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高棉文：ប៉ុល ពត；英文：Pol Pot，1925年5月19日—1998年4月15日），原名沙洛特绍（英文：Saloth Sar，高棉文：សាឡុត ស），民主柬埔寨最高领导人（1975年—1979年），曾任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柬埔寨总理。

1925年5月19日，波尔布特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下的柬埔寨王国（今柬埔寨）磅同省（Kompong Thom）磅斯威县波列斯布村，父母为他取名沙洛特绍（Saloth Sar）。

沙洛特绍之父宾沙洛特（Phem Saloth）是一个富裕农民，拥有9公顷稻田和3公顷菜园及六头耕牛。母亲索克妮（Sok Nem），贤惠能干，在当地名声很好。沙洛特绍是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

1934年，沙洛特绍与一个哥哥被父母送到柬埔寨首都金边，与表姐密克（Meak）和大哥洛特颂（loth Suong）同住。

在此之前，姑姑奈克·桑洛在王宫里工作，女儿密克被选入宫中的王家舞蹈团，不久后就成了国王长子西索瓦·莫尼旺王子之妃，1927年莫尼旺继位后，密克当上了管理宫中所有嫔妃的女官。大哥洛特颂成年之后来到金边，凭借表姐的关系，在王宫里谋了一个职务。沙洛特绍的亲姐沙洛恩(Saro Eun)也加入了王家舞蹈团，与表姐同受莫尼旺国王的宠爱，是后妃之一。

1935年，剃度出家。

柬埔寨是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当地的习俗是上至国王，下至百姓，男人都要出家当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尚，了解佛教的宗旨教义。沙洛特绍也和其他同龄孩子一同剃度出家，进入王宫附近的一座寺庙。

1936年，受堂姐密克资助，进入小学。

这座小学是法国人所办的教会学校，叫Ecole Michèle（米迦勒学校，其名来自《圣经》中主持战事的大天使长米迦勒），距离王宫很近，学生大多是法国人机构里的当地人后代，也有信奉天主教的越南人的孩子。

1942年，受西哈努克赏识，进入初中。

莫尼旺国王去世，年仅19岁的西哈努克继位，随即在磅湛省新建了一座初级中学，以他的名字命名。由于波尔布特与王室的关系，已经在王宫附近的一所学校上学的他被挑选出来，和从其他省份挑选的19名少年成为了这所学校的首批学生。

西哈努克初中的课程是仿照法国教育设置的，有文学、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科学、哲学等，一切教学统统使用法语，高棉语反而受到抑制。课余时间，可以踢足球和打棒球，学习戏剧和乐器，沙洛特绍选修了小提琴课。

初中同学有很多后世的柬埔寨知名人物。苻宁(Hu Nim)，喜好莫里哀的喜剧，后来是柬埔寨共产党的首脑人物之一，曾任民主柬埔寨政府的新闻和宣传部长。乔森潘(Khieu Samphan)，磅湛省一个法官的长子，后来也是柬共的首脑人物之一，曾任民柬政府的总理和柬埔寨共产党书记。胡荣(Hou Youn)，后为柬共的二号人物，担任过民柬政府的内政部长。此外还有好几个学生都成了共产党人。

在这所学校里，沙洛特绍有个要好的朋友，叫朗农（Lon Non），其兄就是朗诺（50年代后期，当过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首相，后来领导了反对西哈努克的政变，成为“高棉共和国”的总统。1975年，已身为将军的朗农没有逃离金边，不到48小时便遭到了处决。）

1946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

在此之前，胡志明于1930年2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香港召开会议，将越南境内的3个共产主义组织合并成立统一的“越南共产党”。同年10月，在香港举行临时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越南共产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成为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由此，印度支那共产党直接领导了30-50年代的柬埔寨革命。

1947年，从西哈努克初中毕业，被金边“西索瓦高级中学”录取。

此年，结识了同在“西索瓦高级中学”上学的英萨利，两人相见恨晚，很快成为密友。

1948年，转入埃科利技校(Electro technique)。

此年夏，沙洛特绍未能通过中学高年级考试，于是进了法国人在金边办的埃科利技校。40年代末的柬埔寨，仅有几千人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沙洛特绍也算是进入了社会的精英之列。

1949年8月，在西贡码头登上“牙买加”号远洋轮船，前往法国。

这艘船上有21个柬埔寨学生，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此前政府给他们送行的宴会上，教育大臣表示他们从法国回来后，将成为柬埔寨的栋梁。自1946年以来，只有100个柬埔寨人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他们出发之前，已有几个赴法留学生学成回国，立即被委以重任。在这21位学生中，大多数都出身豪门望族，他们的父辈已经为他们将来在柬埔寨社会里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到法国的学习，实际上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沙洛特绍时年24岁。

9月，抵达法国马赛港，前往巴黎学习无线电电子学。

21位柬埔寨留学生要去的地方是柬埔寨教育部早就安排好的，下船之后各奔东西，到不同的学校报到注册。沙洛特绍的目的地是法国首都巴黎。他巴黎城南租了一间房子，然后到信息与工程技术学院（今巴黎第二大学法国电子与计算机信息工程师学院）报到，在电学与无线电系注册成为正式学生。

在巴黎求学期间，沙洛特绍嗜书如命，文学、哲学、历史，无所不读，尤其爱好19世纪的法国文学，花了不少时间背诵其中的名篇，卢梭的哲学思想也成为他苦苦钻研的对象。这一期间波尔布特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的理论。他在这里结识了几位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比如先于他三年到达法国的著名激进派人物秀木（Thiounn Mumm），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钻研共产主义，用新的眼光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波尔布特、秀木、杜萨蒙等人在巴黎创办了“柬埔寨留学生马列主义中心”“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在法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们成立了“柬埔寨留学生支部”。《法国大革命史》《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成为“柬埔寨留学生马列主义中心”成员必读书目。他们还在巴黎发行了进步刊物《柬埔寨留学生》杂志，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等人常用笔名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柬埔寨社会弊病。

1950年，前往南斯拉夫，参加义务劳动。

这年暑假期间，沙洛特绍和另外十几位柬埔寨籍学生和法国学生，一同前往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参如义务劳动，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真实面貌。等他回到巴黎时，他的朋友、后来的姻弟英萨利也来到了法国。

英萨利为沙洛特绍讲解柬埔寨国内的形势发展。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原来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成立自己的共产党组织，以促进自己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运动。就此，波尔布特对于学业的兴趣减弱了，代之以对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和文学、历史，如饥似渴的钻研。

1951年，与乔波那利成为恋人。

乔波那利及其妹乔蒂利（后改名英蒂利）于“西索瓦高级中学”毕业之后，此年结伴来到巴黎。妹妹乔蒂利的首要目的是与自己的未婚夫英萨利相会，同时学习英国语言文学；姐姐却是专程来这里学习高棉语言学，不期与沙洛特绍相识，很快坠入了情网。谈情说爱并没有分散沙洛特绍对政治的热情。每次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的柬埔寨学生开会讨论，沙洛特绍总是发言最为热烈，论点论据最为充分的人之一。

1952年12月15日，波尔布特离开巴黎，到马赛港搭船回国。

沙洛特绍在巴黎留学3年多时间。第一年之后，平时不是参加左翼运动，便是到电影院看电影，对学业的热情淡漠了下来，也没有参加任何毕业文凭考试，没有任何正式的学业证明。

1953年，沙洛特绍回到柬埔寨，参加抵抗运动。

这年1月，沙洛特绍抵达金边，暂时寄住在仍在王宫里当差的哥哥洛特颂家中。他在哥哥面前大肆赞扬苏联，并说起他在南斯拉夫的经历。不到一个月，他就离开了哥哥的家，很快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取得了联系，由于组织的领导者们仍将革命重点放在越南，因此，波尔布特加入了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沙洛特绍由于在金边有上层关系，既能与越柬两国的共产党人联系，又能同法国共产党拉上关系。因此，不到半年，他成为指挥部的重要联络人员。又很快成为了杜斯木(Tou Samouth)的助手。杜斯木曾是个佛教僧侣。1945年他脱下袈裟，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一位重要人物。

