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日章 (1905—1992.12)别名荻良，浙江奉化萧王庙镇人。擅长油画。1929年 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 曾任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主任，上海昌明艺专西画系主任 ，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长，杭州国立艺专校长。浙江美术学院艺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前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992年年底在浙江奉化逝世，享年86岁。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生于1906年，20岁赴法国巴黎大学市政学院及国立最高美术学校油画系留学，3年后回国。1929年9月任上海新华艺专西洋画系主任、昌明艺专兼职教授，1931年至1933年任南京市政府技正，1933年4月进入侍从室，1935年至1938年兼任第四组组长，1938年6月，调行政院任秘书兼机要组长，1946年至1947年任行政院主任秘书，1947年至1949年4月，任杭州国立西湖艺专校长。1938年至1945年期间还在战时陪都重庆担任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长。1949年4月，蒋经国邀他去台湾，汪日章到了广州，徘徊羊城15天收到家里“母病危，速回归”的电报，匆匆赶回家乡。

1932年4月到1938年6月，汪日章任蒋介石官邸侍从秘书后（兼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5年2个月，可以说是蒋介石的亲戚当中最接近极峰的一个。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奉化县人民代表、奉化县政协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浙江省委委员、民革奉化县委副主委、民革奉化市委顾问。于1992年12月19日在奉化市大桥镇寓所病故，终年86岁。

汪日章同蒋介石有两层关系：一是汪日章的母亲是孙琴风的堂妹，因此，汪日章与蒋介石一样都称孙琴风为娘舅。算起来是表兄弟；二是汪日章的姐姐嫁给后竺村的竺芝馨为妻，竺芝馨是蒋介石妹夫竺芝珊的胞兄，因此，竺培基、竺培风、蒋经国、蒋纬国都叫汪日章为娘舅。蒋介石外甥竺培风与四川军阀杨森之女杨郁文的联姻，就是汪日章做的媒。

汪日章曾经跟随蒋介石亲历了几个重大历史事件：

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消灭异己，坚持反共内战，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热河大量国土沦丧，引起了国民党内一部份有识之士和爱国官兵的强烈不满，发生了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主力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初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在北伐中战功显赫。十九路军在上海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威震全国。可是触犯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将该军从抗日前线调到福建“围剿”红军。十九路军官兵从几年的亲身经历中逐渐看清了蒋介石对内独裁、对外妥协政策的危害。这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提出了联合抗日的条件，使十九路军的官兵认识到要抗日反蒋必须联合共产党，9月与红军代表签订了《反蒋抗日初步协定》。11月20日，有全国25个省、市、地区和华侨代表80多人，以及数万军民参加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接着，于11月22日宣告成立反蒋、联共、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极为恼火，亲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指挥部队对福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并亲自到建瓯建立行辕，坐镇指挥。在这次事变中，汪日章始终随蒋左右，帮助处理来往文电，是蒋介石一日不可须臾离的人物。1933年12月，蒋介石、宋美龄及侍卫6人从南京同机飞往福建前线。随后汪日章乘一架波音双引擎可斯基水陆两用机前往，同机的有德籍警卫顾问斯太奈斯、电务员3人、厨师2人。还有宋美龄的女秘书。不料起飞一小时后，飞机的一个发动机失灵，在距景德镇20里的小河上被迫降落。那天正是圣诞前夕，机上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美籍飞行师斯密司)，就把原准备带给宋美龄的一只火鸡拿出来吃了。由于蒋介石的文件印信由汪日章随身携带，想不到汪日章随行的飞机中途出事，蒋到达目的地后，因汪未到而贻误办公一天。有了这次教训，后来再出差，汪日章就和蒋介石乘同一架飞机。汪日章后来说：“跟随蒋介石，总是提心吊胆，福建事变中我险些堕机丧命，那次险象，至今仍历历在目。”

蒋介石指挥的军队，于1934年1月上旬先后攻占延平、水口、厦门，12日占古田，16日进驻福州。21日泉州、漳州也失陷，福建事变以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的失败而告终。

