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男，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湖州，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葛剑雄，1945年出生于嘉业堂藏书楼所在的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1964年高中毕业后接受师资培训，1965年8月—1978年9月上海市古田中学教师（先后任教英语、政治等学科）、团委书记，1978年10月—1981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3年在职获博士学位，1981年12月留校工作，1985年任副教授，1991年任教授，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1996年—2007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2007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3月任图书馆馆长。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地理专业）、校务委员、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图工委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2000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2007年3月，葛剑雄教授离开担任了3任11年的史地所所长职位，出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仍兼在史地所任教指导博士生。

2013年3月当选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2020年，担任游戏《王者荣耀》的学术顾问。

1957年9月－1960年7月上海市长安中学，初中毕业。

1960年9月－1964年7月上海市市北中学（其间病休1年半），高中毕业。

1964年9月－1965年7月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市北中学实习），非学历进修教育。

1978年10月－1981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以高中学历考入），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2年3月－1983年9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在职博士研究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葛剑雄是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

现任：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史学会理事

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

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HISTORICAL GEOGRAPHY编委

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长

上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上海市第九、十届政协委员

上海市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上海中山文化交流会副会长

谭其骧（我国历史地理学家，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历史地理前沿：对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

《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两岸关系的历史和未来》

《中国统一的历史和未来》

《从天下到世界——上海世博会的启示》

《户籍制度的前世今生》

发表史学专著20余部、论文百余篇。作品获“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研讨会”论文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郭沫若史学奖”等。

曾参加中国“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多次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进行学术交流。本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千秋兴亡》（主编）、《长城的价值》等及论文百余篇。

著《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

主编《中国人口史》，六卷本，四千多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全部出齐，总体上代表当前该领域的学术前沿。

著《近忧远虑》，2015年4月华夏出版社出版，294页。

《葛剑雄谈地域文化》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人们常说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比如南方人习惯吃细粮，北方人喜欢吃粗粮，傣族人习惯住吊脚楼，福建沿海信奉妈祖等等。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呢。了解地域文化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 葛剑雄教授认为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或者说叫一个空间范围它的特点的文化类型。它的特点，要求它跟周围、跟其它地方有不同的。不能说我们穿西服，那所有人也都穿西服。比如北京以前住四合院，那么其它地方，你到了上海没有四合院，他住石库门，这就是不同。

所以它应该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它的特点。其实这种现象，我们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在司马迁他写的《史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般谚语说，叫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一百里的范围之内，可能风是一样的，出了一百里，这个风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一千里，俗也不同了。什么叫风呢。用当今话讲风就是流行，你有什么流行的东西，它不会传得非常远的，也不会过一百里地，在过去这个流行就流行不出去了。但是俗就不同，俗是什么呢。我们当今讲风俗风俗，其实这个风和俗是两个含义，那个俗的我的理解就是习惯。就是风流行，它流行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就慢慢慢慢形成习惯了，那就保存下来了，有的流行流行一阵子就变了，新的流行又来了，新的风又来了。所以一个地方流行什么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它的地方的文化或者地域文化。等它慢慢慢慢成为俗了，成为人，一批人的习惯，它就逐渐逐渐保存下来了。地域文化构成的范围很广，但是往往有几种因素是最重要的。比如方言、饮食、民间信仰、民居等。

