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永宽（1925年—2007年7月1日），男，中国著名英美文学翻译家。笔名沈凝、夏至，1925年生于武进芙蓉湖汤家村。194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国文学语言系。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翻译、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外国文艺》主编。 2007年7月1日逝世，享年82岁。

汤永宽1925年出生在常州芙蓉湖畔的汤家村。汤姓是村里的大姓，不错的家境让汤永宽很早就接受了近代新式教育。1937年，12岁的汤永宽刚从小学毕业，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机就袭击了常州，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汤永宽及其家人侥幸逃过一劫，全家立即逃往南京，投靠亲朋避难。随着日军的铁蹄向南京城步步紧逼，汤永宽全家又迁往重庆。在重庆安顿下来后，汤永宽进入驻重庆的江苏省立临时中学继续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外国文学语言系。当时复旦大学已经迁校到了重庆的北碚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才又返迁回上海。1949年，汤永宽从复旦大学毕业，毕业后被聘至杭州高级中学执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东军政委员会看中汤永宽的外语及外国文学专业背景，招录他到委员会下属的文化部担任研究室干部。后来成立的华东行政委员会将他调到下属的文化局担任秘书。在行政部门工作并非出自汤永宽的兴趣，而是出于对新中国、对人民政府的一种热爱与忠诚。

汤永宽正式接触他最感兴趣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是从1954年开始的。从1954年到1966年，他先后供职于新文艺、上海文艺、人民文学等出版社，在出版社中从事创作和外国文学翻译、编辑工作。从此以后，汤永宽便与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事业再也分不开了。随着研究经验的积累、工作成果日益被肯定，他被上海译文出版社聘请担任副总编辑，主编在全国都有极大影响力的《外国文艺》期刊，并长年担任上海作协、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主任、副会长。他在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方面的贡献，令他获得了2002年“资深翻译家”称号，这一荣誉是由我国唯一的全国性翻译行业社会团体“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的。此外，汤永宽还是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多家高校科研院所聘请的兼职教授和特约研究员，在讲台上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翻译人才。

汤永宽因病于2007年7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82岁。他生前嘱附家人不举行追慎仪式。翻译界对于当年他创办《外国文艺》的开放意识深表怀念。

在担任《外国文艺》主编期间，汤永宽有意识地对西方现代主义流派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系统介绍和翻译，客观上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积极评价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1978年，在国家有关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文化部的积极运作下，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成立。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家新成立的以翻译出版外文书籍为主业的文化出版机构。机构正式成立之初，就有人提出要出版一份双月刊的《外国文艺》杂志，主要译介外国文学作品，遂成立了专门负责《外国文艺》编审的部门，汤永宽任部门主任。他为《外国文艺》的创刊花费了大量心血。创刊之初，汤永宽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大中城市，听取居住或工作在各地的翻译名家、外国文学研究者及工作者对于编辑《外国文艺》的意见，并向他们诚挚约稿。在汤永宽的诚意打动下，诸如梅绍武、杨岂深、王佐良等多位业内知名人士答应助《外国文艺》一臂之力，将大量优秀的译稿通过《外国文艺》刊载发表。

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思想文化界的极“左”影响和极端保守思想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汤永宽的编辑工作也受到过一些干扰，对他的批评指责之声时有出现。尽管如此，汤永宽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与敬业精神，全面主持《外国文艺》的各项推进工作，除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外，还大量引入了其他各种外国文学流派，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期刊物的翻译、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为那个年代如饥似渴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扇了解外国文学、了解世界的窗口。可以说，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环境下，汤永宽勇于创办《外国文艺》、敢于冲破多年形成的思想禁锢、打开中外文学交流通道，其贡献是值得世人铭记的。

20世纪80年代，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趁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大举进入中国文坛之际，身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前沿的汤永宽就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敬业精神孜孜不倦翻译了《乞力马扎罗的雪》、《城堡》、《塞姆勒先生的行星》、《游思集》、《情歌荒原四重奏》、《永别了，武器》、《不固定的圣节》等外国文学名著，为这些名著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创了条件，也让中国广大读者有机会进一步认识了这些名著的作者——海明威、卡夫卡、索尔贝娄、泰戈尔、艾略特等人。

其中，给汤永宽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不固定的圣节》。这部海明威晚年在古巴完成的回忆录，以小说的形式记述了海明威年轻时在欧洲生活、创作的艰辛过程。这部作品既有回忆录的真实感，又有小说的文学性，感情真挚，很容易引起读者或研究者的共鸣。汤永宽对这部作品的翻译，也让翻译界和外国文学研究界多产生一种错觉，即译作就是海明威的原作。足见汤永宽的翻译功底。而汤永宽自己则解释道：“海明威晚年时创作的这部巨制，感情十分丰富，我正是在经历了险些让我丧命的手术之后翻译该作品的，期间难免感慨万千，与海明威一样感同身受，所以才能将翻译的全部能量融入到原作中去。”可见，正是因为汤永宽翻译《不固定的圣节》时的人生阅历与海明威创作这部作品时的人生阅历多有相近，才产生了作者与译者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并跨越了语言文化的差异和障碍，为西方读者和中国读者同时带来文学美的享受。

