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宁(1916年10月30日—2006年2月26日),生于上海,是
梁启超的第四女。早年曾就读于
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
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她与同样是从青年
学生成长为革命干部的章柯结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
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
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
人物生平
梁思宁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1916年10月30日出生在上海。因为梁思宁排行老六,所以小名叫作“六六”。
梁思宁不到10岁时,几个较大的哥哥姐姐(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出国了,他们几个小的孩子留在梁启超身边,得到父亲加倍的爱。
13岁时,父亲梁启超去世。
1937年,日军占领平津,社会陷入大动荡。已考入南开大学的梁思宁失学,之后再未完成她的大学学业。
1940年3月底,梁思宁在梁思懿的帮助下,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梁思宁主要从事宣传工作。
1941年,梁思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梁思宁随部队转战山东解放区。1946年5月1日,梁思宁与章柯结婚。
1948年,在“
三查三整”运动中,有人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是地主、资本家的政治代表,梁思宁被开除了党籍。
济南解放后,梁思宁被分配到山东省农业厅,但未安排具体工作。
1983年,梁思宁被平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干休所内。
2006年2月26日,梁思宁逝世。
人物事迹
目睹日军暴行、内心深受触动
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大都留学海外,在科技界、学术界
颇有建树。惟有梁思宁走上了一条与兄长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为这个旧式大家庭里的“老革命”。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家庭叛逆者”的故事,其实,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对于当时的梁思宁是惟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有
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是也只能是惟一的——因为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梁思宁正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日军占领平津以后,华北虽大,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梁思宁失学了。
社会动乱,找不到工作,也不敢出门访友,出门就会见到日本兵欺负、凌辱中国人的情景。当时,他们家位于意租界里,不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谁也不知道是派什么用场的。顺风时坐在家里就常常听见
那所房子里传出的阵阵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走在一条小巷里,突然觉得有人拉住我的大褂,嗓音沙哑地说:‘太太、小姐行个好吧!’我低头一看,是个又黄又瘦的残疾人。他说:‘我本是大学生,学校被炸,出来想找个职业,无意中走近那所房子,突然出来几个五大三粗的日本人,把我拉了进去。屋里摆着各种刑具,各种刑具上都有人在受刑,发出惨叫和呻吟。两个歹徒命令我跪在一个烧红的油桶上,马上刺啦啦地冒出火燎皮毛的呛人浓烟,疼痛揪心!眼看我的膝盖要被烤焦了,狠心的刽子手把我扔出门来。我醒过来想伸伸腿,天呀!我的腿已成了直角三角形,永远也站不起来了!那所房子是个实验新刑具的杀人场呀!’我和母亲听了义愤填膺,泪流满面,十分同情他,给了他一些钱,就赶紧回家了。”
这次经历深深地刺激了梁思宁,她明白了什么是“亡国奴”的生活。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前途令她万分苦恼,时时想摆脱这令人窒息的环境。弟弟年龄还小,几个大哥大姐远在国外,她经常写信给在上海的五姐思懿诉说苦衷,寻找出路。
在姐姐的帮助下参加新四军
梁思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学习三年后进入协和
医学院学医。但在民族危亡关头,思懿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于
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当过
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与王若兰等被称为“燕京三杰”,是燕大学生游行示威的领袖。1937年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
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0年3月底,思宁收到思懿从上海的来信。信中写道,王若兰回天津生小孩,不日将返回南方,“好机会来了。你一定要亲自去面谈,可能达到你渴望已久的愿望。”王若兰已参加革命多年(后改名康英),她给思宁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介绍了共产党的概况,告诉她新四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军队。思宁老人深情地回忆:“康英大姐的谈话激起了我的爱国思想,日本鬼子的一记耳光(会见康大姐的路途中,过卡子口时被日本兵所打),更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天津
沦陷区这个人间地狱。我问康大姐:
我能参加新四军吗?她惊奇地看着我说:革命可不是做游戏,最起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长途行军,在战争中有牺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吗?我说:能!再苦能比当亡国奴苦吗?”