在此之前，印支共产党控制影响下的柬埔寨各地抵抗组织于1950年4月17日召开了“高棉抵抗力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在各地抵抗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联合阵线，由山玉明担任联合阵线中央主席。在联合阵线领导下，还成立了一个临时抗战政府。山玉明担任临时抗战政府主席，副主席为绍兴、退亨、杜斯木，均为印支共党员。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越、老、柬分别独立建党，越南党称“越南劳动党”，老、柬两党称“人民革命党”。同年6月28日，高棉人民革命党成立，但是没有选举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山玉明任临时中央委员会主席，杜斯木为副主席。该党拥有党员1000余人，仍接受越南人的指导，连党章都是先用越文写成再翻译成高棉文，实际上就是越南劳动党章程的简写本。越、柬虽然有了各自的党组织，但越、柬混合的党支部仍然存在，这些支部仍称作“印度支那共产党支部”。1952年，联合阵线成立全国抗战政府，联合阵线武装力量也改编为高棉民族解放军。至1953年，高棉民族解放军已解放全国1/3的国土和1/4的人口。

1954年，于日内瓦会议期间，在金边一所名叫“进步知识”的私立学校任历史、地理和伦理学教员，并从事印支共的地下工作。

此年，讨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会议最后达成的协议确认了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并规定：撤出在柬埔寨的一切外国军队；在停火令颁布后的30天内，高棉抗战军队就地复员，参加未来的全国大选；柬埔寨王国军队不得对高棉抗战军队有任何敌对行动；柬埔寨应实行普选，以实现政治的统一。这些规定使西哈努克成为日内瓦会议最大的受惠者。

日内瓦协议实施后，高棉人民革命党领导下的抗战力量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如果彻底履行协议就地复员，就意味着放弃了革命；如果继续存在和战斗下去，就是违反了日内瓦协议，必将遭到各方的谴责，也为西哈努克政权镇压革命提供了口实。抗战力量决定化整为零、一分为三，以保存革命力量。约有2500名高棉革命者随越盟军队撤离柬埔寨，准备在北越重新集结，以待国内革命时机成熟时重返柬埔寨。这批人中约500人是高棉人民革命党党员，当时党的大部分主要领导人都在其中，如山玉明、农谢(Nuon Chea)、索平(So -Phim)等。另外，部分高棉人民革命党人转入了公开的合法斗争，以适应日内瓦协议实施后国内的新形势。1955年7月，以高密(Keo Meas)等人为首组织了一个合法政党—人民派，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此外，还有少数高棉人民革命党人留在国内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这批人人数较少，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骨干。

沙洛特绍先是在伊沙拉克联合阵线总部工作，日内瓦协议实施后，他留在国内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撤往北越后，越南劳动党指定绍兴担任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农村工作，而杜斯木主要负责城市工作，担任党的金边委员会书记。这时，沙洛特绍就在杜斯木的手下工作，主要负责地下革命组织与公开活动的人民派之间的联系。

1956年，同乔波那利结婚。

乔波那利时年36岁，不化妆，不戴首饰，衣着朴实，一头短发，从法国毕业回国之后已在“西索瓦高级中学”当了几年的柬埔寨文学女教师。两人在金边城南租了一间的房子，新婚夫妇的家很快成了一个左翼进步青年的聚会之地。军队的下级军官，教师，学生，政府里的小公务员，常聚集在他们的屋里，听沙洛特绍讲述对人类终极理想的追求和对政府腐败现象的痛恨。身为教师的波尔布特已在自己身边团结了一大批青年。

1957年，结婚后的英萨利回到金边，在著名的“柬埔寨之子”中学担任教师，加入沙洛特绍夫妇。

1959年，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绍兴叛变革命。

在此之前，西哈努克领导的人民社会同盟在1955年和1958年的两次议会大选都取得了全胜，占据了议会的全部席位。西哈努克虽然在外交方面采取了亲共的政策，但在国内则采取了严厉的反共政策。 对于西哈努克在选举中的巨大胜利和严厉的反共政策，高棉人民革命党的一些领导人闻风丧胆，绍兴于是叛变。由于绍兴主要负责农村工作，他的叛变使农村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约90%。许多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干部也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从而造成了大批党组织的瓦解。

1960年8月，人民派主办的《人民报》被当局查封。

在此之前，西哈努克在议会选举过程中，对人民派实行了严厉的政策。人民派的候选人遭到监视、恐吓甚至是逮捕，此月，人民派主办的《人民报》被当局查封。其后，西哈努克首次在他主办的《民族主义者》周刊上发表文章，把人民派说成是“红色叛徒”，之后又改称为“红色高棉”。（西哈努克最初把山玉成领导的右翼组织“自由高棉”称为“蓝色高棉”，以人民派为代表的左派势力则被其称为“红色高棉”，后来外界把柬埔寨共产党和民主柬埔寨通称为红色高棉。）

9月28-30日，在金边火车站举行高棉人民革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沙洛特绍的良师益友秀木的弟弟秀蒲拉西(THIOUNN PRASI一TH)，当时的铁路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后来的民柬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找了一间工友们白天休息用的房间，供这次会议使用。出席大会的有14名农村代表和7名城市代表，共21人。大会决定“建立马列主义政党”，取名为“高棉劳动党”，以示与越南劳动党处于同一水平，并通过了党章。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由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杜斯木任书记，农谢为副书记，并由以上两人和沙洛特绍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这次大会，沙洛特绍成为党内第三把手，而英萨利也进入中央委员会，位列第五。后来沙洛特绍把它定为柬埔寨共产党的“一大”。

1961年，升任党中央副书记。

1962年，时任高棉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杜斯木失踪（一说被叛徒出卖遇害），担任代理书记。

此年初，柬埔寨进行第三届国民议会大选。党内对人民派是否参选意见不一，温和派同意参选，但激进派反对参选。尽管如此人民派还是决定参选，但是竞选刚刚开始，人民派候选人便被西哈努克政府投入了监狱。此后.，人民派实际上便解体了。正在此时，党中央书记杜斯木于7月20日在回家途中神秘失踪，这使得党内出现了权力真空，被沙洛特绍填补。

1963年2月，高棉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检查和总结了一大以来党的工作，选出了以沙洛特绍为书记的中央委员会和5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农谢仍任副书记，英萨利成为中央常委，同属激进派的宋成(Son Sen)和温威(Vorn Vet)进入中央委员会，老战士高密和农顺则落选中央委员。同时，大会还修改了党章，党的路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党决定独立地领导柬埔寨革命；第二，党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劳动党在城市和农村的活动引起了秘密警察和政府的注意。这次党代会不久，西哈努克公布了一份“34个颠覆分子”名单，其中有一直在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中央委员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后来成为民柬国民军总司令的宋成。但是，西哈努克并没有对波尔布特发生兴趣，提供名单的朗诺之所以把波尔布特的名字列上，只是因为在他授课的学校，频繁发生反政府的学生游行活动。

5月，为躲避西哈努克政权的镇压，沙洛特绍、英萨利、宋成等柬共领导人陆续撤离金边，到该国东北部的山地丛林隐蔽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随之，党的领导机关和工作重心也转入了农村，90%的中央委员深入到东部和东北部各省，开展革命宣传和发动工作。

1965年9月，沙洛特绍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对越南劳动党进行访问。

在此之前，美国除了支持泰国和南越向柬埔寨施加军事压力之外，还鼓励它们庇护流亡在外反西哈努克组织-山玉成的自由高棉(Khmer Serei)运动提供训练和武器装备，支持他袭扰柬埔寨；1963年在美国支持下，南越亲美军官推翻吴庭艳，使西哈努克于1963年11月19日宣布拒绝一切美国援助。越南战争升级后，西哈努克又于本年5月3日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转向了援越抗美的政策。

