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填湖广，是指明代洪武年间，政治和经济原因造成大量江右民系人口迁居到湖广省（今湖南、湖北两省）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活动。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清人魏源的《湖广水利论》。

江西填湖广是明初大移民的一部分，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总结：在洪武年间（早期）湖北地区的174万总人口（不包括施州地区的少数民数人口）中，土著人口占43%，移民人口占57%。根据各府的移民原籍作一统计，在湖北的98万移民人口中， 江西籍移民约为69万，占总人口的70%。——湖南全区在洪武年间的278.7万各类在籍人口中，元末及洪武年间迁人的民籍和军籍移民达73.1万人 （包括移民移人湖南后所生子女），占当时全区人口四分之一。

但复原历史难度很大，因此葛剑雄、曹树基《简明中国移民史》有另个算法（明代部分是曹树基负责撰写）：洪武二十六年（1398）两湖人口470万，大约对半分，其中湖北省人口八成来自江西（南昌诸县为主，还有饶州府、吉安府、九江府的）。湖南省人口，元末明初移民占总人口的39%左右，即105万，其中江西移民占 74%左右，则有 78万（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吉安区域，二成多来自南昌诸县）。

一、据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湖广布政使司的湖北部分：在洪武大移民中的地位是相当独特的。一方面湖北人大量迁入四川（主要是元代末期明玉珍部属为主的湖北东部黄州府麻城县人大量迁移到四川，为楚人填蜀，四川地区在元末明初接受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湖北东部，是世人所称的“湖广填四川”之源起；值得了解，湖北东部是陈友谅和朱元璋的长期主战场，明玉珍原为陈友谅部下，带领人马进入四川似也因担心朱元璋报复，避开长期的仇杀地、弱势地），另一方面大 量的江西移民进人这一区域。

移民分布不一，在有的区域占多数，在有的区域占少数（主要是山区），例如当时武昌府南部山区的通城县移民很少，湖北省西部枝江、当阳县等及其以西的九个县基本没有移民。

襄阳特殊：襄阳（治今襄樊市）正值宋金对峙之前线，战乱使此区破败凋零。元代末年，南琐、北琐红军以襄阳为根据地起义，更使襄阳成 为人稀之区。朱元璋“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①正因为有了朱元璋的空地剿乱政策，才使之成为洪武大移民不曾广泛涉及的区域。也正因为如此，霞到洪武二十六年，这一区域 的人口仍未得到有效地补充，以一府之大，仅有人口 8万余，不敌黄州府的一个中等县份。从明代中期的一份官员奏章中，我们知道从洪武年间开始，已 经有“各处客商”潜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立业②。这也就是说， 即使洪武时期有移民迁人此区，政府也未承认，他们的户籍问题不 可能得到解决。这就引发了明代中期的流民运动。

湖北省西北部的宜城县（今属襄阳市辖）大多数人自称祖籍江西。

湖北省西北部，再往北：至枣阳县、光化县一带，听到的有关居民祖籍的说法大都是山西大槐树。这说明来自山西的移民从北面进入了河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具体的论述可见有关 河南移民的章节。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第148面总结：在洪武年间（早期）湖北地区的174万总人口（不包括施州地区的少数民数人口）中，土著人口占43%，移民人口占57%。根据各府的移民原籍作一统计，在湖北的98万移民人口中， 江西籍移民约为69万，占总人口的70%。在79万民籍移民中， 来自江西的移民约为55万。其中，来自饶州府和南昌府的移民大体相当，各为19万左右，吉安府（治今吉安市）移民约为8万，九江府移民约为3万，余为其他。军籍移民中也含有相当数量的江西籍士兵。

