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德元(1904一1933)，字子修，曾用名梁干丞、梁士元，山东省昌乐县梁家庄人。

他7岁上学，1921年考入青岛公立职业学校商科班，1924年11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团青岛地委学生部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1月任新学生社委员长。下半年，青岛党团组织遭破坏，他到杭州医学专科学校求学，在校期间曾任江浙区委书记尹宽的秘书(梁何时转党不详)。1928年去上海从事党的工作，后去湖北洪湖苏区，任过红军学校教官等职，后又去河北省工作。1931年7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军委书记，曾负责发动平定县高桂芝部兵变，事后又到红廿四军工作。1932年春，他任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安边小学教师。6月，又到宁夏银川，建立了宁夏特支，任负责人。冬，因写文章宣传苏区生活被马鸿逵警特机关逮捕。1933年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被派往兰州，先后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特委书记。为了便于活动，党组织通过葛霁云(中共党员)为他在国民党新一军教导队谋取了政治教官职务，以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斗争，团结同志在白色恐怖中为党工作，发展了特区的革命形势。通过进步人士介绍，他担任了国民党新一军教导队的政治教官，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33年8月7日因叛徒杜衡(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当时甘宁青特委属陕西省委领导)告密而被捕。敌人对其施用了抽皮鞭、灌辣椒水、 香烧背、 压杠子等种种酷刑，他铁骨铮铮，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1933年10月19日，他和战友谢冠军(中共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兰州市安定门外城隍行宫。

1925年下半年，青岛党团组织遭敌人破坏。梁德元离开青岛去浙江，考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校期间，曾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尹宽的秘书。1928年艺专毕业后，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到湖北洪湖苏区担任过红军学校教官、秘书长等职，后又去河北工作。

1931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派梁德元到山西，任中共山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发动平定县高桂部兵变，事后又被派到红二十四军工作。1932年春，梁德元任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安边小学教师。同年6月，赴宁夏银川开展党的活动，建立了中共宁夏特支，他任特支负责人。是年冬天，梁德元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紫姑》的文章，描述苏区群众翻身解放的幸福生活。这篇文章引起了马鸿逵警特机关的注意，不久将梁德元逮捕。

1933年春，梁德元在宁夏被营救出狱。这时，中共甘(肃)、宁(夏)、青(海)特委在靖远县组织领导了震惊国民政府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兰州水北门兵变，南京国民政府闻之坐立不安，蒋介石急令兰州驻军和西北“诸马”(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联合镇压这次兵变。就在充满白色恐怖的严峻时刻，梁德元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化名梁干丞，与张德生一起，迎着塞上怒吼的风沙，赶到兰州参加特委工作。他先任特委军委书记，不久又担任特委书记。为便于进行革命活动，特委通过进步人士杜汉三，为梁德元在国民党邓宝珊的新一军教导队谋取了一个政治教官的职务。

梁德元到教导队后，首先成立了俱乐部，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进步的宣传活动。他发动学员定期出墙报，自编油印教材，宣传进步思想。在给学员讲课时，他有意识地介绍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的来历和《国际歌》、《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在讲述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时，巧妙地穿插讲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苏联的十月革命，并以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中国历史人物为榜样，启发教育学员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多做一些对人民群众有意义的事情。在梁德元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下，教导队学员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梁德元带领特委同志，以灵活多样的斗争形式，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和条件，揭露和打击敌人。当时，蒋介石的嫡系朱绍良由江西调任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上任后，对内任用亲信，排斥异己，对外乱杀乱捕，疯狂反共。为了打击朱绍良的嚣张气焰，曾在江西进行过革命活动的梁德元带领特委同志秘密印制了大量的标语传单，布置人员秘密张贴、散发。一时间，揭露朱绍良罪行的标语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有的还贴到了省政府的中山堂和朱绍良的家门口。与此同时，梁德元组织兰州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活动，痛打朱绍良的忠实走狗省教育厅长谭克敏。上述活动的开展，使敌人陷入一片惊恐慌乱之中。

其间，梁德元还布置地下党员利用各种机会在不同场合大造“中央军一来，杂牌军就站不住脚了”的舆论，他还亲自在教导队、特务营以隐讳的方式告知官兵，蒋介石的中央军时刻都想吃掉地方军，造成敌军之间互相猜疑，加剧了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的矛盾。为了更有效地揭露和打击敌人，梁德元制订了一份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打入国民党军队和政权内部的特别方案，并亲自组织实施。

在白色恐怖下，梁德元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忘我为党工作。他除了白天在教导队讲课外，还要挤出时间接触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内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及时了解和掌握敌情。晚上，为了确保安全，他不断变换住所。酷热的夏天，人们都在户外纳凉，而他却忍受着闷热和蚊虫的叮咬，把窗户挡得一丝光线不露，通霄达旦地伏在昏暗的小油灯下，起草党的文件和编写各类传单。他把全国的革命形势，湘赣等地党和红军的活动，南方各地工农运动的发展，苏区的大好形势，苏联的革命经验，以及国民党反动势力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残酷镇压革命活动的滔天罪行，简明扼要地刻印成小册子。为启发教育国民党官兵，有时传单上还编写各地的兵变情况和描写士兵受压迫的诗歌，并仿照《苏武牧羊》等曲调谱上曲。为了躲避敌特的耳目，天刚朦朦亮，他就将传单油印机藏到安全地点。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编印了10多期传单。

在严峻的斗争岁月里，梁德元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他把每月的薪金，几乎全部用作党的活动经费，自己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全天只靠一顿锅饼加白开水充饥。他同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干部王健三生活在一起时，两人合盖一床破棉被，衣服破了，自己补一补，互相替换着穿。有时候饿了，两人就买些洋芋煮煮当饭吃。

无论斗争多么艰辛，生活多么困难，梁德元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一次，他幽默地对特委的同志讲：“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请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放在脸盆里，顺着黄河飘，我便可以回山东老家了”。还有一次，他与战友王健三在诗中写道：“黄河滔滔碧浪翻，志士战斗金城关，若得他日红旗展，天翻地覆万民欢”，足见他高尚的思想境界。在艰苦斗争的日日夜夜里，他从不向战友谈及家庭、个人的事情，同志们从他身上随时都能感受到他那无私无畏、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革命精神。

1933年7月底，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梁德元领导的甘宁青特委。8月7日上午8时左右，国民党第一师二旅五团倾巢出动，包围了兰州东校场，该团团长兼省警察局军警督察处处长杨德亮和副处长汪大燧带领反动军警闯入校场北营房，将梁德元逮捕。

梁德元落入敌手后，敌人欣喜若狂，妄想从梁德元身上打开突破口，将甘肃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审讯中，面对凶神恶煞般的反动军警头子——国民党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军法处处长兼军警督察处副处长刘荫远和军事法官徐继祖，梁德元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怒斥敌人反革命、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敌人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还是得不到有关甘肃党组织和党员的任何口供。黔驴技穷的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搬出了省主席朱绍良来和梁德元“谈话”。尽管朱绍良软硬兼施，耍尽花招，但得到的仍是梁德元的无情揭露和痛斥。朱绍良恼羞成怒，叫手下人对梁德元施以各种酷刑。在压杠子、指甲缝里钉竹签、鼻孔里灌辣椒水、香把子烧背等惨无人道的刑讯下，梁德元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痛苦的折磨，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表现了共产党员不畏牺牲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

经过两个多月的刑讯，敌人终于对梁德元下了毒手。1933年10月19日黎明，兰州安定门外阴森荒凉的城隍行宫里，突然响起罪恶的枪声，年仅29岁的梁德元倒在了血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