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语和巴利语是印度的两种古语言，对梵巴语语言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国际上一直是印欧比较语言学、古印度文化、佛教文献学、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梵巴语是梵语和巴利语的合称，是古代流行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书面语言，但已不再使用，它们是标准的佛教国际语言。中国佛教研究发达，但原始佛教研究仍是薄弱环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语言障碍。近代以来，中国学者陈寅恪、汤用彤、吕澄诸等都曾学习和掌握梵语、巴利语，以求对佛教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学者在北京大学开设梵语、巴利语班，也是意在继承这一优良学术传统。

对梵巴语语言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构成人文学科的基础学科，在国际上一直是人类学、哲学、比较语言学、中亚历史、文化史、印度古文化、佛教文献学、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学科研究的必修、或选修科目。梵巴语专业是东语系最早建立的专业之一。

1946年，东语系成立，季羡林先生担任系主任，并成为梵巴语专业的第一位教授。1947年，金克木先生来系，成为梵巴语专业的第二位教授。北京大学梵巴语教学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专业规模虽然不大，但由于有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做带头人，几十年来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译著和论文。同时教学上的成绩也很显著。

1965年以后的毕业生不少现已成为国内梵语、巴利语研究领域内的专家。梵巴语专业属于第一批公布的国家重点学科印度语言文学学科的一部分，有最早建立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有的来自国内，也有的来自欧洲及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 梵巴专业虽然属于小语种，但生源情况良好，新生大多来自京沪川粤等地，其中还包括藏族学生。另外，梵语和巴利语专业新生除了学习这两门主要课程外，英语、德语也是必修语言。此外，还要学习印度以及中亚历史、佛教史、中国历史和文学等课程。

北京大学东语系在建国后员工人数增加了10倍，学生人数增加了200倍，这是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这个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1949年，季羡林接到一封信，寄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学胡鼎新。信的开头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大学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说，现在国家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的人才。他问季羡林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言专门学校、中央大学边政系的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来。季羡林看完信后激动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季羡林正为自己作为一介书生，报国无门而苦恼。这样好的机会从天而降，可是大好事，岂有拒绝之理？他立即给胡乔木回信，表示完全同意。季羡林给胡乔木发出回信后不久，胡乔木亲自来到翠花胡同拜访季羡林。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特别亲切，有说不完的话。

不久，这三所大学的师生就合并到北京大学东语系了。1951年1月26日，国家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学：“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送100名青年到你校学习印地、蒙古、维吾尔、阿拉伯、越南、暹罗、缅甸、日本、朝鲜及西南少数民族语文，以培养少数民族及东方语文方面的革命工作干部，学习期限四年，学习期间按学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由中央统一分配。这批学生预计今年2月底以前报到，请做好学生入学准备工作。”这批学生进入东语系学习，东语系得到大发展。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东语系定名为东方语言学系，成为北京大学当时最大的系，包括梵巴语、蒙古语、朝鲜语、日本语、暹罗语（后来改为泰国语）、印尼语、缅甸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等专业。1954年以后又增加了乌尔都语专业，1957年增加了波斯语专业。师生总数最高时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教学机构。季羡林从翠花胡同搬到了蓝旗营的一所公寓里，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他对门住的是杨通方、李玉洁夫妇。论资格而言，他当时可以住进燕南园或者燕东园别墅式的小楼里，冯友兰在燕南园，马坚在燕东园，住的都是别墅式的小楼。季羡林只身一人，还是选择了在蓝旗营住公寓。

季羡林作为当时北京大学最大的一个系的系主任，社会活动是很多的。他要处理系里日常的教学工作，参加各种会议，接待内外宾客，安排教师、学生的食宿问题，新生入学时他还要去前门车站迎接。每天从早忙到晚，他感到时间远远不够用，过去还能够在长板凳上吃碗豆腐脑，而现在连这样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来到学校，在校门口买一块烤白薯边走边吃，烤白薯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他的早餐。中午或者去食堂吃饭；或者为了省时间，趁早买两个烧饼放在办公室，两个烧饼加一杯热茶，午饭也对付了。他的女儿婉如在天津、儿子季承在北京上大学，济南的家里有婶母和妻子照顾，他一门心思投入到工作中。婉如在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季承大学毕业也分配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当时他们工作的地点都在市内，没有办法照顾父亲。一次季羡林生了病，发烧到摄氏40度，连床都起不了。家里没有电话，系里发觉他没有上班，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住在城里的孩子星期天回家看他，差一点连门都没有敲开。

