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清（1911年6月2日一1990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湖北省汉阳县人。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红五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交通队战士、宣传员、政治部青年干事，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第三营连政治指导员、第三十七团政治委员，红九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敌军部部长、第十师政治委员、第十师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教导营营长兼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卫第三团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五旅副政治委员、教导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新兵部队司令员，桐柏军区汉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江汉军区汉南军事指挥部副政治委员，襄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十四师政治委员，商丘军分区司令员、党委委员，信阳军分区司令员，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分组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河南省第五届政协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11年6月2日，汪洪清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鹦鹉洲瓜堤河街一个贫民家庭，曾用名汪保生、汪宏清。

1922年至1931年9月，汪洪清在湖北裕华纱厂当童工、工人。

1926年，汪洪清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参加罢工等革命活动。

1931年10月至12月，汪洪清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当兵。12月，汪洪清参加宁都起义，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交通队战士、宣传员。

1932年2月，汪洪清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汪洪清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治部青年干事。

1933年2月，汪洪清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第三营连政治指导员。

1933年11月至1934年3月，汪洪清在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

1934年7月至9月，汪洪清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政治委员。

1935年1月至12月，汪洪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等职，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同年年9月，汪洪清随红九军团留在红四方面军。

1936年1月至4月，1936年11月至1937年8月，汪洪清任红四军政治部敌军部部长。

1936年4月，汪洪清任红四军第十师政治委员。11月至12月，汪洪清兼任红四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8月至1938年3月，汪洪清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第四队学习。

1938年4月至7月，汪洪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38年8月至1940年8月，汪洪清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副主任，做友军工作。

1939年9月，汪洪清兼任中共陕西省委教导营营长兼政治委员。

1940年9月，汪洪清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1年9月至1943年5月，汪洪清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卫第三团政治委员等职。

1943年5月，汪洪清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汪洪清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汪洪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五旅副政治委员。

1946年5月，汪洪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教导队政治委员。8月，汪洪清任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副政治委员。

1947年12月至1948年8月，汪洪清任晋冀鲁豫军区新兵部队司令员。

1948年9月，汪洪清任桐柏军区汉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1949年2月，汪洪清任江汉军区汉南军事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在襄阳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汪洪清率部冲出重围，还攻占谷城，受到大军区首长的表扬。5月至8月，汪洪清任襄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9月，汪洪清来谷城县黄山垭指挥剿匪作战，用了40多天，击毙了张宾书等土匪头子。

1949年8月至1951年8月，汪洪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参加解放安阳等战役。

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汪洪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十四师政治委员。

1952年8月至1955年7月，汪洪清任商丘军分区司令员、军分区党委委员（至1955年2月）。其间，1953年6月至1955年2月，汪洪清进入中南高干班速成中学学习。

1955年3月至1958年4月，汪洪清任信阳军分区司令员。

1955年9月，汪洪清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8年，汪洪清响应党中央关于军队干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的号召，转业到地方工作。5月，汪洪清任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分组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致力于河南省纺织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1960年，汪洪清被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评为一等劳动模范。

“文革”中，汪洪清遭迫害。

1983年，汪洪清离休后担任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同时被选为河南省第一次离退休干部代表会议的代表，并赴京参加建国35周年的国庆典礼，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汪洪清还是河南省第五届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0年12月22日，汪洪清因病在郑州逝世，享年79岁。

一九三二年春，我在红五军团十五军交通队当电话兵。我们十五军在宁都起义过来才三个多月，就从瑞金县任田市出发，去攻打赣州。

出发第一天，我就觉得有些不舒服，冷一阵、热一阵的，浑身酸软无力。因为我知道当时红军里医药条件很差，我没有把病跟别人讲，心想这点小病不咋的，走走路、出出汗就会好的。我咬着牙，强打精神，坚持到了宿营地，谁知第二天病就更厉害了。出发不久，身上就麻沙沙的，慢慢就浑身发冷，喝哧喝哧地打起哆嗦来了。开始我仍然坚持着走，同志们都叫我休息，我也没有理会。可是病不由人哪，我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掉了很远的队。

