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政策指一国政府利用本国货币汇率的升降来控制进出口及资本流动以达到国际收支均衡之目的。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通过国际融资合作、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进行。

汇率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目的，通过金融法令的颁布、政策的规定或措施的推行，把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比价确定或控制在适度的水平而采取的政策手段。汇率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工具主要有汇率制度的选择、汇率水平的确定以及汇率水平的变动和调整。汇率制度传统上分为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两大类。钉住汇率政策的基本观点：通过货币汇率钉住某货币国家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信誉，同时公众通过调整预期通货膨胀率使得通货膨胀率与某货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相一致。如果本国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某货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那么会引起本国的货币实际汇率升值，本国商品的价格相对来讲比某货币国家商品的价格要高，本国商品的需求就相应地减少，经济活动相应就下降，随后会使本国的通货膨胀率和某货币国家的长期通货膨胀率相一致。

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囊括国际融资合作、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进行。汇率政策作为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之一，总是具有一定的政策目标的操作规则。从理论上说，一国的汇率政策目标既可以是维持经济增长，也可以是充分就业、或者是维持币值稳定（控制通货膨胀），或者是以上几种目标的组合。汇率制度传统上按照汇率变动的幅度分为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两大类。在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度后，各国原规定的货币法定含金量或与其他国家订立纸币的黄金平价，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此，国家汇率体系趋向复杂化、市场化。

汇率政策中最主要的是汇率制度的选择，汇率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政府对本国货币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的变动方式等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安排和规定。经济结构决定论认为，一国选择哪种汇率制度，应从该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去考虑。海勒（1978）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与以下结构因素有关：国家整体规模、经济开放程度、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贸易格局。波尔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间93个国家为样本，提出了衡量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指标体系，并指出，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失业率或通胀诱因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随着全球国际货币制度的不断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8年4月1日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文并正式生效，实行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由于新的汇率协议使各国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具有很强的自由度。所以各国实行的汇率制度多种多样，有单独浮动、钉住浮动、弹性浮动、联合浮动等。

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价格、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过去10年里，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同时也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发展，将为周边地区和世界各国提供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投资机会，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事实证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又有利于亚洲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中国实际，应当长期坚持。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增强汇率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略有节余。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是国家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人们的方针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

因此，必须认真落实“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在继续扩大内需、加快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大涉外经济政策的调整力度，改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属于结构性调整。人民币调整是必要的，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策变化的重点在于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而不是人民币汇率本身，中国经济不适合钉牢美元。固定汇率一方面妨碍了中国自己的货币政策，造成资源错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中国国际化进程和经济结构调整。但是政府决定人民币是否做调整和何时做调整，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应受国际关系或市场压力所左右。再一方面，人民币与热钱的涌入也有密切关系。大量投机于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涌入，不仅制造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一定意义上挟持了中国的汇率政策。但是，热钱流入趋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放缓，在热钱流入进一步放缓时，便是人民币调整的时候。

汇率政策阻碍中国抗击通胀

中国的汇率制度如今开始显得更像是政治信条而不是完善的政策。缺乏弹性的政策有可能打破保增长与抗通胀之间的微妙平衡。

中国年度消费价格涨幅牢牢保持在5%以上，而且还在不断上升。通货膨胀主要是由食品价格推动的，食品价格在以每年超过11%的速度上涨。非食品价格涨幅依然保持在约3%的适度水平。

不过，非食品价格的涨幅较小并不能让人感到丝毫的安心。平均来看，食品支出占了中国家庭总消费支出的约三分之一。这意味着食品价格上涨将很快影响工资需求，进而推高总体通货膨胀。

此外，与中产阶级家庭相比，食品支出在贫困者的总支出中占有更大的比重，因此食品价格上涨对穷人的冲击要大的多。城市贫民面临着双重打击。他们无法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获益，同时控制通胀的措施还可能影响他们的就业前景。

难怪通货膨胀令中国的决策人士夜不能寐了。高通胀能够助长社会不稳定，特别是在对黯淡的就业前景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强烈不满的城市地区。飙升的食品价格可能使不满演变为反抗，而这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地区更难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