1936年5月12日，两广政治领袖胡汉民突然病逝。蒋介石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加强对两广的控制，扬言要撤销“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并将“对桂用兵”。当时的两广领导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研究后，决心反蒋。于6月1日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将两广部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正、副总司令，宣布将北上抗日，收复失地。这就是历史上的“两广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准备作战的同时，拿出很大一笔钱来收买分化陈济棠的部下，获得成功。7月6日，广东空军黄志刚等40多人驾机投蒋。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弃职离陈，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随后空军司令黄光锐率剩余空军驾机归附南京。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下下野去了香港，广东局势很快被蒋介石所控制。蒋介石乘势调集40万大军包围广西，桂方也迅速扩大军队44个团，预备和蒋决一雌雄。后来由于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后继续加紧扩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蒋桂双方对重开内战都有顾虑。8月11日，蒋介石到达广州。他设行辕于旧日发祥地黄埔，加强对广东控制。提出武力为后盾和平解决广西问题的方针，桂方也向蒋提出了和平方案，最后，经过程潜、居正、朱培德等人斡旋，终于促成了广西问题的和平了结。

事变结束后，广西派的高级幕僚刘斐在广州文园酒家设宴招待蒋介石的全体随行人员，汪日章自然是座上贵宾。那天，在宴席上服务的女招待员就是汪日章的夫人冯锦华女士。当时，汪30岁，冯才15岁，南国妇女发育早，已长得楚楚动人，汪日章一见钟情，问了姓名地址，宴会结束后，即登门拜访，几经交往，1937年，冯锦华成了汪日章的如夫人，以后升为正室。汪日章事后说：“那次到广州，原来认为有一定的风险，想不到化‘险’为‘喜’，于偶然中得了个意中人。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幸亏有锦华相伴，我才度过了难关；以后我担任人大、政协、群众团体的许多职务，在双目基本失明(青光眼所致)的情况下，仍能参加各种活动，赴杭州、北京、济南开会，都全靠有锦华陪同。”

1936年12月4日，汪日章随蒋介石再到西安(10月22日已到过西安)。蒋介石坐镇临潼华清池，调动万耀煌部开赴潼关，胡宗南部向宁夏和陕甘边境移动，刘峙部集结陇海线准备西进；同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出兵进击红军，由“中央军在后面接应”。威胁张、杨：若违抗“剿共”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分别调往福建、安徽，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剿共”与调离，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来说，都是死路一条，张、杨和两军官兵均无法接受。张、杨苦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失败。激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兵谏。

12月12日凌晨，孙铭九营长率领张学良的卫队二营和原在华清池保卫蒋介石的王玉瓒营长率领的卫队一营一起，包围临潼华清池，迅速粉碎了蒋介石卫队的抵抗。孙铭九亲自带领部队进入五间厅蒋介石的卧室，捉蒋扑空，一摸被子尚有余热，假牙放于桌上，估什人未离远，就进入隔壁汪日章住宿的房间。捉蒋的枪声一响，汪日章连忙起床，穿好农服，准备出门，但此时子弹乱飞，根本无法出去，只好退了回来，仍旧躺在床上。听天由命。孙铭九一进门就立即命令汪日章起来，接着两支手枪同时顶住了汪日章的胸膛，喝问：“委员长在那里?快说!”汪日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情况确是吓人，孙铭九两眼通红，声如雷鸣，似乎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也好像当场要向我开枪。我交不出人，只好让他们押着出门。当时总以为押去枪毙，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料是送到新城大楼优待起来。”第二天，张学良亲来解释，说：“除了要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外，别无他意。”他在向受惊的侍从人员表示歉意之后，要他们委屈几天，待委员长接受条件，即可平安回京。过了几天，杨虎城也亲来看望，陪汪日章和毛庆祥等侍从人员共进早点。他笑着说：“你们受惊了。我们已与委员长谈妥，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快就可以送你们回去。”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张学良决定放蒋，并亲自伴送回南京，汪日章也于此日离开西安，随蒋飞往洛阳，第二天再从洛阳启程，返回南京。