古代“中国”究竟有多大

谈到中国的和平崛起，谈到世界上大国的历史，自然会想到古代的中国。古代中国究竟算不算大国，如果算，究竟有多大。这是我们了解历史和进行比较的前提。

首先，“中国”被正式当作我们国家的名称是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才开始的。在这以前，“中国”的概念是不确定的。一般来说是不断扩大，从仅指中原地区扩大到泛指整个国家。即使在清朝后期，“中国”有时是大清国的代名词，包括清朝的全部疆域，有时却只指“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东北、内外蒙古、西藏、新疆。因此，要确切地描述中国古代的疆域范围，只能说当时这个朝代实际统治的范围有多大，例如秦朝有多大，唐朝有多大，清朝有多大。如果要说当时的“中国”有多大，就得说明这个“中国”是什么概念，它包括当时哪些政权。例如，8世纪的中国有多大。如果只指唐朝的疆域，那就不能包括青藏高原，因为那是由吐蕃统治的，而吐蕃是独立于唐朝的政权，至少不属唐朝管辖，要不唐太宗就不必将宗室女儿嫁给它的君主，唐朝也不必与吐蕃立碑结盟了。如果因为青藏高原以后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就将它提前到唐朝，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如果要从中国的领土往前追溯，在中国范围内8世纪时的政治形势，有哪些政权存在，当然应该提到吐蕃，还有南诏、渤海等实际独立于唐朝的政权。

其次，不用说历代之间，就是一个存在时间稍长的朝代，它的疆域也是在变化的，特别是那些曾经较大规模开疆拓土的王朝，往往前后会有大幅度的变化。如西汉，初期的西界还没有到达河西走廊，但后期已扩大到巴尔喀什湖，末年又退至玉门关。初年的南界只抵南岭，连今两广都在南越控制下，但中期后扩展到今越南南部。又如唐太宗时灭东突厥后，唐朝的疆域向北扩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但到后突厥复国，唐朝的北界又退回到阴山一线。再如清朝，雍正时的疆域还不包括今新疆，到18世纪中叶的乾隆年间才平定天山南北麓，扩展到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但到1860年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今新疆西北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先后被俄国侵占，上世纪20年代后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实际已经丧失。

再者，还必须区分，哪些地方是一个朝代的正式行政区，哪些地方是藩属国，哪些地方只是“声威所及”。例如，西汉后期匈奴的单于（首领）曾向汉朝投降，但汉宣帝并没有将匈奴并入汉朝，而是资助单于返回匈奴，并规定双方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所以汉朝的北界始终没有越过阴山，匈奴也不属于汉朝的疆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多次西征，蒙古骑兵横扫亚欧。但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时，他的其他子孙已分别建国，以后被称为四大汗国。这些汗国与元朝是各自独立的政权，只是它们的君主出于同一个祖先。元朝的疆域始终没有包括全部新疆，南疆一直属于另一个汗国，更不用说中亚、西亚和欧洲部分。又如越南的大部分曾经是从西汉至唐朝的正式行政区，从10世纪开始已经独立建国，以后只是宋、元、明、清的藩属。当然它没有完全独立，所以法国要将越南变为殖民地前，还得迫使清朝放弃宗主国的地位，承认越南独立。但不能将10世纪后的越南看成“中国”的一部分。朝鲜、琉球、缅甸等也有类似情况。至于日本、东南亚其他各国，从来没有正式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中国史书中所记的“称臣纳贡”实际是打着“朝贡”旗号的国际贸易，或者是临时的访问。史书上的“称臣纳贡”大多如此，还有些只是天朝大国因循守旧或自娱自乐的片面记录，直到清朝前期，还将俄罗斯、法兰西、葡萄牙、红毛（明时称荷兰人为“红毛番”，清中叶以来也称英国人“红毛番”）等国称为朝贡，难道我们相信这些国家是清朝的藩属吗。还有些人认为，将历史时期的“中国”，或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说得越大就越能显示爱国主义。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中国真想和平崛起，就得了解历史事实，只有这样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吸取教训，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有学生跟我说，我们穷孩子不容易，好不容易有机会经过努力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可是这也破灭了。”针对日前研究生考试泄题事件，在2012年3月5日的教育界别政协小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导葛剑雄，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纷纷建议教育部应对研究生考试泄题事件作出表态，并给予相应补偿措施。