二、但曹树基《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51面有另个算法：洪武二十六年（1398），比早期已经繁衍了一代人，两湖人口470万，大约对半分，其中湖北省人口八成来自江西（南昌诸县为主）。具体总结是：洪武二十六年（1398年）湖广（大致即今湖南、湖北二省）登记 人口为4 702 660人。由于无法获得湖北的分区人口数，只有按 现代两湖人口比例，认定明初湖北人口为223万左右。洪武年间 湖北有驻军13卫3所.有将士 76 000人，合家属有23万，则湖北 实际总人口约240万。明初移民运动未波及东南丘陵山区，除 去10万人口不计.则为230人万。其中80%左右于元末明初迁入，移民数达180万人以上。民籍移民中的70%左右为江西移 民，约130万人。

一、据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湖广布政使司的湖南部分：

湘北地带：洪武年间岳州府除石门、慈利两县外有人口 26.5 万，加上岳州卫军人及其家厉，共有人口 28.2万，其中元末及洪武 年间移入的人口 2.8万人，为一成多。其中军人及其家属约1.7万，民籍移民1.1万。

湘南地带：洪武年间湘南三府（衡阳府、永州府、郴州府）的人口约有103万人。加上 永州卫、衡州卫及桂阳、郴州、道州三个千户所，共有兵士及家属 4.5万人，因此三府人口约107.5万。其中18.3%即约二成 为元末及洪武移民，就有移民人口 19.7万左右，减去4.5万军事移民，民籍移民 约为15.2万。移民的规模不大，也属于典型的人口补充型移民。

注意：该书第103页又有另个说法：“就迁人时代而言，长沙地区洪武移民氏族（不包括洪武时 期迁自湖南的氏族）占当时氏族总数的61.4%，这一数据与湘北的 24.0%和湘南的28.3%相比，无疑要高出许多”。

湘中地带：1、长沙府洪武年间的民籍人约50.7万人，加上长沙卫和茶陵卫的军人及其家属，共有人口 54.1万。移民影响较小的安化、攸县、茶陵三县，人口共有13万左右，其中10%为洪武 移民，则有移民人口 1.3万；余41.1万左右的人口中移民人口约 占64%，约有移民人口 26.3万。元末及洪武年间长沙府共有移民 27.6万。如前述，茶陵卫的军籍人口中可能有五分之一为当地土 著充任，所以军籍人口中约3万人口为外来移民。这样，长沙府民 籍移民约为24.6万。——背景简介：长沙府、（广义）长沙地区（古称潭州，包括今长株潭等广大区域）地处省级交通孔道，是湖南中心区、兵家必争之地。宋元以来战端屡兴，长沙受害首当其冲。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金人陷潭州，……金兵大掠，屠其城。”至宋元之 际，元兵南下，潭州数度困于元兵。德祐二年（1276年），城破被屠。两次战争之后，分别有官府组织的邻县移民进人长沙、浏阳等地。元代末年彭莹玉起兵于赣西，战争几乎使潭州即长沙地区人口损失殆尽。偌大醴陵县仅余氏族30余个，其中有称为老寨户的18户土著，元末明初躲进山中达30年之久，元气大伤。待到他们出山时战事已停，移民已定，良田已占，后代的繁衍远不如移来者。在湘乡，据1935年调査，试査各姓族谱，其先祖多数由江西迁来，土著尚有一部，但人口不发达。湘潭有记载称：“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湘潭土著仅存数户，后之人多自豫章来”。文献记载与我们的统计结果相互印证。——2、常德府（辖区在洪武30年有巨大变化）：以长沙府的平均水平计，洪武年间的所有人口中，元末及洪武移民人口占其64%左右，常德府的水平也应如是。但是，常德府 的移民大多数是洪武末期才迁人的，洪武年间常德府的人口中没有包括这批移民。而且，约有一半的移民迟至永乐才迁人。这就 给移民人口测算带来了困难。——3、宝庆府：在有文献记载的洪武年间的152个氏族中（很多土著的没有记录），宋代以前的氏族仅占3.3%，宋代氏族占 30.3%，元代氏族占19.1%，洪武氏族占47.5%。考虑到元代29 个氏族中有19个是元代末年迁人的，因而元末明初迁入氏族占洪武时期氏族总数的近60%。——宝庆府洪武年间有人口约13.5万，加上一卫二所的军人及其家属，共约15.9万人，其中元末明初移民约4万人，其中军籍移民为2.4万，民籍移民为1.6万人。

