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是1900年7月17日至21日沙皇俄国对居住于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进行屠杀的事件，该事件共造成2000多名中国人死亡。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与1900年7月16日发生的海兰泡惨案并称为“庚子俄难”。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口南至霍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沿岸地带，“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村庄是由清政府在清剿雅克萨沙俄侵略者时设立的军屯点发展起来的，通称江左旗屯。人们又习惯于以屯数命名，记载中出现过“二十八屯”、“三十余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名称。惨案发生前，这里有六十四个村庄，又地处瑷珲江东，故称瑷珲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由汉、满、达斡尔族组成，据俄国当局1881年调查，“中国臣民达一万四千人，其中汉人八千六百人，满族四千五百人和达斡尔族九百人……共一千二百六十六户。”达斡尔族居住在六十四屯东部和南部，满族集中在瑷珲对岸上下一带，汉族分散于六十四屯各处，或单独成村，或和满族、达斡尔族混合居住，其中绝大多数是山东和山西的移民。满族和达斡尔族在语言、服装和风俗习惯上与汉人基本相同，“同时讲话彼此都懂”。三个民族都从事农耕，种植大豆、小麦、小米等作物；酿造烧酒，畅销黑龙江两岸；所需布匹和农具靠江右供给。居民人数，自一八八一年之后，俄方未进行过统计，一直沿用一万四千人这一数字。中国有关记载为七千余人或万余人，显然不是居民达到的最高数字。据《阿穆尔报》负责人的估计，惨案发生前居民为三万五千人，除去临时居住的矿工等流动人口一万五千人，原有居民约二万余人。

1858年，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与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其中规定：中俄由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至海口划界，右岸属中国，左岸属俄国、“黑龙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据此，中国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了沙俄，只保留了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永久居留权和清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

中国在丧失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留了一点残存的权利，固然是中方代表据理力争的结果，但俄方代表同意保留，主要是考虑自己利益的需要。俄方谈判代表彼罗夫斯基说，“允许目前居住在左岸的中国居民居住一段时期”，“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因为“我们的移民还需要他们的粮食”。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沙俄允许保留六十四屯居民的居住权的真实原因，而且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极端虚伪性。他们在条约上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久居住”，暗地里仅仅是允许居住“一段时期”。可以说从瑷珲条约签订之日起，江东六十四屯就隐伏下了严重的危机。

《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加紧向黑龙江左岸移民。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沙俄在远东地区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在大批移入俄罗斯人的同时，残酷地灭绝当地原住民族。随着移民的增加，对耕地的需求量变大，但阿穆尔省虽地域广大，却大都是森林、莽野和沼泽地，只有黑龙江上游和中游沿岸地带适于耕种，于是江东六十四屯这片适宜耕种的肥田沃土就成为沙俄侵夺蚕食的对象。

1879年，沙俄占去段山屯草甸、牧场。1883年，占去“垦地二百四十余垧、荒地四十余里”。在沙俄的蚕食下，江东六十四屯的面积缩小为长约一百四十华里，宽约四十二华里，约一千六百平方公里。

1894年，沙俄官员马丘宁根据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提出彻底解决“结雅河畔（即江东六十四屯）满洲人”问题的报告，决定取消清政府对江东六十四屯居民的管辖权和境内中国居民的居留权。马丘宁报告出台前后，沙俄阿穆尔省当局加紧了侵吞江东六十四屯的步伐。1893年，沙俄官兵“直捣补丁屯”，毁酒铺三十余家，“屯中聚酒成渠”，损失“三百余万之多”。1898年，沙俄官兵在各旗屯“调查人民户口、房屋产业、六畜数目”，企图强行征税。清政府瑷珲当局“拨派官兵一哨，过江保护旗屯”，被俄军强行缴械，几乎演变成武装冲突。此后“俄人之骄横日肆”，终于积成流血惨案。

1900年6月初，沙俄总参谋长借口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兴起，电令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密切监视”黑龙江边境地区。1900年6月2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阿穆尔军区进入战争状态。6月25日，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同时实行军事动员。1900年6月27日，这两个军区分别征召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名和九千五百一十五名预备役兵员入伍，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军事动员。1900年7月9日，沙皇命令两路俄军分别在伯力和双城子集结，待命进攻哈尔滨和牡丹江。