作为一位藏书家，汤永宽几乎收藏了全部中文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并且各种版本的都有。2005年的一天，汤永宽给家乡常州市图书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至今年，我已虚度八十个春秋，虽身体情况尚好，能坚持读书创作，但精力已大不如前。我一生收藏了数千册中英文古典文学作品和现当代中西方名著，但我的后辈可能无意于藏书、翻译或文学创作事业，如果我的这些藏书以后散失了，着实非常可惜。不知常州图书馆是否有意接受我的收藏。我多年没回家乡，不太了解这方面情况，请贵馆代我联系、处理有关事宜。

这封信寄到常州市图书馆后没几天，图书馆就派专人登门拜访汤永宽。当他们进入汤永宽位于上海建国西路的老宅中时，发现汤永宽的卧室里、书房内、客厅中到处都摆满了书，总数不少于两千册。其中就有汤永宽译介的《永别了，武器》、《资本论》、《不固定的圣节》、《卡夫卡传》等译稿，此外还有国内外多位著名翻译家批校、题词的原著，例如《莎士比亚喜剧五种》、《手掌集》、《快乐王子集》、《创作回忆录》等。这些译稿和原著在汤永宽看来都弥足珍贵，它们都倾注了汤永宽多年的翻译心血和藏书努力。常州市图书馆对汤永宽捐赠藏书一事也是十分重视，很快就在图书馆内开辟了一间专门的陈列室，将汤永宽的藏书运到此处收藏、陈列。2006年的世界图书日，常州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了汤永宽藏书陈列室。

译著有：诗剧《钦契》(雪莱著)，散文诗《游思集》、《采果集》（泰戈尔著）、长诗集《情歌·荒原·四重奏》(T·S·艾略特长诗)，长篇小说《城堡》(卡夫卡著)，中篇小说《在蒂法尼进早餐》(卡波蒂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著，合译)、《卡夫卡传》(布罗德著)、海明威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与《一个不固定的圣节》(海明威回忆录)等。

李寿生、范总路：近年来，我打算把自己撰写的六十多篇农村题材的散文汇编成册，取名《我的乡村》，去年我见汤老身体尚好，曾征询他的意见，能否作个短序，以提携后学。想不到汤老满答应，在阅读了我的十几万字文稿后，序言第一稿他写了900多字，言简意赅。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第一稿过于单薄，又推倒重来，写出了1600字的第二稿。汤老写得一手好字，82岁，手握钢笔，仍然字迹工整，苍劲有力。他看了我的农村题材散文，许多篇章涉及环境保护问题，很有感触，他在序言中写道：“人们记忆犹新，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高潮中，乡村干部为了炼钢的燃料，竟然把百余年的参天大榉树砍倒焚烧，使农民不禁泪下。类似这种举动不能重演了！如书中描述的‘罱河泥’，江南农民每年例须‘罱河泥’，此举实非平常小事，‘罱河泥’一则为春耕积储优质农家肥料，秋收时稻米香糯诱人；二则‘罱河泥’使河床沉积物得以清除，避免淤塞，而保持河道畅通。”汤老年过八旬，仍然关心着家乡的生态环境，关心着新农村的未来。汤老家人告诉我，汤老近年来除了看书看报以及翻译一些小品外，没有撰写过其它文稿，这篇序言已经成为他的绝笔。

儿子汤定：父亲临死的那几周活得很痛苦，精神强撑着残破的躯体。他跟我说，他现在真心求死。为此，他几次去向医生要求安乐死。因为，无能为力地活着，已毫无意义。那时，死是他最理想的选择。

我记得他曾对我陆陆续续说起过的对于“死亡”的一些思考：死是不能回避的，只能面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自我主动地去迎接它，抢先和它达成默契，佛家高僧多有“自知时至”的预见，以从容准备。可在凡夫的认知里，死是终极的黑洞，主要还是对生命究竟的茫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称作家为“存在的勘探者”，“通过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不为人知的方面”。其实，真正的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他们从来不把生死分开考究，仅仅是一个概念的两个方向而已。当意识到抗拒的无奈，有多少时间无可挽回，有多少记忆渐渐从内心淡出。说到底，就是要有足够的勇气放弃希望，以承受生命最后压力。

为此，他曾执意坚拒家人相伴，回到常州老家，来到父母坟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事前，我和小妹、家人都感到不可理解，现在想来，父亲肯定早已感觉生命无法挽回，凭他的学历，阅历，经历。他就像一头垂危的老象凭着本能的召唤，要踏上离群远去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