湘西地带：在有文献记载的湘西洪武年间的161个氏族中，有81个来自江西，占 50.3%。北宋时期对梅山的开发，导致汉族人口向湘西山区移动。因此宋代的氏族在洪武时期的氏族总数中占了不低的比重，达21.7°/。。元代氏族占25.5%，而洪武氏族则占一半以上，达52.8%。湘西存在大量的土著氏族，没有在上述统计中反映出来，所以这一比例并不是当时的真实的氏族比，仅仅是各类移民氏族之间的比例。

小结：就湖南全区而言，在洪武年间的278.7万各类在籍人口中，元末及洪武年间迁人的民籍和军籍移民达73.1万人 （包括移民移入湖南后所生子女），占当时全区人口总数的26.2% 左右。若考虑到少数民族人口的存在，移民的比例更低。

二、曹树基《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64面有另个算法：1947年湖南人口中，35%左右是元末明初移民的后裔（明初移民后商占24%左右），大多从江西迁人。由此推断：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湖南人口约为250 万，加上13卫2所的7.5万军人及15万家属，共约273万。元末明初移民占总人口的39%左右，即有105万，其中江西移民占 74%左右，则有人口 78万。

明朝灭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即明初大移民，其中，“江西鄱阳瓦屑坝”、“山西洪洞大槐树”、“南京杨柳巷”和客家人之源“福建宁化”并称为中国明代四大移民的集散地，也是寻根之地。其中，中国有两亿人的祖先是江西鄱阳县(古为饶州)瓦西坝出去的。明初移民时，官府在瓦屑坝设局驻员。饶州府各县移民沿乐安河、饶河到达鄱阳瓦屑坝集中，然后发放“川资”，编排船只，乘船驶出鄱阳湖到达湖口。然溯长江而上，迁入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或顺长江而下，迁往安徽及其它省份。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这点可以从当年移民活动流传下来的“走西口”、“闯关东”、“充军云南”等民谚中得到一丝信息。

元朝末年，湖广地区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陈友谅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不限于他们，还有其它一批能量低一些的军阀混战，例如元代末年彭莹玉起兵于赣西，战争几乎使长沙府地区即潭州的人口损失殆尽），由于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田畴荒芜，十室九空，无论是北方移民还是土著居民已经寥寥无几，人口随农民逃荒外省和大量死亡而急剧减少，并允许“插标占地”，因此而奏响了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远在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省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人们便把眼光转向省外寻求发展。外出商贾负贩、打工挣钱的江西人，有南、西两个流向最为便捷。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结束后。而元末明初连年的战祸和兵燹，使湖广地区大部分田园荒芜，庐舍成为废墟，原有居民大量散亡。更多的江西人则是向西挺进，进入两湖地区，从而助推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

有人分析传世的移民资料，发现这场运动至少远可以上溯到唐朝，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南宋末年以前是序幕期，移民动因有的是受战乱所逼，有的是听说两湖人口稀少，土地易于购置。其后，出现过两次迁徙高潮。

最大的一次是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这可能就是“解手”传说的历史基础吧。

第二个高潮则是魏源所记的清初。与洪武移民相比，这次高潮的规模要小一些。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压力已经出现，当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迁徙时两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总之，出于经济考虑是这个阶段移民的一大特点，而且都是自愿的，不象洪武年间带有一定强迫性。这一千多年的移民运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发展，战乱只是一种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湖南、湖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有相当广阔的开发空间接纳移民。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长江流域内开发格局逐渐由东向西拓展的过程。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 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路线是奠定上述移民地理特征的重要基础之一，很多移民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复原当时的移民路线，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陆并举迁入两湖。

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湘东与赣西之间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山脉，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这些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构成了江西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进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

进入湖北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堤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则通过两条路南下，陕西移民主要沿汉水河谷通道首先进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则穿过南阳盆地到达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扩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和北部。

据说有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经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他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江西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江西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有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