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俊（1913年-2006年2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县，1930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中央军委三局科长兼通讯器材厂厂长、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三处处长、中央军委三局处长。1945年9月以后，历任中央军委驻东北通讯联络分局局长兼东北军区三处处长、大连光华电器总厂厂长、关东电讯工程专门学校校长、中苏远东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大学党委书记兼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邮电总局第一副局长、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为创建中国航空工业作出重要贡献。1985年离休。段子俊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段子俊，1913年出生于济源梨林大许村一个普通家庭。他7岁入私垫，15 岁从济源第一高小毕业考入省立第 13中学。当时每逢寒暑假回家，段子俊就与同样在外地求学回家的青年聚在一起，通过交朋友、谈时事等形式，接受了他们传播的革命思想，开始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不久就参加了党继新、史德秀、卫子杰等发起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并任第一高小学生会会长。

1927年夏，中共济源地下党通过县学生联合会发动了一次反蒋大游行，段子俊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贴标语撒传单，并冲进县税务局与贪官污吏算账，发动农民到县政府“告状”，吓得反动官吏跳墙而逃。不久，段子俊又加入了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县红色互济会，继而担任互济会主任，并于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担任县委、省委的交通员。1932 年，黄背坪起义失败后，段子俊从济源辗转开封向省委汇报工作，此时正值中央要选派一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去苏联学习，段子俊有幸被选中，不久就去了莫斯科，进入位于沃利罕戈大街的列宁学院学习。当时在列宁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有李立三、李维汉等 50 多人。

进入列宁学院不久，恰逢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因段子俊刚从中国来，对国内情况比较熟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红色互济会会议。为了尽快掌握俄语，段子俊夜以继日发奋苦学，连星期天都没有好好休息过。3 个月后他便能结结巴巴地充当翻译了。一年后，段子俊又被调入共产国际交通部主办的无线电工程学校学习。由于刻苦钻研，获得结业比赛第 1名，受到了很特别的奖励，即乘坐“高尔基号”飞机在空中观赏莫斯科景色。在苏联期间，段子俊还随同陈云、滕代远同志执行了一次去新疆迎接西路军的任务，为西路军送去苏联支援的汽车、被服、食品和武器，并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给西路军 300 余名将士上了数学课。

1938 年，段子俊带着呼号密码回到延安。随后与张闻天夫人刘英一道把从苏联带回来的新密码调配研究分析。子陵亲手对原有电台设施进行重新安装调试，终于与莫斯科电台首次联络成功，从而使毛主席与斯大林能够直接联系。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通联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为此，中央书记处专门对段子俊进行了书面嘉奖。在枣园，段子俊还为毛主席办公的窑洞内安装调试了无线电话，毛主席当场端出花生、大枣和茶水给段子俊以热情招待在延安，段子俊先后任军委三局 (主管通联)科长、处长，通讯器材厂厂长等职。1939 年 6月，段子俊又调往枣园，在康生直接领导下的敌区工作委员会任四部部长，负责敌占区通讯联络工作以及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联络工作，并为康生当翻译。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段子俊被调往东北与彭真、陈云、伍修权等一起与苏军接洽接管东北政权事宜。段子俊被任命为东北联络局局长，并授予上校军衔。一到沈阳，他就很快指挥安装好了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彭真同志拍着他的肩膀，当面称赞他是电讯高手，太能干了。在东北，他还利用精通俄语的特长，为林彪、肖华、黄永胜、黄克诚等与苏联方面会谈当翻译。一次，彭真同志交给段子俊一项特殊任务，让他到中苏边界直接与苏方接洽请求苏方给中国军队以武器援助，并派一个团长带一支部队专门护送段学俊他们前往苏联途中不时遇到国民党残匪和当地土匪的袭击几次虎口脱险，历时七八天才到达绥芬河中苏边境地带，与苏方将军会面，圆满完成了任务。回来后，彭真再次当面夸奖“段子俊是个人才啊”。1946 年夏，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提出利用旅大由苏军控制的有利条件，在大连创办解放军急需的无线电工厂和学校，培养通讯技术人才，让导俊负责此项工作。当年 7月，段子俊以联军总部特派员的身份借同夫人兰梅及两名警卫员辗转图门、平壤、安东到达大连，在旅大市委帮助下，争取到了当地苏军的支持，很快办起了光华电器总厂及关东电讯工程学校，段子俊亲自担任厂长和校长。不久，工厂即达到年产 100 台手摇发电机、近 200 台无线电发报机的生产水平，不仅有力支援了东北和华北的解放战争，而且还培养了一批电讯专业技术骨干。对此，中央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8 年以后，段子俊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理工学术界名气渐长。他先后牵头负责了“大连大学”、“中苏远东电业公司”等重要学校企业的创建工作，并首任大连大学党委书记和远东电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他还牵头筹建了东北第一个军工企业集团——建新公司，为解放军生产作战急需的各种炮弹等。1950 年 10 月，朝鲜战争爆发。由于解放军沟通前线的通信联络经常遭敌特破坏，段子俊又被中央紧急调往沈阳，任东北邮政总局党委书记，有力地确保了党中央毛主席与志愿军总部的电讯联络。