西哈努克与胡志明携手抗美，使高棉劳动党极为被动。一方面，柬埔寨也面临着美国的威胁，党内开始有人怀疑：此时是否应该继续发动革命反对西哈努克政权 ？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越南劳动党也要求高棉劳动党调整政策，同西哈努克合作，以配合印度支那的抗美救国战争。为了确定新的路线和政策，沙洛特绍步行数月来到河内，对越南劳动党进行访问。在河内期间，沙洛特绍研究了大量印支共产党的历史文件，并同越南劳动党方面举行了15次会谈。

越南人答应给他的游击队提供5000条枪和国际上的道义支持，波尔布特决定接受越南人的条件，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援，成立联合指挥部，同意由越南人参与训练柬埔寨游击队。不久，他派英萨利到河内，专门充当两党的首席联络官。

1965年11月，沙洛特绍首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并一直逗留到次年2月。

除了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中国各地访问外，沙洛特绍还系统研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沙洛特绍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

1966年9月，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柬埔寨共产党”，同时，会议明确了党的政治路线，即不能同西哈努克合作，在加强同政府的政治斗争的同时，积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1968年1月17日，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军”，沙洛特绍担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在腊塔纳基里省境内举办了首期军事训练班。

1969年3月18日开始，美军对柬埔寨实施了代号为“早餐行动”的大规模轰炸。

越南战争升级后，西哈努克为北越的抗美战争提供了许多方便，柬埔寨的越南基地变得至关重要，从1966年下半年起，外界支援越南的武器装备开始通过西哈努克港运到越南人手中。为了打击越南的抵抗运动和教训西哈努克，从1969年3月18日开始，美军对柬埔寨实施轰炸。

西哈努克与越南人之间协议后，越南人也要求柬埔寨共产党为越南人提供军事和后勤支援。好几百名柬埔寨人秘密进入北越，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使波尔布特受益的还有城市里日益增长的对战争的恐惧和中上层对西哈努克政策的不满。由于受到激进思潮的影响，到1969年上百名年轻人离开城市，加入到了波尔布特领导的运动之中。截止到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前，柬共己经在全国农村建立了拥有6万人口的根据地、30万人口的游击基地和70万人口的游击区，柬共基干部队已发展到4000人，游击队也有约5万人。

1970年3月18日，朗诺政变，高棉共和国成立。

朗诺、施里玛达趁西哈努克在国外访问之际，发动政变，废黜了西哈努克的国家元首职务，建立了亲美的新政府，并改国名为“高棉共和国”。政变后，美国军事顾问开始派驻到金边政府军中。

3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告高棉同胞书》，宣布建立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国内外一切爱国的高棉人，共同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3月25日，柬共党员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人以原国会议员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西哈努克的斗争纲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加紧开展武装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一个新的、真正独立、自由、民主的柬埔寨。

4月30日，为清除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柬境内的“庇护所”和“供应线”，美军和越南共和国军队10万多人进入柬埔寨。

5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西哈努克担任国家元首，宾奴任首相，乔森潘任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胡荣任内政、乡村改革、合作社大臣，符宁任新闻宣传大臣，秀木(Thiounn Mumm)任财经大臣，秀蒲拉西(Thiounn Prasith)任争取民族解放力量协调大臣，英蒂利(Ieng Thirith)任人民教育、青年副大臣，朱杰任公共卫生、宗教和社会事务副大臣，贵敦(Koy Toum)任财经副大臣。

民族团结政府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国外部分总部设在北京，主要负责外交斗争，争取国际援助；国内部分即以柬共为主体的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主要负责国内的军事斗争。沙洛特绍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最高指挥部副主席兼作战部主任。

6月，由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不得不在本月底撤出在柬的地面部队，但仍留下大批南越军队，并不断进行大规模轰炸。

9月初，朗诺为缓解抵抗武装对距金边85公里的军事重镇磅同省的压力，亲任总指挥，命名本次战役为“真腊一号”(CHENLA1)，挥师北上。

因雨季导致道路泥泞，携带大量重武器的共和国军进军缓慢，先头部队直到10月中旬才到达磅同省，后续部队至少有一个礼拜才能跟上。整个战役到11月上旬结束时，毫无战果可言。解放军重又控制了从金边到磅同的6号公路，并在周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对金边的巨大威胁。

1971年1月21日，炸毁波成东国际机场。

在此之前，袭击计划被辗转送到了北京西哈努克手中，请求批准。这是对距金边市中心仅10公里的波成东国际机场进行大规模攻击。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审阅并批准该计划，用无线电发给国内的指挥部。1月21日午夜，火箭弹、炸药、炮弹，一齐扑向停机坪上的飞机和军用航空设施，朗诺军队95%以上的空军力量一10架战斗机、4架直升机，消灭在战火之中。战斗中，有40人被当场打死，200多人受伤。这次的袭击打到首都附近，轻而易举地消灭了朗诺苦心经营的空军，震惊了国际社会。

8月，朗诺投入了14个步兵旅和各种保障部队，并有美国空军和朗诺自己的海军、坦克、火炮的支援，总兵力达70多个营，2万多人，发动“真腊二号”战役。

朗诺的目标一是重新控制从距金边40公里处的斯昆到磅同省那一段50公里长的战役性6号公路；二是重新占领6号公路、7号公路和21号公路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一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占领这一地区可以占有它的资源，控制人口，并使之成为进攻磅湛、磅同、柏威夏、暹粒等抵抗力量控制区的前沿基地，具有很高的军事和政治价值。由于“真腊二号”战役是在6号公路和其附近进行，所以它也称之为“6号公路战役”。

9月20日，炸毁金边郊区的油库。

此日，解放军以火箭简和迫击炮开道，同时袭击了金边郊区的几个油库。这次袭击摧毁了朗诺75%的石油储备，包括全部的航空燃料。不久，西哈努克于北京总部制定计划，炸毁了西哈努克城的炼油厂。该厂是柬埔寨国内唯一的炼油厂，油库与炼油厂接连被毁，使朗诺军队的飞机和坦克的油箱难以补充汽油。

11月26日，炸毁位与斯昆于磅同中间的布雷德拉大桥。

以此为第一记反击，对沿6号公路的敌军进行了猛烈袭击，切断了通往金边的补给线。参加“真腊二号”战役的朗诺精锐部队被分割包围，大约5万名正规的抵抗武装和游击队对其主要指挥据点发起全面进攻，全歼了设在伦隆的朗诺第四十六步兵旅，并使全线朗诺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12月1日，朗诺下令退兵。

在此之前，朗诺频频接到告急呼救，于是命令所有沿6号公路的部队向金边撤退。但当其沿开进时的道路返回时，发现已被分割包围了。指挥系统出现混乱，部队之间失去联系，上级的命令无法贯彻，致使朗诺的又一批精锐主力部队被歼灭，另有几千名呻吟不已的伤员躺在路旁，更使军心大乱。混乱中，一万多名士兵扔下包袱般的武器装备，四散奔逃。朗诺损失半数的精锐部队，剩余部队已经无法作为一线部队用来增援其他各省的告急。

此年，真腊战役胜利，是柬埔寨军事形势的第一个战略转折点。他是“高棉共和国”军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战。自此，朗诺的主力部队再难走出过金边。

1972年，法国记者萨基·索恩（Serge Thion）受邀来到解放区。

萨基·索恩（Serge Thion）是法国人，大学念的是社会学，毕业之后对政治发生热情，经常对国内外政局发表评论。越南战争爆发后来到东南亚，先后在西贡、金边教书，同时观察战争进展，写了大量有关东南亚和柬埔寨的研究材料和论文。但萨基·索恩是个很不讨当权者喜欢的人。西哈努克时期，他多次受到批评，在金边不受欢迎；朗诺政变之后，他因报道了柬埔寨国内人民对当局的反感，被朗诺的秘密瞥察列入了黑名单。1971年底，他离开柬埔寨回国，就此被禁止踏上高棉土地。1972年初，红色高棉的“地下工作者”通过其朋友邀请他报道红色高棉特区(Khmer Rouge Special Zone)一一即解放区。

