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是2007年辽宁画报出版的图书，分为30章，以毛泽东早年读过的重要书籍和对他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及所接触的时间为纵横线索，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以及早期历史观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

李锐，国内外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湖南平江人。1917年生于北京。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在湖南、延安和东北等地从事青年工作和新闻工作。1949—1952年任新湖南报社社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转业到工业部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任毛泽东的秘书。1979年平反复职，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1982—1984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被选为中顾委委员。著述甚丰。

读书造就了毛泽东。

毛泽东本人又是怎样响应历史的召唤，从而使自己成为顺应历史所潮流的伟大人物的？他从学生时代开始，曾为此作过一些怎样的努力？这些努力又给他后来的事业怎样的影响？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作者李锐从第一手材料的翔实考证和精密分析，引出观点和见解，在本书中为你作答。

青春的岁月，会在人生心路上刻下浓浓的痕迹，毛泽东很早就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胆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刻苦用功、好学深思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如此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不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今天，他又成为中国一面映照历史岁月的镜子，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渡桥，一种给人们带来多种启示的人格象征。

近世以来,湖湘之士,英雄辈出,其中最杰出者首推毛泽东。他从出身于闭塞山村的一介少年而至经国济民的一代传人，平生嗜书如命，手不释卷，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更是求知若渴。 青春的岁月，无疑是人生路程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追溯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无疑是探寻他成长历程的最好方式，以之启迪后学，证悟经验，教益匪浅。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代序）

六年私塾（上）——《三字经》和《幼学琼林》

六年私塾（下）——四书五经

读《水浒传》

读《三国演义》

读《西游记》

读《红楼梦》

读《盛世危言》

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

《新民丛报》和梁启超的影响

康有为的《大同书》

读严译名著

读《群学疑言》

一个用心听课的学生

熟读韩文

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同黎锦熙的交往

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

“独服曾文正”

以文会友

忧国忧民的“时事通”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爱好诗词

《新青年》的影响

读社会这一本大书

《伦理学原理》批注

新民学会

“一时楷模”陈独秀

新闻学研究会和邵飘萍、蔡元培的影响

同胡适的一段交往

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

三本入门书

附录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读后）

后记

毛泽东诞生于1893年，正好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在这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腐败的清王朝无力抗御“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迅速地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坚忍不拔、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取得的。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可以说，他的一生曾影响和主宰过中国之命运。他出生和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空前变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列宁也说：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所造就出来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本人是怎样响应历史的召唤，从而使自己成为历史所需要的伟大人物的呢?他从学生时代开始，曾为此作过一些怎样的努力?这些努力又给他后来的事业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篇短文只准备介绍他学生时代若干有关的资料。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当年这里是一个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的山村。他的父亲识字不多，但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终于成为一个在乡间有资格发行小额钱票的“小财东”。由于在一次讼诉中的失败，使他愿意让儿子念一点书，“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毛泽东8岁被送进私塾，一直读到16岁，中间曾停学二年，经过同父亲力争，才又读了一年。六年私塾，读《论语》、《孟子》、《左传》这些经书，读得背诵如’流。后来他说起自己的幼年，“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事实上，当时的学习远不是只起了识字的作用，这些对于儿童来说枯燥难懂的书本，读熟了，就有些近似于电脑的软件储存，以后用起来是现成的。毛泽东幼年时代的记忆，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我们看五卷《毛泽东选集》，其中许多孔孟之言常用得恰到好处。

那时，毛泽东的生活是学生兼小长工或者小长工兼学生。13岁到15岁这几年，整天在地里干一个全劳力的活，夜晚还要帮助父亲记账。尽管这样，他还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够找到的任何书籍。对《三国》、《水浒》等等小说尤其喜爱，熟记其中的一些故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阅读中能进行独立思考，“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三国》、《水浒》这些小说中充满了战争的描写，加上《左传》中那些战争的记载，这对于毛泽东后来数十年特别是游击战争初期的军事生涯，显然是有启发和帮助的。例如《水浒》中洪教头的故事、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都在自己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中当作例证加以引用。可笑的是，十年内战时期的教条主义者，曾经这样挖苦过他：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治兵格言》等等，来指挥战争。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两年，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读书计划在那里自修，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则应付了事，甚至根本不去上课。教师们都能谅解他，把他当作一个特殊的学生。对于一个有自学能力的好学的人来说，自修，也许是一种最好、最有效地利用时间的学习方法。不少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人，都有过这种独立自学的经历。马克思在柏林大学，9个学期中只选修了12门功课，甚至这12门课他也很少去听。他选修法学的课程不过是作为研究历史和哲学的一种附属修业。正如梅林说的，“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的灌输的话，就是20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同青年马克思颇有近似之处。