1900年7月15日，前往支援待命进攻哈尔滨俄军的两艘俄轮“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号”驶抵瑷珲江面。瑷珲驻军“飞渡往阻”，“色楞格号”开炮射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击伤“色楞格号”，重创“米哈依尔号”，击毙击伤俄官兵五人。沙俄阿穆尔省军管省长格里布斯基率骑步炮兵赶到瑷珲对岸的俄军哨所，炮击瑷珲城。黑河屯驻军以为俄军发起全面进攻，回击海兰泡，这就是所谓的“黑龙江事件”。 格里布斯基以此事件为借口，对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

1900年7月15日，格里布斯基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并扣留所有的渡船，海兰泡市警察局开始逮捕所有的中国人。16日，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和义勇兵闯入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

当天共搜捕了三千至三千五百人，先被俄兵包围在中国居民区，一些人往外冲逃，当场被杀害五六十人。后来这些人被转移到市警察局，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一个锯木场里。

1900年7月17日清早，俄兵将所有被押的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名曰“渡江”，实际上是将被捕者赶进江中活活淹死。根据记载，当被押送的队伍到达目的地时，“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有的想拼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们割成碎片”。经过这场血腥的屠杀，中国人“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岸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都是气息未绝的活人”，他们都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层半死的人筏，翻滚着向东流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海兰泡惨案”。

“海兰泡惨案”一直进行到1900年7月21日，共夺去五千余名中国人的生命，只有少数人游到对岸而得以逃生。7月22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市内的中国人已被全部“肃清”了。

1900年7月17日，阿穆尔当局举行海兰泡大屠杀的同时，另派出军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居民举行了“多次扫荡”。俄兵“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大部分被活活烧死”。俄兵又“沿村发火”，毁尽房屋，枪杀居民，仅博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了上千人。最后俄军将“未及过江者，不分男妇老幼，农夫工匠，负贩商贾及民间各行等业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过六七十人，其余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不绝”。至21日，俄军将中国居民的村庄“全部捣毁干净”，这次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又夺去了二千余名中国居民的生命。事发十几天后，沉溺在黑龙江底的无数死难者尸体浮上水面，顺流淌去，江面漂浮油层，江水为之奇腥。

1900年7月31日，海兰泡市议会举行会议，授权格里布斯基征用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所遗弃的粮食、家畜，以供民用和军需，拍卖海兰泡中国居民的财产，并利用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作为军用医院和宿舍。中国居民的全部田园财产均被沙俄军事当局征用和没收。

俄军夺取六十四屯之后，立即以它和海兰泡为基地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野蛮的征服。戈罗戴科夫首先派俄轮驶入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摧毁中国沿江卡伦和村镇，派骑兵深入乌苏里江左岸大肆烧杀。接着俄军主力扑向黑河屯与瑷珲。他们将黑河屯“未及逃走的居民全部杀戮和投入火堆”，“全部夷平了这个“拥有五六千人口的城镇”。在瑷珲城中“四向焚烧”，使“数千余房，毁尽为墟”，只留下一座营盘和一个火药库供他们作战使用。

1900年8月4日，阿穆尔省军管省长格里布斯基宣称：“根据《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及阿穆尔河（黑龙江）右岸为我军占领之满洲土地，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次大屠杀，共有7000多中国和平居民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贝弗里奇说：“这一惨案是俄国在远东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丑闻”。日本人石光真清指出，这是黑龙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 俄国人多伊奇认为，“沙俄实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只有与中世纪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和西班牙对异教徒、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才可以相比拟”。列宁说：“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根据清朝东北地方当局的估计，仅江东六十四屯居民“所遗房产、牲畜、粮食、犁具及资财器物，估计约值五六十万卢布”，另一种估计为三百余万两。此外土地损失为“一百万卢布（每俄亩按十卢布计算）”，总数不少于一百五六十万卢布。加上“海兰泡惨案”的损失，中国居民总共损失约为二百五六十万卢布。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后，中国历代政府同沙俄、苏联政府进行过多次交涉，要求归还这片领土，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的限制，交涉均无结果。现时江东六十四屯属于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