索恩采访老农，关于粮食的分配，临近收成的时候，村里将召开会议，决定当年的粮食怎么分配，一般是自留、存种和交给解放阵线各三分之一。如果还有剩余，可以卖给阵线或其他村子，但决不能卖给朗诺的人。

在发动群众和贯彻阵线的政策方面，会议开始之前，和尚们要诵念经文，然后就是区、省和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讲话，阵线的发言者们都十分强调干部和抵抗战士与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一位军官在台上说：“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是你们这些爱国者们的儿子，是我们尊敬的僧侣们的学生。你们曾经用心血抚养了我们，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为人民和民族服务”

每次会议结束时，都有人带头高呼口号：“由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民族团结阵线万岁”“由宾努首相、乔森潘副首相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万岁”“佛教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

佛教是柬埔寨的国教，索恩发现大多数僧侣对阵线的热情甚至超过了一般的民众。在一次大会上，一位僧侣代表发言说：“民族、宗教和王权，是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民族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的解放阵线。攻击我们的民族就是攻击我们的宗教和王权。现在，敌人胡说什么这是一场共产主义战争，恐吓我们信奉佛教的人民。他们忘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真理的权利。如果我们的干部们说的是正确的，那么他们一定会有辉煌的收成。”

由于佛教在柬埔寨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可以3日无粮，但不可3日不敬僧侣或听从寺院的归劝，因此僧侣们的话对广大农民无疑有极大的号召力。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们非常尊重僧侣，常常把他们的建议当作大事进行讨论。如柬共中央委员、民族团结政府的部长、副部长胡永(Hou Yuon)、温威(Vorn Vet)等人，每到一地，必去看望寺院的和尚们，听听他们的意见。谈话正在进行之时，逢有和尚从身边走过，这些贵为中央委员、部长、副部长的领导人，也会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跪下身来向和尚致意。

对农民们来说，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他们尊奉了几十年的西哈努克亲王。边远山区的村民们对国家政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哈努克的政策。所谓民族的独立、国家的中立政策，以及民族的团结，全都包容在西哈努克这个名字里了。这里面既有老百姓们对于王权历行千年的习惯性接受，也有政教合一根深蒂固观念的盛行。亲王是阵线的领袖，阵线履行亲王的旨意，广大农民当然会自觉集合在阵线的旗帜之下。再由于僧侣们的加入，佛教的灵光又为这场战争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1973年3月，迎接柬埔寨民族团结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及莫尼克公主。

在此之前，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车队通过“胡志明小道”，然后再往西，进入到了柬埔寨境内，视察解放区。随行人员中有摄影师、摄像师、记者、医生等配备。西哈努克此行是要在国际社会制造影响，表现抵抗武装的实力和其受国内人民欢迎的程度，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阻止美国及其盟国为接受朗诺的“高棉共和国”所作的努力。西哈努克回解放区视察的全过程都被拍摄成了电影，配了音乐，英文解说。车队继续向柬西北部前行，两天后，到达抵抗武装北部司令部。在这里，亲王见到了担任抵抗政府部长职务、后来是民柬方面军队总司令的宋成，柬共北部地区的书记贵通（Koy Thuon），担任抵抗武装力量总司令（实际上是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的波尔布特及其妻乔帕娜莉。

沙洛特绍从巴黎归来后，一直从事秘密地下活动，担任柬共总书记后，更是把“秘密”二字奉为首要。即使是西哈努克，对波尔布特的所有了解，不过是知道他是柬共的领导人之一而已。·在亲王视察解放区的电影、照片公诸于世之后，外界对沙洛特绍仍然一无所知。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西方观察家，都认为领导着柬埔寨国内抵抗斗争的是乔森潘、符宁和胡荣等人。

沙洛特绍让自己处于聚光灯的边缘，将显要的位置暂时让给他的同事们。照像的时候，他总是站在最边上的人之一，坐下来看表演的时候，他的位置居然退到了第三排。从录像上可以看出，他给西哈努克留下的印象是，他是领导层中的一个人物，但决不是重要人物。

1974年8月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国会弹劾，被迫辞职。

尼克松辞职后，继任者福特总统不愿意背上前任留下的包袱，既要摆脱金边的朗诺政权，又要使美国不失体面，白宫一再给朗诺施加压力，朗诺终于提出同西哈努克举行无条件的谈判，此举立即遭到了亲王的拒绝。8月22日，正在布加勒斯特的西哈努克对记者说：“我根本不可能同朗诺进行任何谈判。我对他的这个请求没有任何兴趣。目前的战争就如同把一头老虎和一只狗关进了同一个笼子，老虎吃掉狗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此年末，波尔布特视察了部分抵抗武装的进攻准备和部署情况。

1975年2月24日至2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乔森潘在解放区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大会，在大会结束的声明中，其第一项就是认定朗诺、施里玛达、费尔南德等7人为卖国贼头目，指控他们是破坏柬埔寨独立、和平与中立的政变策动者。他们带来了对柬埔寨的大肆烧杀，带来了造成无数人死亡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月，在湄公河布设水雷。

当时，金边依靠水路运送补给品和武器弹药，补给船冒着炮火从湄公河上驶过，连着两天，4条船触上水雷，无一幸免。水路被迫关闭，金边的粮食等补给品顿时减少了一半。金边当时每日要消耗1000吨粮食，减少一半则意味着有一半的人将处在饥饿之中。在朗诺政权的最后几个月里，共有几千名儿童死于饥饿。金边的唯一通路只剩下了飞机。

3月12日，高棉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费尔南德向朗诺递交了辞呈，以身体、形势等诸多理由说明他无法再担任总司令一职。

费尔南德在递交辞呈后的第三天，携带家人飞往法国。

4月5日，高棉共和国总统朗诺离开柬埔寨，其名目是到印度尼西亚作非正式访问，另外到夏威夷治病。

在此之前，因西哈努克拒绝与朗诺谈判，为尽快结束战争，美国开始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让朗诺离开这个国家。美国大使迪安向朗诺传达此意，在严酷的形势和美国人的压力之下，朗诺终于妥协。

4月17日，解放金边，高棉共和国灭亡，波尔布特当日下令让金边市民离开城市，疏散到农村。

4月23日，波尔布特由距金边40公里的磅士碑省出发，乘车秘密抵达金边。

从1963年被列上黑名单仓惶逃入丛林算起，波尔布特已经同这个城市阔别了12年。设指挥部于火车站旁的某楼房，命令在城市四周建立防御线，严防任何敌人的反扑。

4月25日至27日，由乔森潘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的名义，在金边主持特别国民大会。

为了体现这次会议的代表性，会议代表中有群众组织、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僧侣、民族团结统一阵线、民族团结政府的代表共300多人。这次会议作出了四项决议，其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认这个柬埔寨劳苦大众及其儿女—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胜利，初步确定了胜利之后的国家发展方向。会议专门对西哈努克和他的密友宾努亲王作了一条决议，确认西哈努克在新的历史阶段仍是国家元首，仍然担任柬民族统一阵线主席；宾努亲王仍然担任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和民族统一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

4月28日早，乔森潘在广播宣读公报。

特别国民大会的公报虽然是由乔森潘宣读的，但其中几乎每个字，都经过了波尔布特的反复推敲。公报在大会作出的四条决定中，第二条值得注意：

“特别国民大会庄严宣布，承认并尊重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要求：他们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柬埔寨，他们要生活在充满真正幸福、平等、正义和民主的民族大家庭中。在那里不再有贫富、剥削和被剥削的阶层，是一个全体人民生活和谐、和平，全民族大团结中的社会。在那里，全体居民从事劳动，致力于生产，建设和保卫祖国。”