江南的三月，天气也有些恼人，一会晴的好好的，一会就下起小雨来了。雨打湿了衣服，冷的格外难受，路又一嗤一滑的。快近中午的时候，我实在支持不住了，看看前卫部队已经走的看不见影，后卫部队还没上来，我就强支持着身子，走到路边的一个小草棚里。

小草棚在一块开满油菜花的田边，离大路有三十多米远，光秃秃的四根柱子上，搭了一层竹架和霉烂了的茅草，四周没有一点可以遮风的地方。我枕着淋湿了的小背包，蜷缩着身子躺在那里。微风夹着雨点，不断地吹打在脸上，一股难受的心情直往上涌：队伍走远了，怎么赶得上？跟前又没有一户人家，天黑了在哪里睡觉和吃饭呢？

“唉？那是哪个同志……？”

我听到有人喊了几声，因为我冷的难受，不想说话，没有理他。谁知喊声越来越近了。

“同志，你是那个单位的？怎么躺在这里？”

听到这亲切的问话，我知道可能是后卫部队来了，我才有气无力地抬起头慢吞吞地说：“十五军交通队的，病了！”

“什么病呀？”

“打皮寒……”

“啊！打皮寒，来，天气不早了，骑我的马走吧！”说着，我见他把手向我指了一下，对身边的一个同志说：“警卫员，把这位同志扶上马来。”

警卫员急忙跑到草棚来，扶着我走到马跟前，还没有把我放下，他就喊出了声：“报告军长！这位同志来啦！”

“他是军长？”这使我非常惊奇。军长怎么这个样子？一身灰粗布军装，一双破草鞋，还背着一支步枪。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这哪像军长呢？三个多月前，在白军的时候，旅长季振同那个穿戴，那副架子，动不动就骂娘的那个凶相，又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现在这军长待人怎么这样亲切呢？我是不是听错了声音？看错了人呢？可周围除了他，一个马佚和刚才扶我的警卫员外，又没有别人。

我目不转睛的望着他。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似的，走上前一步，抚摸着我的肩头，“快上马吧！同志！”

“嗯”，我正凝思，军长这一催，我才猛地应了一声。这时我真不知怎么好，左思右想，我不敢拿定主意。忽然又想起我在白军的时候，有一次给旅长季振同接电话稍微慢了一点，就挨了一顿骂。因此，我觉得还是不骑的好，随即惶恐不安的央求道：“我不骑，我能走。”

“病了，怎么能走呢，你们军在继续前进，不骑马怎么能赶上他们呢？”军长真像钻到我心里一样，含笑地亲切地对我说：“不要怕，我们是红军。红军和白军不一样：白军军官压迫士兵，红军官兵平等，官和兵都是阶级弟兄……”说罢，他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亲自把我扶上马去。

我无可奈何的骑上了他的那匹大马，我坐在马上，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一样的不安，刚才那种骑也不是、不骑也不是的心情仍然缠绕着我。

“你在家干什么呀？”我正在为难，突然军长问了我一声。“在纱厂做工。”

“工人，好哇！”一听说是工人，他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我们的衣服是纱厂工人做的，吃的粮食是农民种的，咱们红军就是工农的子弟，为受苦受难的工人：农民打天下的……”。说着，他转移了话题，像妈妈嘱咐儿子似的说：“在革命队伍里要注意身体，不要喝冷水，晚上要盖被子，放哨时多穿衣服。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

他说着，我听着，想着：我没种过田，不知道农民的苦处，可我知道工人的苦处。十一岁就进纱厂当童工，也不知道挨过多少次打骂，头上泡泡垒泡泡；挨打受骂还不算，天天肚子还吃不饱。军长这一说，我听着可带劲啦！虽然身体还没退烧，脑子里还有点轰轰响，可我完全忘记是病人，一上马时那种不安的心情也早就丢到九霄云外了。

