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1900年12月30日——1986年11月28日），字良公，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中国画大师。1917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1922年毕业回国，先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26年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政治部艺术股股长。40年代初赴重庆，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等职。

1909年 入广东南强公学。

1912年 在圣公会，金陵中学读书。

1917年 随兄东渡日本，先后入川端研究所师从画家藤岛武二，转入“太平洋画会”师从中村不折先生学习素描和油画，尤喜爱西方的凡·高和高更的绘画风格。

1923年 毕业于东京太平洋美术学院。归国后，任教于上海神州女学。

1924年 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画展，声名鹊起，被郭沫若、郁达夫等激进作家组成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聘为美术编辑，同时为郭沫若主编的《创造》杂志画插图和封面设计。相继担任上海师范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1925年，“东方艺术研究会”改组为上海艺术大学，任教于该校。

1926年赴广州任教于广州美术学校、中山大学附中。

1926年 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在上海美专任教之余常欣赏京剧艺术，偏爱画戏剧人物，并拜师学戏，增加戏剧人物画创作的生活积累。

1937年到昆明任教于国立艺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公职，长途跋涉去西北诸地考察石窟艺术，沿途卖画为生。

1942年在四川成都举办个人画展，引起美术界很大反响，郭沫若观赏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后，认为是古今奇作，并撰文《关良艺术论》向社会介绍和赞扬他的绘画艺术。茅盾等为之题词称赞。后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到杭州。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上海分会副

1956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关良个人画展”，数天之中观者如潮。

1957年与李可染一起赴德意民主共和国友好访问，在东柏林举办个人画展。莱比锡“伊姆茵采尔”出版公司为他出版画册。“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地回春，在上海举办《关良回顾展》。出版有《关良艺事随谈》《关良回忆录》，画集有《关良京剧人物水墨画》《关良戏剧人物水墨画册》《关良油画集》等。

著《关良艺事随谈》《关良回忆录》

出版《关良京戏人物水墨画》《关良油画集》等；

他一生致力于艺术教育事业，并为最早将西方绘画艺术介绍到我国的先行者之一。最初专学西洋画，后转向水墨戏曲人物画。建国后关良的彩墨戏剧人物画独树一帜，最见风格，影响最大。他的作品用笔极简，质朴平易，极富笔趣，不拘泥对象的解剖、透视和比例，而是以夸张、变形的手法传神写照，人物情态天真而幽默，尤其是眼神刻画最见功力，眼睛瞳孔用浓墨点醒极传神。

（关良）挹取画材，虽在艰难困苦生活中，不忘他是一个中国时代画人所应有的使命，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见他的人格高，画格更高。（郭沫若 评）

他的人物、风景，不论国画、油画，气韵生动，全是中国派头，传导的是中国人的感情趣味，举重若轻；篇幅虽小，内容宏大，从容不迫。（刘海粟 评）

关良的戏剧人物画从不拘泥于具体的情节及舞台的服饰细节等，而是抓住特定情景中的精神，以少胜多，以简练的笔墨表现剧中人物的声容气魄。形式上以拙求朴，充溢着一种率真的稚趣。用笔‘钝、滞、涩、重’，无丝毫矫揉的浮华，进入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程十发 评）

关良始终拥有一颗孩子般稚拙的心，其作品无不充满灵性与个性，并开启了“水墨戏画”的先河。（王进玉 评）

对关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市场走向，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阐述：“人物绘画向以传神为极致，关良的独具风貌彩墨戏剧人物画是划时代的，随着人们鉴赏水平的提高，关良的作品有望成为热门收藏品，并成为市场的大黑马。”近两年，随着中国字画行情的启动，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师作品先后飙升，尤令人可喜的是，关良的油画涨幅较大，2003年他的油画《舞蹈》在北京华辰获价11万元。2005年《静物》被北京保利拍至10.8万元，同时，5万元成交的油画作品也大幅增加。从关良作品的市场走势看，他的作品价格上扬，属于价值回归，后市鉴于关良属于中国第一代著名油画家，对中国油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在中国油画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所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关良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太有市场份额，进入90年代中期，一些拍卖行陆续推出关良的作品，若与国画相比，他的油画当时没有什么行情，价格低得离谱。直到2000年后才有所表现，2001年他的油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嘉德获价22万元；2002年油画《灵派山》在嘉德获价28.6万元。导致关良作品价格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关良作品缺乏理解。记得在关良一次画展上，画家李苦禅曾带着一批学生去参观，许多学生提出关良老师为什么不把人物画得标准些，苦禅先生说：“良公的画法叫得意忘形。”李苦禅所谓的“得意忘形”指的是“绘画之形象”，而不是“形象之绘画”。对此，关良以最理解相许。

留德期间，关良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包括《史塔尔桑教堂》《易北河畔》《湖边》《柏林博物馆》及多幅《德国风景》等。相比于早期的风景画创作，其在构图、色彩、明暗等方面的处理，开始呈现出独特的个人特色。如《湖边》，表现出鲜明的印象主义观察方式和表现技巧，注重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握环境的整体性及典型性。以大笔平涂，以简单的线条来突出体面的转折，光线在树叶、湖水与路面的反光显得耀目，而阴影中的城堡则更显庄重与神秘。《史塔尔桑教堂》以黄金比例构图，教堂主楼安置在画宽0.618的位置，稳定而灵活，色彩采用甜美的橘红、石榴红，而非真实的枣红、砖红色，或许是天空留白过宽，而将签名题在画面左上角，既遵从中国古代书画的习惯，又平衡了画面的轻重。

《柏林博物馆》似乎是选取了博物馆对面的一个视点，着重突出中景，建筑群错落相交于画面中央，红色塔尖伫立天地，以深浅相辅的灰冷色调表现寒意，以浅黄的微暖色描绘楼墙和沿岸街道，冷暖、明暗皆各有致，近处颜色平涂，建筑、树木、船帆等展现出一种微妙的朦胧感，与中国文人画的淡远宁静略感一致。

关良的德国写生，重归写生的本质，并不刻意强调传统的写意笔法，或是对中西融合的艺术阐释，而是率真地再现所见，也不吝展现自我心情和情绪的起伏，因地制宜，选取写实主义、印象派或其他流派的艺术语言，或追随先贤的足迹，另绘一幅“古意画”，是别样的凭吊，推陈出新。

归国后，关良继续风景画创作，从《新安水电站》《牧牛》到20世纪60年代以上海为主题的作品，如《上海港》《苏州河》等，皆与德国写生一脉相承。1980年，耄耋之年的关良，根据抗战时期的写生稿，重绘了《石门》，成为其晚年最具代表性的风景画。山峰以彩色勾线，以霁青、赭石、柠檬黄、橘红等色平涂，橙红的天空，斑斓的水波，构图则兼具中国与西画特色，既寓“山红涧碧纷烂漫”之情调，又有“飞湍瀑流争喧豗”的声势。2011年，以2300万落槌，创关良风景画拍卖的纪录。

德国之行，通过亲身体味中欧风土人情，观赏大师原作，对从伦勃朗到印象派的“明暗法”“外光法”重加审视，将光线的“意像生动感”“强烈跃动力”及色彩的多元配置融入实地写生，并在异国他乡，将传统中国水墨画展现给西方观众，又将其精髓，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化为个人的艺术语言，以高度的艺术技巧，在粗放与细腻、拙朴与精微、率性与节制等美学概念中获得了一种富于张力的平衡，并成就了关良风景画以“西画作躯壳，国画作灵魂”，得“意”忘“形”的艺术品格。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其代表作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