葛剑雄：要表态要补偿

葛剑雄委员表示，当务之急是怎么消除此事件造成的后果，“要追查到底，追查结果要公开，不能不了了之。”葛剑雄委员说，不如此，难以为考生树立对国家考试的信心，难以给全国公众一个交代。“我觉得教育部要表态，如果是真的，先考虑道歉，还要采取补偿措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将参加教育界别委员的联组讨论，葛剑雄委员说：“袁部长来了，我要当面问，没机会我就书面问。”

2003年在央视与凤凰卫视合作的大型纪录片《走进非洲》担任北非线摄制组主持人之一。

2011年1月24日 湖南卫视《非常靠谱》节目嘉宾。

2012年9月5日 中央一套《开讲啦》演讲题为“读书永无毕业”演讲嘉宾。

2021年5月18日，参加知识考古节目《隐秘的细节》。

2022年10月27日，葛剑雄入驻B站。

2024年12月23日，参加的综艺《闪耀吧！大运河》播出。

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凶犯熊振林递交诉状，表示希望通过“国庆大赦”保命，30多年没有再实行过的赦免制度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撰写了一份提案，建议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实行特赦，并认为特赦范围可以包括刑事犯罪中的轻微犯罪与过失犯罪，而国庆实施特赦是否可行也在委员之中引起了争议。

“决定特赦”是人大职权

“实行特赦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葛剑雄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就是“决定特赦”。据悉，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共实行过七次特赦，首次特赦主要对象为战争犯罪分子、反革命分子及普通的刑事罪犯，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此后六次都是针对战犯。

葛剑雄在提案中建议，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是全中国人民的喜庆节日，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为世界所瞩目。根据《宪法》规定，体现政府的法治原则和人权意识，显示国家的成就和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可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在全国范围实行特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

“特赦的范围是有特定类型的，不是监狱里的犯人都可以出来了。”葛剑雄认为，社会对实施特赦免没有必要产生恐慌心理。在他的建议中，他提出特赦的范围应以不影响国家安定、社会稳定为原则，有利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葛剑雄具体分析，可能获得特赦的刑事犯罪主要是轻微犯罪和过失犯罪两类。“有关部门要综合考核服刑犯人的改造表现，确实改过的罪犯才可以获得特赦。”他认为，一些犯罪行为相对严重，但服刑表现较好、改过自新的罪犯，特赦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并不一定是释放，可以采用减刑等形式。

“对罪犯的改造应体现人性化。”在葛剑雄看来，服刑的改造作用应大于惩罚作用。”对于实行特赦是否会滋生出腐败现象的担忧，葛剑雄认为，任何事都不能绝对化，可以通过外部监督机制来实现公平。

2013年6月8日23:44，葛剑雄在新浪微博上发文称“我自07年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本拟在2015年满70岁前辞职，此前已告校领导。近承教育部领导关怀，明确表明我的年龄已不宜继续任职。为避免给本馆该校造成更大损失，我已于日前向校方递交辞呈。在办理移交后将不再在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官方微博，将以普通读者身份保持交流。”

图书馆馆长是大学重要学术岗位，复旦一向选请学问深湛、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担此重任。先生自被学校任命为图书馆馆长以来，工作卓有成效，深得师生赞誉。学校已请葛先生留任图书馆馆长，相信他一定能继续领导好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发展。

对于民营教育， 我的观点是： 第一， 国家要真正地鼓励民营教育的发展， 包括能够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 吸纳外资。第二， 对这些学校， 国家只有监督的权力， 没有管理的权力。比如教育部需要做的是监管这些民营学校的教育质量， 达不到标准， 就停办， 达到了标准， 一视同仁。比如台湾对民办学校， 达到标准的，政府照样发补贴。

为什么高校越来越行政化，那是因为学校正常的经费是少数，其他经费都是靠各种项目资金。而这些钱又集中在上面，由政府决定是否拨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造成向行政看齐的风气。媒体曾经揭露了一个关于“天下最牛秘书”的事件，一个教育部的女秘书，却由好几所高校的校长小心地陪同候命，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权力在教育部过于集中，权力集中以后，小秘书就是权力的代表，至少是跟权力沟通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