汪日章在侍从室期间，与蒋介石朝夕相处，也熟知蒋介石的生活细节。他生前看过不少有蒋介石形象出现的影视片，感到其中不少不符合实际情况。1989年10月28日，在历史巨片《大决战》中扮演蒋介石的特型演员赵恒多，为演好自己所担负的角色，专程来奉化体验生活。走访了蒋介石的这位重要幕僚。汪日章听赵恒多说明来意，非常热情，他希望能让观众通过电影《大决战》了解一个从历史到生活更为真实的蒋介石。为此，他同赵恒多讲了许多蒋介石的生活细节。

由于许多影片都有蒋介石回乡的镜头，《大决战》里少不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的镜头，所以汪日章的话题就从蒋介石回乡说起。他说：“我在担任侍从秘书期间，曾经多次跟随蒋介石回溪口，时间最长的一次是西安事变以后，在溪口先后住了110天，蒋介石伤愈后，经常在街上走动，从来没有看到像有些电影上表演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那样如临大敌的镜头，有时路上有人聚观，卫士上前拦阻，蒋介石还要说，不要拦，不要拦，都是同乡人，不要紧的。”汪日章懂得蒋介石的心理。他说：“蒋介石衣锦还乡，很希望在乡人面前显示一下，不愿意把自己与乡人隔离开来。”

说到蒋介石的办事作风，汪日章说：“蒋介石虽然是军人出身，但办事非常仔细，而且讲究文字。有一次，他叫我送一份报告给阎锡山。这份报告是有人对阎锡山的工作提了一些建议，其中也有一些批评之辞。由于报告由我转呈，所以我事先看过，了解具体内容。我接过报告就提醒他，是否把其中的批评文字删去，以免引起阎锡山的不快和误解。他笑笑说：‘这些文字我已经删去了。’说着亲自翻给我看，并嘉许我提醒得好。”

“蒋介石喜欢看相，比较迷信。”汪日章继续说，“侍从室里曾经有个侍卫官，是蒋介石的子侄辈，其他都好，工作积极能干。唯长相不雅，眼睛特小，同事们送他一个绰号，叫‘老鼠眼’，蒋介石听到后颇为不悦。感到不吉利，就抓了个小毛病，把他调出了侍从室。”

汪日章对有的影片中蒋介石开口闭口“娘希匹”，不以为然。他说：“蒋介石小时受儒家文化薰陶很深，平时说话比较讲究礼仪，我没有听到过他骂娘希匹。有时实在气极了，就露出句‘混蛋东西’，我听到他对王世和骂过几次。”

汪日章还说：“在1933年至1937年底南京沦陷前这段时间，蒋介石的官邸在南京中央军校，但他多数时间在外地，我跟他到过江西、福建、四川、云南、河北等地，四川还去过两次。蒋介石上台后从未太平过，总是东跑西颇，忙于军务。我给他打个比方，好像是个‘马上王’。”

“蒋介石对经费控制得很紧，有时近乎小气。”汪日章最后说：“1934年中央红军撤离苏区以后，蒋介石首次人川，部署军事，控制川局。他随带贺国光的教导团，贺要求开拔费200万元，我知道蒋介石的脾气，在他的报告上签上‘拟批给一百万元’，呈蒋核定。蒋在报告上同意我的意见，批了‘如议’两个字。一次，蒋介石在溪口过生日。镇里领导人知道他喜欢看龙舞，就组织了几班舞龙队在沙滩表演。蒋看后下令：每条龙赏洋10元。宋美龄在旁边补充说，他们很辛苦，每条赏20元吧!蒋改口每条龙赏20元。

由于历史的原因，汪日章在解放以后曾经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但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照应。1963年，汪日章上书周恩来总理，表示要重新拿起画笔，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周总理了解汪的愿望后，便写信给中共奉化县委转告，鼓励他发挥自己专长，为人民创作出好的作品。1975年，汪日章写信给邓颖超，汇报自己情况，邓大姐指示有关部门，委托上海市委统战部派人来奉化，勉励汪日章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奉化县人民政府对汪日章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作了妥善安排。1979年他当选为县人民代表，1981年被推选为奉化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担任民革奉化县委会副主任委员。1980年省文史馆特聘汪日章为馆员，按月寄来工资。1985年奉化县人民政府为了照顾狂日章活动方便，特地为他在县城购置了一套公房，把他从乡村迁到新寓所。各级领导和政府的多方面关怀，使汪日章深受感动。他曾说：“我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难用语言表达。”