1918年6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在1920年6月7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从此，毛泽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随即进行了组织新民学会、组织勤工俭学等等活动，开始了他投身革命洪流的新阶段。

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这些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胆识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特别用功、好学深思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如此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不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天青年一代学习的。

去年春季，辽宁人民出版社为我出了个题目：写一本《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这可能也同近年社会上出现的“毛泽东热”有关。我觉得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情，自认为这方面的材料还是比较熟悉的，就贸然答应下来。不料一真动手，问题就来了：毛泽东当年读过的重要书籍和对他有影响的人物，总得多有些了解或重新接触一下才行。譬如幼年在私塾读过《三字经》、《幼学琼林》，还读过四书五经，总不能凭想象说几句空话吧。又如《杨昌济文集》、《达化斋日记》和《新民学会资料》等，都是80年代出版的，过去没有可能全读过，现在总得浏览一下吧。为了进入角色，先逼自己将《早年毛泽东》(即《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再次增订，以为这样同步进行，可以“一举两得”。殊不知还是两回事情，难以同步，不过互有启迪而已。《早年毛泽东》于去年9月交稿后，直到年底才认认真真的一篇篇写，交稿日期一再拖延，很是不安。平时还有必办之事，以及人客来往，电话铃响，身体不适，种种打扰，有时虽说不上心烦意乱，却常有“何苦来”之感!好在读书常乐，伏案有瘾，总算断断续续，几个月之内，弄出这么30篇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呈现在“热心”的读者面前。

朱正同志帮了大忙：这30篇中约有一半是他打了初坯或提供材料的，如《纲鉴易知录》的考证就是他的功劳，此书我过去也没有注意过。有10篇左右请几位学者专家过目，他们提了很好意见，及应加补正之处；最要紧的是得到他们的支持，增加了我的信心。特向这几位朋友深致感谢。我有自知之明，平生是个做工作的干部，不是做学问的学人：不过比不读书的人喜欢读点书，顶多是个“剽学家”，对许多东西特别是国学一知半解而已。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那样刻苦用功，那样博学广闻，那样志高才大，那样特立独行，50年代初有感于此，才大胆写出那本《早期革命活动》，也可说是一种“ 毛泽东时代”感逼我做的。现在冒充学人，写出这本《早年读书生活》，这种感想依旧。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走上宽阔平坦的社会主义大道，就很有必要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那么，这个思想的来源，本人思想的变化过程，我们有责任将它弄清楚，以便从中得到启示，找出教训。前人开路，艰难险阻，千辛万苦，流血牺牲，白骨累累；如果说，几十年来这条路有些坎坷不平或嫌狭窄一些，那么，后人的责任就应当将之铺平展宽，暂时不能成为高速公路，也应修成一级公路才是。

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早年毛泽东》的姊妹篇。权且替出版社做个广告：希望读者读了这一本还读那一本，或读了那一本还读这一本。这两本书确有同根互补的亲缘关系。因之，也难免有某些重复之处，例如《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这两篇，就有互见的内容。当然，后出的这一本总不免对那一本旧作有所补充和修正。

还应当致谢的，有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他们照顾我的身体，不忍逼得太紧，宽限了交稿日期；薛京同志誊抄全部原稿，使之得以付排；也要向我的老伴致意，虽然有时不免有点埋怨，但没有她当电话员等几大员，我不可能“笔耕不已”。

虽然着笔谨慎，力求准确，但由于自己学识有限，纰缪必多，衷心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注：本后记作于1992年本书首次出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