1950 年12 月 19 日下午，时任东北局书记李富春再次紧急召见段子俊，传达党中央决定，让段子俊迅速赶回北京，负责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局的工作。段子俊匆匆赶回北京，连续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的“航工”筹备会，同与会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以及粟裕、陈士渠等一起商讨航工发展大计。

1951 年1月 11 日，根据周总理安排、何长工、段子俊、沈鸿3人组成的中国政府航工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方会谈，请苏方帮忙启动中国航空工业建设工作。在这次谈判中，段子俊协同何长工根据中央精神，就航空工业建设道路和原则、生产规模及聘请专家等问题与苏方达成协议，并坚持苏联援建项目在中国设计而不是对方原先安排的在苏联设计，从而加快了航空工业六大主机厂的建设进程。同时在段子俊提议下，增加了派修理列车 (即活动工厂)来华的谈判内容，为及时完成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飞机的修理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 年3月从苏联回来后，段子俊立即投入到中国航工的创建工作中。4月17 日，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 和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决定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刘亚楼、何长工、马文、段子俊为委员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4月18 日，根据中央决定，设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由段子履任局长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是在抗美援朝中诞生的。当时，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空军的数百架苏制飞机大批发动机亟待修理。航工局成立后段子俊根据中央“边打边建”的方针，一面抓航工起步工程，一面抓前线急需的飞机修理工作。在他的领导指挥下，很快建起了哈尔滨、沈阳、南昌、株洲等地六个主机生产厂，并动员组织企业领导及员工，紧紧依靠苏联专家，加快努力学习掌握修理技术在保证技术人才充足的基础上做到新建企业与修理飞机相结合两不误。段子俊还首先提出“航空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对日后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航空工业素有“工业之花”之称。新中国航空工业的蓬勃兴起，对中国冶金、电子、机械等各项基础工业和技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带动作用。“航工”创建之初最缺乏的是人才，为发展航工人才教育，段子俊在主持航工期间，主导扶持创办了 1 所航工大专和 4 所中专，为中国航工发展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

1963 年 9月，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部 (即三机部)。段子俊作为该部主管生产业务的第一副部长，常年奔波在生产科研第一线，为航工发展鞠躬尽痒、奋斗不息。

“文革”开始后，段子俊被诬陷为航空工业战线推行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祖师爷”，首当其冲遭到批判斗争，“靠边站”。后来又下放基层，干起了采石、修路、盖房、种地等繁重劳动。“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才又重新恢复工作。1973 年 3 月 28 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任命段子俊为航空研究院院长。半年后，航研院与航工部合并，从此。航空科研、生产再次汇聚一起，段履分工主管科研、新机械研制、教育和外事等工作。1978 年 4 月，段子俊主持领导了对英法、西德和美国的多次谈判，先后引进了机载雷达、平视仪等7项电子设备，改装了歼 7飞机，加快了歼 8 和飞豹等新型战机的列装进程。从 1979 年开始，先后与中东、非洲等十多个国家签订歼 6、歼 7、强 5、运12 等多种类数百架飞机的出口合同，总金额达几亿美元，为中国航工的进出口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1 年，段子俊退居二线，担任航工部顾问、科技委主任中航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后又任航空工业史编审委主任，主持《航空工业史》的编纂工作。

1984 年，段子俊光荣离休。

段子俊因病于2006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1988 年 5 月，陈云副主席亲笔为段子俊同志题写了一幅中堂:“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相扶持:明年更有新生笋，十丈龙苏绕凤池。”这是对段子像这位中国航空工业的奠基人、大功臣最好的评价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