时隔近半个世纪，在北京的国谊宾馆五楼出现了一个汪日章和孙鸣九“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场面。1985年4月，民革中央召开三届二中全会，汪日章和孙鸣九都以民革中央顾问名义出席会议。看了与会人员名单，他们俩都愣住了，那不是50年前兵戎相见的仇人吗?可是物换星移，眼前已是志同道合的党友了。4月16日午后，这两位昔日的仇敌终于如约见面了。他们凝视半响，已不辨当年面貌，紧紧握手之后，开怀大笑，往日的恩恩怨怨尽在一笑中烟消云散。在场的民革中央委员兼民革奉化县委主任委员毛翼虎，脱口而出，引用了一句鲁迅的诗：“你们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啊!”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诸尚一，眼明手快，拿起照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得的镜头。

汪日章没有辜负周恩来、邓颖超和各级领导的期望，他在有生之年，热情奔走于北京、杭州、奉化之间，出席各种会议，参政议政。撰文作画，联络海内外亲友，接待来访宾客，忙得应接不暇，不知老之己至。他撰写的《蒋介石在故乡》、《我所知道的宋美龄》、《回忆俞国华》等文章，为海内外多家报纸所刊登，有的还为台湾杂志所转载。他创作的美术作品《秋瑾》、《奉化水蜜桃》，曾在北京、香港、台湾展出。他在接待中，常以亲身经历宣传祖国新貌，家乡可爱，为促进奉化建设、加速祖国统一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如果没有“留法同学”周恩来的特别关照，做过蒋介石侍卫长后又留在大陆的汪日章几乎不可能躲过上个世纪如此频繁的风雨。后来，他一直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照应。1992年去世时，其社会职务是奉化县政协副主席。　汪日章应该是个画家，但关于他从艺的资料寥若晨星。自2000年在杭州邂逅他的一张画作后，我一直关注这个充满传奇的人物。不过，至今也仅在已停刊多年的《西湖》杂志1982年第8期中，找到一篇他自己写的文章《我与美术》。此文仅数百字，半页的篇幅，似乎要浓缩他不平凡的艺术经历。

“许多人都知道我做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是搞政治的。却不知道我是学美术的，而且从事过美术教学活动。一九二九年，我留法回来，就聘于上海新华艺专，担任西洋画系主任。在此期间，我与庞薰琹等人在上海原法租界金神父路发起组织“台蒙画会”。……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后撤到重庆，即使是在兵荒马乱中，仍有闲情，拿起画笔。一九四0年，倪贻德、林风眠两同志来找我，为要在国内推行‘独立派’的艺术风格，于是我们邀请了关良、郁风，加上倪、林和我五人，在重庆联合举办了‘独立画展’……画展展出后，颇受国内美术界的注意。由于我有以上一些美术活动，所以当全国美术界抗战协会在渝成立的时候，许多美术界的朋友推选我当理事长。理事有徐悲鸿、潘天寿、吴作人等……”

从历史看汪日章的艺术地位，他也应在这个行列之中。1926年，他从上海艺专毕业后，赴法留学，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油画系，该校当时在法国算正宗派美术的最高学府。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从这所高校毕业的仅徐悲鸿、颜文梁等寥寥几人而已。

汪日章是画西画的，以水彩画与油画为主。余生也晚，没见过他的西画真迹。近几年中国油画价值得到大幅提升，在拍卖会上，与他同时代的那些留法画家，其作品动辄叫价百万元以上。我不禁想，汪日章如果一直从艺，该会怎样？

