说：“柳诚悬《平西王碑》学《伊阙石龛》而无其厚气，且体格未成，时柳公年已四十余，书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后人或称此碑，则未解书道者也。”（《广艺舟双揖》） 如果柳公权不能享高寿，那末六十岁之前，虽有很好声名，但终未能成一书坛巨擘。
六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书进入鼎盛时期，如丽日当空。这一时期，文献载有《冯宿碑》、《检校金部郎中崔稹碑》、《淮南监军韦元素碑》、《义阳郡王苻磷碑》等等将近二十通碑，而以《玄秘塔碑》和
《神策军碑》为柳体的典型，声名最为卓著。 《神策军碑》 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柳体已大成。它一变中唐肥腴之风，用笔骨力深注，爽利快健，以方为主，济之以圆，且在蹲锋与铺毫之间显示瘦硬劲挺之线条，这便是“柳骨”（下文再作阐述）。在笔画之间已有自家面目，横之长者瘦挺舒展，横之短者粗壮有力；竖画较之横画为粗，以为主笔，求其变化；其撇，长者轻，而短者重；其捺必重，显示矫健力度；其钩、踢、挑必顿后回锋迅出。柳体在结字上，也似颜真卿书正面示人，左右较匀衡，但纵长取势，且中密外疏。在整体书风上，柳体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岑宗旦书评）：“书家谓惊鸿避弋，饥鹰下（韦冓），不足喻其鸷急”（
王士禛《池北偶谈》）。柳体法度森严，面目又变颜体之肥，而为清劲挺拔，瘦硬通神，在唐晚期以一种新的书体及其劲媚之美引起了人们对柳体的赞赏。
七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公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阶段书碑记载很多，即据《金石录》所载，便有七十岁时书写的《商于新驿记》 、《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碑》等，七十一岁书有《牛僧孺碑》、《太子太傅刘沔碑》，七十三岁书《普光王寺碑》等近十通。今天仅见《太子太傅刘沔碑》与《魏公先庙碑》、《高元裕碑》等。 从以上这些碑中，可以看到柳公权似乎想继《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淋漓尽致地表露柳体之后，再辟一新的境界。欲以淡拙渗透笔法，以平易渗透结体，以古雅渗透气韵。因此中期那种刀切钢铸般的用笔就有所收，抛筋露骨的结体有所隐，森严峻峭的风棱有所敛。清
杨守敬对此悟识尤深，云：“ 《苻璘碑》、《魏公先庙碑》、
《刘沔》、
《冯宿》皆敛才就范，终归淡雅。”（《学书迩言》）他甚至认为，“
《高元裕》一碑，尤为完美”。虽然《苻璘碑》（六十一岁）、《冯宿碑》（六十岁）都为七十岁前所书，但七十岁以后的变化，其思想之根早已潜伏于彼。不过“柳骨”已经过数十年千锤百炼而成，柳公权也终未能再化出全新的另一番面目来。我们只看到柳书在这一时期冉冉斜阳的一种魅力。
八十岁以后的八年中，柳公权进入人生和书艺创作的晚期。他依然让生命与书艺交互滋养：生命在书艺创作中前行，书艺又为生命润色辉映。他至八十七岁仍书有《太子太保魏谟碑》（《宝刻类编》著录）。从其代表作品《复东林碑》可以看到他以生命最后一段晚霞映染在碑的字里行间。那种风采已不是朝阳般的充满蓬勃生机的光辉，也不像灼灼当午的炎日，而是一片灿烂的晚霞；笔锋的利铦转入内部，气韵与自然贴近，通篇之旨趣与大化亲和，是宗匠晚年的心智所悟，老笔所致。柳公权就像一位得道之人向青山深处走去，攀上极顶，又终于消逝在山阿里，将书魂凝刻进书学的峰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