整个公报没有一个字提到在国内实际领导了这场胜利的柬埔寨共产党。表面上的领导者仍是西哈努克和他所领导的民族团结阵线。然而发生在柬埔寨的一切，无论是城市居民的撤离政策，还是对“新生者”们的特殊关照，以及对市场、货币的打击取缔，全部出自于一个有着严密纪律、相当有效的组织机构—革命组织(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高棉语读作“安卡”（Agn Kar）。而安卡的代表者就是在火车站指挥部里的“大兄弟”波尔布特，“二兄弟”农谢。

5月1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声明，定攻占金边的4月17日为柬埔寨国庆节。

8月，英萨利代表新政权参加了在利马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

10月，西哈努克代表柬埔寨前往纽约参加第30届联合国大会。

在此之前，波尔布特疏散金边后，就开始考虑让亲王回到柬埔寨，并在国际上为树立新政权的形象而发挥作用。关于柬埔寨代表团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有一番热烈的议论，最后决定：由西哈努克代表柬埔寨前往纽约出席大会。

这是柬埔寨新政权在联合国的第一次亮相，关系到国际社会对这个政权的最初印象。按照波尔布特的想法，在联合国大会结束之后，亲王还将到一些对新政权持友好态度的国家，如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等国访问。由于西哈努克远在北京，而新政权如何在国际讲坛上展示自己的形象、如何表述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确需要一番研究；再则，西哈努克对于新政权有些什么看法，他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次外交使命，对波尔布特等为了显示新政权对亲王的尊重和诚意，同时也表示此次使命的重大意义，波尔布特决定派出乔森潘、英萨利夫人英蒂利前往北京，邀请亲王返回金边。

西哈努克在阔别5年的王宫里停留了19天，然后启程前往纽约，参加第30届联合国大会。5年以来，柬埔寨的席位一直由朗诺政权所占据，西哈努克在联合国会大厅讲坛上宣布：“我作为国家元首的、并且自1950年以来就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柬埔寨国家不会承认在1970年3月18日和1975年4月17日之间非法占据柬埔寨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或有联系的各组织中的席位的所谓‘高棉共和国’的发言、声明、投票、保证和其他行动的有效性。”这份由波尔布特等人审定的讲稿，共13个部分，洋洋万言，涉及到了国际国内的各个方面。由于金边解放后基本处于对外封闭状态，外国人很难了解柬国内的局势，所以西哈努克的讲话自然引人注目，至少它提供了这个国家政策的基调。比如，它强烈抨击了支持朗诺政权的美国；认为柬埔寨是第三世界斗争的榜样柬埔寨在重建中所走的自力更生、彻底独立的道路；它支持越南进入联合国的姿态；它在外交上的基本政策等等。

西哈努克在联合国的出现是他个人也是红色高棉新政权的成功，会议结束之后，他又去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缔结新政权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

此年，在火车站原来用作调度室的房间里，波尔布特主持了好几次重要的会议。首先是在政权建设上，彻底摧毁旧政府的政权机构，在经济上，过去通行的一切基本都要打碎，代之以新的经济模式，比如，货币和市场要废除，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避免有人掠夺财富；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化和集体化；尽量减小家庭在杜会生活中的作用，包括吃饭都在公共食堂进行。

在保卫国家方面，首先重视的是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为了明确阶级阵线，对所有人都需要来一次甄别，通过其阶级出身确定他的阶级属性；同时，要严防国外帝国主义和仇视柬埔寨革命的敌对势力的进攻，因此这支8万人的人民解放武装部队不仅不能裁减，相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用革命的武力挫败敌人的进攻。

1976年1月，柬埔寨通过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

3月，西哈努克主动向“革命组织”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

4月5日，民主柬埔寨政府于广播中发表了关于西哈努克亲王请求退休的声明。

4月14日，波尔布特在民主柬埔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政府总理。

此日，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了好几项重大决定：确定了人大常务委员会，由农谢担任委员长；决定接受西哈努克的退休要求；决定接受宾努为首的前政府的辞职；决定任命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为乔森潘；决定任命民主柬埔寨新政府。总理为波尔布特，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为英萨利，负责经济的副总理为温威，负责国防的副总理为宋成，新闻和宣传部长为符宁，卫生部长为秀臣，社会事务部长为英蒂利，公共工程部长为笃澎，文化教育部长为云亚。

新政府的名单公布，“波尔布特”之名首次被世人所知。50年代曾有人用过“波尔”这个名字，但“布特”二字从来没有出现过。自1963年他逃出金边进入丛林以来，波尔布特第一次由幕后走上了前台。

9月5日，党的青年杂志在9月号上刊登了一篇长达10页的文章，庆祝党的25周年生日。

以这篇文章的观点和纪念日来看，显然把党的成立时间定在1951年9月了，而这与波尔布特等党中央领导人的观点大大相左。在波尔布特等领导人看来，建党的确切时间是在1960年9月30日，在那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等现任党的主要领导人均进入中央委员会，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从1974年起，党的文件在提到建党日的时候，统统把1960年作为党的诞辰时间。在1976年党中央常委会议上，专门对党的诞辰日作了一个决议：“不要再用1951年这个概念，从此对之进行明确分划。”

9月10日，担任民柬总理的波尔布特突然以健康原因宣布辞职，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农谢代理总理职务。

英萨利透露说，当时曾经发生过一场政变。波尔布特再次强调秘密工作的高度重要性，任何靠近他的人都要受到搜身，一大批老战士和担任领导职务的高级领导人遭到逮捕。

10月，波尔布特恢复工作。

在此之前，柬共东北大区的书记黎萨南(Ney Saran)于9月11日以叛国罪遭到逮捕，几天之后，党的元老、波尔布特的老战友高密(Keo Meas)也以同样的罪名被捕。不久，以同样罪名被捕的还有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老战友、前中央委员科莫立(Keo Monl)，柬埔寨驻河内大使善安(Sien An)，以及东大区好几位资深的高级官员。许多国外的观察家们认为，波尔布特此举的目的在于迷惑政敌，让他们统统跳出来，然后再一网打尽。后来，人们根据黎萨南和高密在监狱里不完整的供词判断，两人并非要策划阴谋推翻波尔布特，而是因为两人都是老革命，他们和他们手下的人对波尔布特所持的“四年计划”所反映出来的左倾政策感到不满。

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次所谓的“政变”，民柬政府原来是准备将“四年计划”公诸于世的，在当年9月30日党的生日那天，原本还计划宣布柬埔寨共产党的公开。由于“杂志事件”和随之而来的清洗，党的公开被推迟了一年，而“四年计划”根本就没有公布。当年党的生日那天，所有的庆祝活动都被取消了，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将大量时间花在判断分析党内外敌人推翻民柬政府的阴谋上。自此，民柬政府和柬共内部，开始了一场清洗运动。这场运动的代名词是一个叫图士伦(Tuol Sleng)的地方，代号为S-21。

年末，柬埔寨共产党在金边召开了一次回顾一年来成就和问题的总结大会。会上，在党内挖反革命的调子大大升温。波尔布特在做报告的时候，告诉人们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切判断，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病菌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它们隐藏在党的躯体内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那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又说：“在我们党内，是否还有埋藏很深的秘密叛徒分子呢？他们是不是全都消失了呢？根据我们过去十年来所做的观察，可以很清楚地回答，他们并没有全部消失。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发展太快，一些不可信赖的人也一直在不断地向党渗透，敌人很容易就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他们也许只有一个人，两个人，但他们肯定存在。”

因此，波尔布特由此也推论出，党的秘密工作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国内形势的全面发展已经使我们党可以公开活动了，兄弟党也一再要求我们公开…敌人也想我们公开，这样他们就可以清楚地看清我们以达到他们长久没有实现的目标。公开党会带来保卫党的领导核心的问题。在9月和10月份，我们已经考虑公开，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材料反映出敌人正千方百计想打败我们。如果党在这时候公开了，那在一些人中间，就会出现额外的矛盾。”接着他便道出了党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值得信赖的干部严重缺乏，全国合作社的负责人中，只有一半人是党员。在有的地区，“四月十七日人”、“新生者”居然也担任了领导职务，而造成劳动产量下降的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要加快革命步伐，就要对党的队伍进行纯洁，就要开展阶级斗争，重新审查个人历史，充实各地的干部队伍，强调集体食堂、集体劳动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