北京大学工会成立以后，季羡林先后担任过工会的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1952年后他曾一度担任工会主席。从此他要参加的会议越来越多，“我本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季羡林参加会议一般是提前10分钟到会场，决不迟到；发言不说空话、套话，言简意赅，决不拖泥带水；语言生动有趣，偶尔说几句诙谐幽默的话，引得哄堂大笑，使会议气氛十分活跃。他主持会议，则到点散会，决不推迟时间，让与会者都能准时吃上饭。

管理一个近500人的大系，季羡林整日忙忙碌碌处理各种事务性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抽时间和曹葆华一起翻译了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论文，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在季羡林的领导下，东语系以团结向上、艰苦奋斗的作风享誉燕园。他的领导作用、垂范作用，无时不在东语系发挥影响。季羡林精心设计系里的课程，对梵语、巴利语专业，他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指导思想是把学生培养成印度学的研究人才。只有学好梵语、巴利语，掌握好这两把金钥匙才能打开印度文化宝库的大门，而打开宝库之后，会不会鉴别库里的收藏品，则要看研究能力。季羡林十分注意培养和激发学生们的研究兴趣，鼓励他们广泛涉猎文、史、哲各门基础课程。东语系重视教学法的探讨，也重视教材建设。几乎每改一次教学法，就必然编写出一批新教材。每一种教材都凝结着教师“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心血，教学和科研还要齐头并进，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在季羡林的影响下，东语系教师们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各种词典和大型工具书被编撰出来，数量多，质量高，有的至今还在广泛使用。

1952年高校开始评级，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而他的老师冯友兰则评为四级教授。到1954年再次评级，季羡林仍然评为一级教授，冯友兰也由四级教授成为一级教授。评为一级教授的还有陈岱孙、翦伯赞、王力、冯定等人，北京大学一共有28位之多，正好占全国56位一级教授的一半。这足以看出北京大学的师资力量在全国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稍后，国务院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季羡林、冯友兰、翦伯赞、陈岱孙被选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们除了拿一级教授的工资以外，还享受每月120元的学部委员补贴。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梵巴语是梵语和巴利语的合称。梵语、巴利语是印度的两种古语，对梵巴语语言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构成人文学科的基础学科，在国际上一直是人类学、哲学、比较语言学、中亚历史、文化史、印度古文化、佛教文献学、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学科研究的必修、或选修科目。梵巴语专业是东语系最早建立的专业之一。1946年，东语系成立，季羡林先生担任系主任，并成为梵巴语专业的第一位教授。1947年，金克木先生来系，成为梵巴语专业的第二位教授。梵巴语教学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专业规模虽然不大，但由于有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做带头人，几十年来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译著和论文。同时教学上的成绩也很显著。1965年以后的毕业生不少现已成为国内梵语、巴利语研究领域内的专家。梵巴语专业属于第一批公布的国家重点学科印度语言文学学科的一部分，有最早建立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有的来自国内，也有的来自欧洲及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

漳平市青年藏书爱好者詹柏山收藏了一批梵语、巴利语等珍贵的佛经典籍，其中有《巴利语佛教读本》、《巴利语词典》、《巴利语语法》等佛学书籍200多册。

梵语、巴利语是古代流行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书面语言，但已不再使用，它们是标准的佛教国际语言。中国佛教研究发达，但原始佛教研究仍是薄弱环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语言障碍。近代以来，中国学者陈寅恪、汤用彤、吕澄诸等都曾学习和掌握梵语、巴利语，以求对佛教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学者在北京大学开设梵语、巴利语班，也是意在继承这一优良学术传统。学术界人士认为，詹柏山收藏的这些珍贵藏书为中国开展古代佛学译经研究积累了宝贵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