如果没有“老乡”蒋介石的关照，汪日章不会搁下画笔。

1931年的一天，汪日章去南京拜访同乡暨留法同学毛庆样，毛当时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两人在房内交谈时，蒋介石信步走了进来。毛于是将汪介绍给了蒋介石。当蒋了解到眼前这位小伙是奉化同乡，并且是萧王庙镇孙氏舅父的外甥时，就主动介绍他到南京市工务局工作。在那时，能得到蒋介石的推荐，是件很荣耀的事，于是汪日章急忙搁下了画笔，做起了政府公务员。两年后，汪又在毛庆样的推荐下，进待从室当他的助手。后来毛庆祥专任机要室主任，由于同乡加远亲的关系，蒋介石即提拔汪日章为侍从秘书，以后又兼任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为蒋掌管印信文电，备受蒋的信任。汪日章生前谈起此事，曾感慨地说：“我从艺术转到政治，纯粹出于偶然，要是那天不去探望毛庆祥，要是蒋介石不进来，要是他不问我具体情况，要是……那我的人生道路将是另一个样子了。”

因了这层关系，再加上工作得力，汪日章仕途顺畅。1938年6月，调行政院任秘书兼机要组长，1946年起任行政院主任秘书，成为蒋身边的红人。

负笈海外，学成归来，弃艺从政，师友提携……如此美好并积极的人生，如果延续下去，该有多好。

解放军渡江之后，势如破竹，国民党做着迁台前的最后准备。1949年初夏，称他“娘舅”的蒋经国专门通知汪日章，他亦在迁台之列。汪日章毕竟和蒋氏父子有较深的关系，如今又专门通知，如何能不去呢？

但他的夫人坚决反对，她哭着说：“要去你一个人去，我是不去！带着4个孩子，咋走得动？”那时，他们最小的女儿闻西刚刚出世，大女儿闻歌也才 8岁。考虑、争议再三，最后汪日章决定只身南下见机行事。汪日章乘杭州至广州的最后一次列车，直达羊城。在那里，他徘徊观望，整整滞留了12天。 突然，汪日章接到妹妹发来的紧急电报：“母病危，速回甬。”正在彷徨的汪日章，为尽人子之道，又念及妻子儿女，急急忙忙乘广州到宁波的最后一班轮船，回到了家乡奉化。

汪日章的五十年代是如何度过的？

这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可惜查无资料。我问过在奉化媒体工作的同学，他摇着头，说不认识这个人。现能看到的资料是1963年，他给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留法同学周恩来写了封亲笔信，在信中表示自己要重新拿起画笔，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周总理对汪日章是熟悉的，他记得不论是在武汉，还是在重庆，他去找蒋介石，每次谈完话，蒋总是叫汪日章这位老同学陪送他回八路军办事处。于是周恩来写信给中共奉化县委，转告了他的问候，并鼓励他发挥自己专长，为人民创作出好的作品。这封信改变了汪日章后半生的命运。

1975年，汪日章写信给邓颖超，汇报自己情况，邓再次给有关部门做了指示。邓还委托上海市委统战部派人去奉化，勉励汪日章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

那一年，汪日章七十岁。奉化老人说，汪日章命好，总有贵人相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奉化县人民政府对汪日章在政治上、生活上作了全面并妥善的安排。1979年他当选为县人民代表；1981年被推选为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担任民革奉化县委会副主任委员；1980年省文史馆特聘汪日章为馆员，按月寄来工资；1985年奉化县人民政府还为他在县城购置了一套公房，把他从乡村迁到新寓所。各级领导和政府的多方面关怀，使汪日章深受感动。他曾说：“我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难用语言表达。”

于是他就用画笔，表达他难以言表的感情。

汪日章原是画西画的，晚年因青光眼，双目几近失明，在此情况下他改做水墨画。他最喜欢画的题材就是奉化特产水蜜桃。不过，在他的笔下，那些笔触、章法并不似中国画。西画讲究造型，国画讲究线条，取西画之长，走国画创新之路，是那一代留法学生的努力，从作品来看，汪老比之他的同学林风眠、徐悲鸿等，相差甚远。

鄙斋收藏的这幅水蜜桃立轴，作于1991年（辛未年），这是汪日章生命的最后篇章。他在这幅画上用已颤抖的毛笔由衷地写道：

奉化水蜜桃，驰名东南亚。食之能长寿，声闻全世界。

寄语海外客，回归共品赏，齐心为四化，举国庆团圆。

2007年6月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