1977年初，波尔布特、英萨利分别到各地部署清党问题。

在此之前，新政策推行后，国内的农业歉收、工业的发展缓慢，而又挖出大量的外国特务。在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农谢等人看来，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被下面的特务执行歪了，当务之急还是清除队伍中的敌人和伪装分子。于是波尔布特、英萨利分别到各地部署清党问题。

7月6日，符宁于S-21集中营被处死。

符宁，是波尔布特的初中同学，曾是西哈努克政府里的部长，国会议员；朗诺政变后，担任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新闻和宣传大臣；1975年柬共掌权后，担任新闻部长。本年在大清洗中被捕，在集中营遭受艰难折磨，精神完全崩溃。他在其供词的边上写有“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此日被处死。

接着是一大批被怀疑是外国特务、策划颠覆柬共政权的高级官员，他们中有资深革命者高密和农顺，东北大区书记黎萨南，中央党校校长莫金龙，北部大区书记贵通，商务部长苏瓦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索平，交通部长笃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宁罗，外交部高级官员韩森雷利，西部大区书记朱杰，东部大区司令桑辉，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笃砍敦，西北部大区书记莫桑巴等等。

10月27日，于金边城南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柬埔寨共产党成立17周年大会，将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公开。

上午10点，大会开始，开始了他长达5个小时的讲话。“在纪念我们柬埔寨共产党诞生17周年之标，我要在这里正式宣布今年纪念活动的一个特点，我们党决定宣布：柬埔寨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上正式公开。”这篇5个小时的讲话无疑是柬共的一个宣言书，共分为3个部分：关于柬埔寨共产党诞生以前从奴隶社会到1960年柬埔寨共产党诞生这一时期人民的斗争运动；关于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关于柬埔寨革命的新阶段，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保卫民主柬埔寨的任务。在波尔布特的这篇讲话中，一直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此从头到尾丝毫没有提到外国对他们革命和建设的援助和支持；一直强调柬埔寨目前的社会状况是柬共的独创，没有任何国内外先例可循；在柬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实施的“四年计划”，在这篇讲话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在讲话中占的分量很重。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是“由于每个人本来所固有的原阶级的阶级烙印，而他们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刚刚开始按照革命和无产者的面貌改造自己”。敌我矛盾的存在是由于“国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特务还潜伏在暗地里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还有一小撮反动组织继续反对和破坏我们柬埔寨的革命。这些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根据这个估计，在全柬的敌人和特务的数量大约为14万人。

10月28日，波尔布特率领几位柬埔寨主要领导人，以柬埔寨政府总理和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开始对外国进行友好访问。

12月31日，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表声明，中断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此年底，柬埔寨和越南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

战争的起因众说纷纭。越南共产党方面认为，在柬埔寨抵抗运动反对朗诺政权和美国入侵的战争中，越南给予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包括反击美国顾问策划的朗诺“真腊战役”这样的大战役，都有大量的越南军队参加，有的战役的指挥官本来就是越南军官。但在柬埔寨解放后，波尔布特等人不仅不对越南表示感谢，反倒恩将仇报，在边境地区不断挑起冲突，杀害了大批越南侨民。

柬埔寨共产党方面认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柬埔寨给予越南人的支持要远远大过越南人对柬埔寨的支持。比如在越南~柬埔寨边境的“庇护区”问题上，若非柬埔寨让越南人在这里修整集训，那越南南方的军队早就被美国人消灭了。根据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说法，早从1930年起越南就梦想取得柬埔寨，建立了一个“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组织，其目的是建立一个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来代替法国的“印度支那联邦”，把柬埔寨和老挝都整合到联邦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越南又吞并了柬埔寨的领土，其面积为6.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400万。1975年，越南大肆宣扬“特殊的友谊和特殊的团结”，欲把柬埔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畴。1977年以后，越南和苏联国际扩张主义者有了夺取柬埔寨的具体战略。越南根据它的“印支联邦”战略和它的“在一个党的领导下只有一个国家、一国人民”的政策，想做印度支那的大国，还想做东南亚的大国。为了证明他的话的确切性，波尔布特说：柬埔寨刚刚解放，越南就侵占了属于柬埔寨的威岛。同时，越南人又不断从陆上对柬埔寨发动进攻，以进行威吓。

1978年1月6日，越南开始撤军。

在此之前，越南军队已经在某些地方深入进了柬埔寨领土20公里，抵达了柴桢省。据柬埔寨方面称，越南军队的这次一共动用了5万人。边境的激烈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此日越南开始撤军。

柬越交战的一星期中，一次高级官员会议上，韩森雷利（1976年12月被捕的原民柬外交部高级官员）的供词被拿出，该供词称：越南一直在从事推翻民柬、以亲越分子取而代之的活动。这个阴谋涉及到一些前政权的政客、当年“印支共产党”的一些成员和部分柬共高级官员。这份1976年的供词准确地说出了越南将在1977年3月或4月对威岛等柬属岛屿进行占领，因为这些地方储有石油。另外，越南军队还将越过边界攻击柴桢省一带。这份供词的准确性使人们更加深信：在国内和党内，确实存在一个颠覆阴谋集团。

5月，大批从柬埔寨中部和其它地区调集的部队向东部开进，把受到索平（So Phim）信任、参与政变活动的各级军事指挥官和各级党的干部予以逮捕。一个月内，整个东部大区的领导层基本完成更换。为防止越南再度进攻，金边决定对东部进行移民，将几万人从东部迁往西北地区。

在此之前，与越南接壤的东部大区的部队缺乏良好的表现，来自S-21集中营的供词也使波尔布特等人对东部大区的领导人开始产生怀疑。当时的东部大区党的书记、东部大区为人民服务委员会主席是索平（So Phim），一个从40年代起就投身于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斗争的老党员。他同时是柬共党中央委员，柬共中央第二副书记，并担任仅次于乔森潘的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一职。

根据1977年被捕的柬共党校校长莫金龙的供词，党内的反对派一直在策划政变，而这场拟议中的政变的指挥部就在东部大区，暗示索平和他东部大区的那些各区、社的书记们，都与这场政变有关。

此时的东部大区，不仅人口数量在全国居较高地位，而且因其物产丰富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举足轻重，索平本人在东部大区有较深厚的基础，在一般民众中也有较大影响。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上，索平也表现出了较大的灵活性。比如，当局的易服政策所提倡的服装色彩一定是黑色的，汗巾是红色方格的。但在索平的管区内，人们的服装样式和色彩却没有那么严格的管制；在公共食堂、集体开伙的执行上，虽然当局在1977年有了明文规定，但东部大区很多地方仍迟迟没有落实，索平对此睁只眼闭只眼。

到1977年中期，索平的名字已经频繁地出现在S-21集中营犯人们的供词中，他身边的一些军事指挥官和地方官员也开始遭到逮捕。即便是这样，在越南攻入柴桢省之前，仍然没有人敢于公开指控国家主席团副主席。本年5月，被捕的东部大区军事指挥官桑辉(Sam Huoy)在其供词说：从1977年起，东部大区的军官们就已开始策划政变，准备在9月柬共党的生日那天对首都发起攻击。按照桑辉的说法，索平是整个政变计划的总指挥和协调人，进行策应的有西北大区的党书记、西部大区为人民服务委员会主席、柬共中央候补常委、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副委员长宁罗（Ros Nhim），他也是从40年代起就开始反对法国人统治的老党员。两人不仅在政治上有共识，而且还是姻亲。

