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名校，指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四所著名高校：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联合办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但在抗战后期，也有“国立五大名校”的说法，即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

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等五所中国顶尖学府在全国进行统一招生考试，简称五大名校联考。此即中华民国五大名校这一说法的来历。

七八月间，各地试卷集中于首都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校园评阅。时有日本飞机到南京轰炸，阅卷工作受到极大的骚扰。特别是参加阅卷工作的教授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负责组织这次评阅试卷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及国立武汉大学的曾昭安等人安排阅卷完的教授们尽快离开南京。8月19日19时前后，日机飞临南京上空，日机的轰炸目标有中央大学图书馆、大礼堂和科学楼，图书馆周围房屋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礼堂的后墙被炸毁，科学楼没有击中而炸毁了化学实验室，猛烈的轰炸使国立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倒塌。由此拉开了迁校序幕。

国难当头，国立中央大学迁至四川重庆，国立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最后迁至云南昆明，国立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

国立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也是中国国立大学中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文理为基本兼有农工商等专门应用科、集教学和研究于一体的现代大学，被国际上誉为“东方教育的中心”。

浙江大学被英国学者在《自然》杂志称为“东方剑桥”，就是因为有一批优秀教授做出了一流成果，在极其艰苦的日子里，在《自然》《科学》等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余篇高质量文章。

武汉大学毕业生当中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比如“中国计算机之父”张孝祥、著名发动机专家黄孝宗、著名经济学家刘涤源等。1946年，美国曾对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进行过评估，而武汉大学仅次于西南联合大学排名第二。

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以及协和医学院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即今之大学四年级学生）。

到1945-1952年时期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院士的学者最多也出自这几所学校，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前五名为清华25人、浙大22人、中央大学21人、北京大学14人、武汉大学12人。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1948年国民政府遴选了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中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入选教授最多，名列前四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国民政府从大陆最优秀的大学中选派了著名教授接管台北帝国大学（即后来的台湾大学），主要有浙江大学教授苏步青、罗宗洛，罗宗洛还担任了接管后的台湾大学校长，1948年后由从北京大学来的傅斯年接任校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