雨停了，太阳从云里钻了出来，空气显得格外清新。军长背着枪、挺着胸，大步大步地在前面走着，常常回头望望我。他好像是个永远累不垮得铁罗汉。

说也怪，军长的话一落音，我那颗不安的心又翻腾起来：动不动就乘四台小轿的白军旅长季振同，拉屎还叫护兵递手纸。而这个军长呢？行军用自己的腿走路，还给弟兄背大枪。这完全是两种人哪。他真是军长吗？可都是官，为什么不一样呢？为啥放着马不骑呢？我越想心里越过意不去，说什么也不让我下来。

太阳大偏西的时候，部队停下来休息。在一个田坂边，他亲自把我扶下马来。我刚坐下，他就把身上的水壶送上来，叫我喝。因为烧得很厉害，渴得很，我拿着水壶，感动地望了望他，就咕咚咕咚地喝了大半壶。我喝了水，他把水壶接过去又挂在身上。“天下哪有这样的军长呀！”看了他那副慈爱的面孔，我心里想着。

我打定主意，再走的时候，我坚决让军长骑马。说也怪，又开始行军的时候，我好像能走路了。我说：“军长！我的病好了，能走路了。”“你撒谎！脸怎么还这样红呀？”他上前摸了摸我的额角说：“好了怎么还烧的这样厉害？同志！红军可不兴撒谎啊！撒谎是要受处罚的。现在，就罚你把马一直骑到宿营地。”说着，他笑呵呵的又把我扶上马去。

到宿营地后，他叫警卫员给我弄面汤喝；天黑时，又派担架把我送到十五军交通队。

回队后，我问连政委吴俊同志，才知道他就是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同志。一路上他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使我忘记了疾病的痛苦。在那以后的工作中，遇到了困难，一想起他来就有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工作要糟了，一想起他来就觉得惭愧。

二十五年过去了，他为革命光荣牺牲了。但是他那坚毅慈祥的面孔和他那崇高的阶级感情，却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1934年4月初，蒋介石命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率11个师分别由河东罗堡、河西白舍圩、辽陂（即瑶陂）地区出发，沿江西盱河两岸向广昌方向“围剿”红军。

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奉命在河东第二道防线的云际寨坚守。第三十七团一营进入阵地后，一营营长汪洪清和教导员袁文立即到各连检查作战准备情况。

19日，敌河东纵队第七十七师、第六师在10余架飞机的配合下，向红军大罗山、延福嶂一线阵地发起攻击。红军顽强抗击，双方在大罗山阵地反复争夺。后来，敌人在其第九十六师的协同下，突破红军一线阵地，向纵深推进。

21日，敌第九十六师向云际寨阵地发起进攻。一营在连续两次打退敌人进攻后，损失较重，奉师指挥部命令，立即撤至第三防御地带坚守。

汪洪清接到团长梅林的命令后，当即令通信员通知袁文带三连撤退，自己则带一、二连撤离阵地。当一、二连后撤三四里地后，汪洪清发现袁文和三连还没有撤下来，知道情况不妙。他当机立断，大手一挥，对一、二连的同志们说：“教导员和三连还没有撤下来，走，我们拼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说完，他拿过一挺机枪，率先往回返。

当汪洪清率部队跑回云际寨时，敌人正把三连包围在中间，呐喊着向前冲，要捉活的。汪洪清指着通往三连阵地的一条交通沟，命令说：“顺着交通壕，一连向左，二连向右，集中力量扩大突破口，保障教导员和三连的同志沿交通壕撤出阵地。”

疯狂的敌人正在为能活捉红军战士而高兴时，突遭两面夹击，顿时慌了阵脚，纷纷溃散。汪洪清顺利和袁文汇合。袁文紧紧握住汪洪清营长的手激动地说：“汪营长，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再晚一会儿，我们就只有去见马克思了，你这次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