桑辉在他的供词中对索平的活动交代得非常详细。桑辉说：索平想要建立一个反对党，他曾告诉手下的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行事，建立个与目前的柬共路线完全不同的政党。我们计划要重新恢复使用货币，发放薪金，实行军衔，建立起市场。这些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索平在1977年9月动用军队实行政变的计划却由于越南在这个月开始的入侵活动而告吹。到10月份，索平又改变了战略，把原先推翻金边柬共政权的军事政变更改为打开国门，让越南人轻而易举就从东部攻入柬埔寨领土。

波尔布特于是决定对东部大区的政变阴谋进行镇压。为了迷惑政变的组织者们，波尔布特专程来到东部大区，对刚刚遭受越南人侵略的东部人民表示慰问，同时高度赞扬东部大区军民的英雄主义精神。波尔布特前脚刚走，镇压反叛者的行动便开始实行。索平于6月3日自杀身亡。另一些与索平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军官或党的干部，在逮捕的枪口对准他们之前仓促出逃，有的直接越境逃到了越南，寻求政治避难。其中就有当时民柬军队某师的副政委、后来“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韩桑林。

6月底，整个东部大区的局势完全控制在了金边的手中。英萨利宣布，一起集中在东部大区的政变阴谋被英勇的柬埔寨军民所挫败。

7月，民柬的第二号人物农谢会见了来访的丹麦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在谈话中，农谢回答了外界十分不解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越南人联合推翻民柬的阴谋。

9月，柬埔寨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失去执政权力前柬共的最后一次全国大会，参加者均为中央和地方掌握实际权力的60名代表。波尔布特左右两旁是农谢和西南大区的党书记塔莫（后来的民柬国民军总参谋长），公认的波尔布特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向其他地区提供和输送了大量对党忠贞不二的干部。在这次会议上，波尔布特作了长篇讲话，对加紧实施四年计划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在1980年前，三分之一的合作社都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模范。这次会议在政治上并没有作出什么大的决定，它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问题。

11月14日，越南的新闻机构第一次以“来自柬埔寨解放区的消息”，说是柬境内的人民已不堪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压榨，开始起义。

11月16日，越南报纸又以“来自解放区的消息”首次刊登了原柬埔寨东部大区区委员、第四师副师长韩桑林的“传单”，呼吁柬埔寨各地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波尔布特一英萨利集团。

此月中旬，民主柬埔寨副总理温威被逮捕，被关进S-21集中营。

温威是从40年代起就参加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老战士，招供说他自1956年起就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我的外表是革命的，但我的本质却不是。”50年代后期，他是党的城市支部里的活跃分子，1967年曾设法帮助乔森潘、符宁、胡荣逃出金边，到丛林加入游击队。两年之后，他自己也逃到西南部的丛林加入了游击队，后来又转到金边附近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据他的交代：“到1974年，革命进展十分顺利，我无法完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计划。”

当上负责经济的副总理之后，温威在1977年的工作似乎并不令波尔布特等人满意，尤其是在波尔布特提出将柬埔寨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口号后，温威并没有为之制定出得力的措施。但是，温威是否真的在从事阴谋活动或意欲出卖柬埔寨，从他的供词里确实还难以得出结论。

12月2日，以韩桑林为主席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宣告成立。

在发布的声明中，这个阵线称：1975年4月17日的伟大胜利，开创了柬埔寨民族的一个独立、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但在过去三年里，一个历史上空前残暴的军阀独裁制度在柬埔寨得以建立。他们把所有权力掌握在他们家庭之中，走向叛国殃民的道路，给同胞们制造了无数的痛苦和凄惨情景，把我们的民族驱入种族灭绝的危险境地。

这份声明很详细地列举了“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罪行”：

解放刚几天，就取消城市，强迫数百万城市、市镇人民到农村，在苦役劳动制度下过着穷困、极度劳累致死的生活；

割断了对父母、兄弟姐妹、夫妻、亲戚和邻居的一切神圣的情感；

搞集体吃、集体住、取消货币、取消集市，使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还制定把人民分类的政策，以便于控制和指使，也使人民互相杀害；

无数爱国者革命者，以及建立过功勋的老战士，只因为不赞成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残暴政策而在各级、各地方遭到成批的杀害；他们甚至企图把东部地区约170万人全部杀掉；

他们禁止宗教信仰，强迫僧侣还俗；组织强迫性的集体结婚，制造了无数家庭离散、伤风败俗的情景；

他们将从小学到大学的几乎所有学校全部取消，迫使儿童不能上学，而去从军。

这份声明宣布，为推翻这个家长式的统治集团，把国家和民族从奴隶棚锁和灭亡灾祸中拯救出来，“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宣告成立，并号召人民同他们一道，奋起斗争。

这份声明公布了自已的政治主张，一共有11项，基本与现行金边政权的完全相反。比如，解散人民代表大会，举行普选选举国会；所有柬埔寨人可以重返家园，自由居住和来往；取消“集体芳动、集体吃饭”的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按劳取酬工资制：恢复市场：取消强迫婚姻制度，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取消“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反动文化，发展国民教育，设立普通学校、大专和中等专业学校，重用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文化艺术家等等。

“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成立之后，世界各国反应冷淡，只有苏联、匈牙利、东德、捷克、古巴等国的报刊刊登了对这个“阵线”支持性报道，但大都比较谨慎，不过300多字而已。

12月22日，波尔布特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共有三名，前两位分别是伊莉莎白·贝克尔(Elizabeth Becker)和理查德·杜曼(Richard Dud-Man)，二人是持非社会主义观点的美国记者，这也是民柬接待的第一批来访的“资产阶级记者”。他们两人曾在70年代初来到过柬埔寨，向世界报道了由柬共取胜的战争。他们此次之所以获准来到柬埔寨，是因为在接待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或持社会主义观点的新闻界人士之后，民柬希望建立公正对待新闻界的形象。第三名记者叫马尔科姆·科德威尔（Malcolm Caldwell），是供职于英国伦敦大学的苏格兰马克思主义学者，自民主柬埔寨成立以来便成为它坚定的支持者，几年间写了大量的文章为民柬的政策辩护。此次是作为“朋友”受到友好邀请。此日是在他们结束访问柬埔寨的头一天，波尔布特决定接受他们的要求，同意对他个人进行采访。

12月24日，根据波尔布特的指示，在金边举行了对科德威尔的悼念，英萨利出席并且作了一个简短的悼念感怀。

在此之前，汽车将贝克尔和杜曼载回旅馆的同时，另一辆车又把科德威尔送到了波尔布特的面前。两个人谈起了农业政策问题和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滔滔不绝。直到晚饭时间，谈话才不得不结束。科德威尔回到旅馆的时候，容光焕发，对贝克尔和杜曼说，他同波尔布特之间的谈话非常坦率，而且像朋友般的真诚。波尔布特邀请他在1979年再来柬埔寨，来“衡量一下革命在柬埔寨创造了什么样的成功”。科德威尔非常兴奋，一再把柬埔寨比作他的故乡苏格兰。三个人谈到晚上11点，这才各自回房，整理当天的笔记。两小时之后，即23日午夜1点，旅馆的房门被强行撞开，一伙荷枪实弹的人闯了进来，科德威尔和一个闯入者被当场打死。

12月25日，越南人民军以14个师、超过12万人的部队向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12月29日，茶胶被越军解放。

此日，波尔布特会见了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友好代表团，在一个小时的会谈中，波尔布特说，越南军队遭受了“巨大打击”，而柬埔寨军队正在收复被越南人占据的领土。

1979年1月4日，越南军队控制了整个湄公河东岸的地区，与金边隔岸相望。

1月5日，以韩桑林为主席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召开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党”(Kampuchean People's Revolutionary)的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在政治上要达到的目的在于，当金边和其他的柬埔寨领土被攻占之后，其胜利者将以这个组织机构和其领导下的军队的面目出现，而非由越南人出面扮演占领者的角色，以避免刺激柬埔寨人的反越情绪。

