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韩愈关于作者
道德修养与文辞关系的论断。韩愈在《
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毕宜。”气盛指作者道德修养达到很高的境界。他认为，只要气盛，则发言、著文，无论言之长短，声之高下，都会是适宜的。韩愈把
气与言的关系同水与浮物相比，缺乏科学的必然性，但他强调作家内在方面的道德修养对言辞文章的决定作用，还是合理的。韩愈的这个论点，源于
孟子的
养气说，孟子说：“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孟子·公孙丑》）。这对韩愈重气思想是有启发的，但孟子并未论及气与文的关系。后来，
曹丕提出“
文以气为主”，认为文学创作决定于气，
文气说由此形成。以后，
刘勰、
钟嵘都论述了文气，韩愈继承了他们的文气理论并加以发挥，扩大了
文气说的影响，为古文创作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又是儒家的德行为文章之本的传统观点的发挥及运用。韩愈认为道德修养是“实”，文是“实”的外部表现。他强调“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答李翊书》）。韩愈的气盛言宜说重视作者的
道德人格，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应该肯定的。但重道轻文的倾向，则不利于
文学的发展。韩愈由孟子“养气”说引申出“气盛言宜”论，其本人诗文之盛气则源于其道德、学识之“养”。
南宋理学成熟，
民族矛盾尖锐，以“气”振发人心极为迫切，
辛弃疾遂再倡“养气”说。“气”既见于其政论，又见于其词作，扛鼎的笔力来自胸中盛气，辛弃疾以盛气使词，词中自见其不凡之气。而历代之论韩、辛，颇见相近之评价，从韩“气盛言宜”到辛“以气使词”，可看到他们共有的沉雄奇险、骨力怒张，一改传统儒家的“中和”之音，这又与两人的遭遇、个性、才力、学识以及艺术上求新求变的思想有关。
韩诗狠重奇险为唐诗之一变，辛词自险至奇更在词坛别立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