回到家中,思宁对母亲谎称是去上海上大学,免得老人担心。1940年4月6日,母亲把她们送到了塘沽码头的船上。
思懿在上海外滩
码头接船,把她们安顿下,又与康英仔细研究了寻找新四军的路线。决定从上海经宁波、
鄞县、
嵊县、金华,再到皖南,沿途都是蒋占区。比较其他路线来,这
条线路线短,情况单一,但也可能有风险。
4月12日,思懿与康英和思宁依依惜别。思懿语重心长地嘱咐:“六六(思宁小名),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再重逢!我们姐妹俩从幼稚园到初中都形影相随,多年来你总是依靠我。从今日起,你就要自己去闯了。”“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也是所有爱国者都向往的去处。要珍惜这次良机,要坚持到底,莫后退。切记!进则生,退则死。退,你有这条路么!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将来
我也要离开上海,你还愿意回天津么?”三人挥泪而别。
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日活动
思宁在康大姐的带领下,一路艰险,在金华还被国民党软禁了七天。她们机智地脱险后,被送到两军防地的界线,又经过四个兵站转送,终于到达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两人分手,康英返回皖北根据地,思宁来到江苏
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在陈毅、粟裕的部队里。
生活在梁思宁面前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她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切要从头学起,自己已是革命军人,不是老百姓了。新四军的确是一所大学校,她在这里不仅懂得了许多前所未知的革命道理,而且见识了许多有胆有识、大智大勇的英雄,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1940年5月的一天夜里,部队过一条敌占区公路
封锁线时,和日军一支巡逻队相遇,受到敌人袭击。当战地服务团战士向前冲时,思宁亲眼见到许多同志在自己身边中弹倒下。刚刚参军20多天的她,经历这样的场面却是惊心动魄,但她身后没有任何退路,只有义无反顾地往前冲!这个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生死搏斗,也真正理解了康英大姐和思懿姐所说的进则生、退则死的涵义。
在新四军,思宁主要从事宣传工作。队伍每到一地,他们便迅速深入到老百姓之中,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及对敌斗争的状况,然后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立即编成小话剧、
活报剧等宣传抗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宣传妇女解放的文艺节目,在老百姓之中演出。由于材料真实、生动,又取自老百姓身边,所以,他们的演出总是深受欢迎。
说起这段生活,老人显得特别兴奋,幽深的眼睛中闪烁着青春的光彩。记者问她:“从北方大城市,来到人地生疏、潮湿多雨的南方农村,过着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您适应吗?感觉苦不苦?”没想到老人立即爽快地回答:“苦什么!再没那么快活的!”“同志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不用看日本人的脸色,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心情特别好。每逢打了胜仗,老百姓便敲锣打鼓送来慰问品,再没那么快活的!”老人重复着说。也许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岁月会过滤记忆,痛苦、阴霾随水而逝,留下的总是欢乐和阳光。
家庭关系
三哥
梁思忠,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回国后担任炮兵校官,25岁时即因病去世。
四哥
梁思达,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曾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参与编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
弟弟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是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丈夫章柯,原姓赵,早年在西北武功农学院上学,后担任山东省农业指导所主任。1946年5月1日,梁思宁与章柯结婚。
二女儿章安秋,曾任山东大学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
亲友回忆
刘树林:1965年,梁思宁的丈夫章柯同志担任山东省科委领导,全家搬至经四纬六路省科委所在地,从此我们两家就分开了,但是两家人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我家人口多生活吃紧时,我弟弟就到梁思宁家借钱。梁思宁在借钱之外还会给两毛钱乘公交车的路费,但弟弟为省下两角钱总是徒步回家。当我家去还钱时,梁思宁说:“不用急!”章柯说:“不能要利息!”
王静: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梁启超的女儿就生活在
济南市,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几乎有些不相信。这年头大小媒体无孔不入,丁点儿事儿就会炒得浮土漫天,哪里还容得隐士藏身?然而,就在记者节这天,我见到了这位名人之后——梁思宁女士,她就住在学校南邻益寿路上的干休所内。推开
房门,一位老人立在面前。身材不高,有些瘦弱,典型的南方人体型;花白头发,灰色衣裤,极普通的老年知识妇女装束;双颊微陷,眼窝很深,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大。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双眼睛,深沉、犀利,内涵很多,仿佛探入你的心中。
我一直感到这样一位名人的后代悄无声息地生活在我们身边是个谜,与老人深入交谈后便知原委。“他们来采访我,都问‘梁启超的女儿’怎么怎么,梁启超的女儿又怎样?名人的后代不要把祖先的光环加在自己身上,个人的历史要靠自己写,不能靠祖先。我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老人酷似父亲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威严四射,语言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社会评价
陈毅: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