1月6日，除了一些特殊部门外，要求每个人按照政府的布置有组织地撤离。

虽然是要求有组织地撤离，然而车辆、人员的集中都有很多困难，很多人脱离或失踪。此日晚，很多人冒险私自逃离了金边，省里原来住的一些“新生者”们也在炮声中逃散。

1月7日，越南人民军解放金边，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仓促撤离首都，由此告别历时将近四年的波尔布特时代。

此日，金边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没有抵抗力量的城市，柬共领导者们没有想的越南人会来得那么快，没有来得及组织哪怕形式上的抵抗，甚至连大批珍贵的档案都没有来得及带走。当天，越军在炮火的和飞机的掩护下，以坦克和装甲车开道，解放了金边。

1月8日，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

在发布的新闻中，这个委员会称：1979年1月7日，柬埔寨革命武装部队和人民完全解放了首都金边并控制了全国。为了按照柬埔寨各族人民的意愿处理内政外交事务和管理这个国家，因此成立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后更名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民主柬埔寨部队和部分抵抗运动游击队，以豆蔻山为大本营，民柬政府的办公机构也从金边撤到了这里。波尔布特、英萨利、农谢、乔森潘的办公室，也从金边的楼房搬到了林间的草屋中，在豆蔻山中召开一系列的会议，部署抵抗运动，波尔布特时年54岁。

1979年1月13日，民主柬埔寨驻外使馆散发了政府的声明。

声明中说：“现在，我们保存了全部的有生力量。以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为首的所有领导人，正在神圣的柬埔寨领土上，领导柬埔寨人民进行英勇的斗争。”声明还以“对整个柬埔寨民族和全体柬埔寨人民的命运负有责任的、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呼吁”，要求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政府和人民以各种形式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迫使越南撒出柬埔寨，呼吁国内外的柬埔寨人团结起来，决不让越南灭绝自己的种族。

6月1日到6月2日，在豆蔻山中举行了负责游击战争的干部大会，并作出了重要决议。

这份题为《更加有效地执行游击战争路线，最后打败越南侵略者》的文件，与其说它是一次会议的决议，不如说是一份游击战争的军事文献。文件详细地分析论述了游击战争、游击队和游击战的性质；游击队和游击战的重要性；游击战战术；从哪儿寻找游击力量；如何武装游击队；游击队使用什么武器；更大力和有效地领导游击战争的观点和立场。

8月21日，宣布成立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

波尔布特采取了与斯大林同样的策略，即诉诸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斯大林掌权后推行苏联农业集体化，造成了苏联遍地饥荒（乌克兰大饥荒最有名），国内民怨沸腾，党内暗流涌动，军队不满显露，矛头隐隐指向斯大林。斯大林于是发动了大清洗，然而却因为苏军的高级将领及中下层军官被大量清洗，导致纳粹德国摧枯拉朽一样兵临首都莫斯科，而俄罗斯人无意保卫苏联共产党政权，苏军士气低迷。斯大林红场演讲以来，原先已被彻底否定的俄罗斯族的民族英雄们统统被恢复名誉，卫国战争（俄法1812年战争）被与当下的苏德战争联系在一起，号召俄罗斯人抗击德军，甚至解散了共产国际，向世人表示不再输出革命。

11月14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越南立即从柬埔寨撤军，让柬埔寨人民在联合国秘书长或秘书长代表的直接监督之下，通过自由的、直接的、秘密的普选，选择自己的政府和政治制度。

在当年召开的第34届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越南出兵柬埔寨成了重要议题之一。美国和其盟国把越南出兵柬埔寨看成是苏联国际扩张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对此高度警惕。联合国大会上，一片对越南的谴责之声。本次决议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拥护，而越南和支持越南的国家则相对孤立。金边新政权在公布了自已的内政外交政策之后，只有越南、苏联、捷克、波兰、印度承认了金边政权。尽管许多国家并不喜欢波尔布特的民柬政权，但是，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由于拒绝承认“伪政权”，于是，仍就认为民柬是柬埔寨合法的代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广场上，民柬的旗帜仍同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旗帜在一起迎风飘扬。

12月18日，担任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当时，越南军队控制了柬埔寨全国一半的土地和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另有一半领土掌握在民柬武装和各游击队的手里。由于越南在美国撤出之后，接收了大量美国武器，同时又在接受苏联的援助，在武器装备上远远胜过游击队，单凭民柬是不可能把越南军队赶出柬埔寨的。为了尽快把抗越战场联成一片，需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本月在西部地区召开人大常委会、民柬政府、民柬国家军队的联席会议。会议的核心是联合柬埔寨社会各阶层力量，开展广泛的政治、外交和武装斗争，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次大会有几项令人瞩目的决议：

一、中止执行民主柬埔寨宪法，不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二、以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的政治纲领作为临时的基本法令，农谢继续留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三、乔森潘担任柬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临时主席，同时继续留任国家主席团主席；

四、改组民主柬埔寨政府，波尔布特让出总理一职，由乔森潘担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和国防事务的副总理仍由英萨利和宋成担任；鉴于温威已被清洗，不再设负责经济的副总理；贵通和苏瓦西死后，经济和财政部长由秀宗担任；卫生部长为秀臣；社会事务部长为英萨利的夫人英蒂利担任；文化教育部长为宋成的夫人云亚；总理府部长为吉春；国家科委主席为秀木；新闻部国务秘书为屠林；供给运输部国务秘书为绍金洛莫；邮电交通部国务秘书为春海。

五、成立民主柬埔寨国家军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为波尔布特；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塔莫；秘书长为宋成；副秘书长为盖博。

在民柬的这个决议公布之前，波尔布特在豆蔻山区的一个秘密指挥部，接见了好几批来自日本、瑞士、美国的新闻记者。记者们问起了他执政期间发生在国内的杀人的事和死亡人数问题。波尔布特回答说：“从1975年到1979年初，我们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目的是要尽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改变国家面貌，但我们也犯了错误，死了几千人。”又说：“越南人指责我，说我杀死了上百万的柬埔寨人，这是个弥天大谎。他们入侵我们的国家，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他们是把自己犯下的罪恶都推到我头上来了。另外，从1976年到1978年，我们国家发生了6次反对政府的政变，如果我们要处决那些阴谋分子，那就会有几千人死亡。”犹如斯大林把卡廷惨案栽赃给德国，波尔布特也把红色高棉大屠杀栽赃给了越南。

波尔布特又会见了一个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组。面对着摄相机，波尔布特大声呼吁国际社会声援柬埔寨抵抗越南侵略的战争，因为越南正在进行一场“种族灭绝”战争。“他们比希特勒还要坏。希特勒杀犹太人和那些反对他的人。可是越南人呢，他们既杀死反对他们的人，也杀死那些并没有参加抵抗运动的无辜的老百姓。”

1981年12月6日，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民柬政府从事的爱国抗越斗争中来，波尔布特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并且公开宣布退出政治，改而由乔森潘在民柬政府和军队中担任最高首脑。

这份由波尔布特亲自起草的解散声明称：从1960年到1981年的21年间，柬共始终坚持了高度的牺牲精神、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对民族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尽管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出现过曲折和复杂的情况，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柬埔寨共产党还是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光荣使命。现在，面临新的斗争形势，正在执行不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的战略路线，从1979年2月以来全党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仔细斟酌，决定柬埔寨共产党彻底解散；民柬政府机关继续履行其使命。声明特别提到“柬埔寨共产党在自身宣布解散的时侯，要求全体党员有秩序地结束作为柬埔寨共产党及以该党党员身份所进行的活动。”

1982年6月22日，联合抗越的“民柬联合政府”宣告成立。

此日下午4时，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会大厦附近的乳白色会议大厅里，西哈努克、宋双和乔森潘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上签字。根据这份宣言，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自签字之日起正式成立，由西哈努克亲王任主席，乔森潘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宋双任总理。联合内阁设财政和经济，国防，文化和教育，卫生和社会事务四个协调委员会。

西哈努克主席说：“我们只有联合才有希望，三派必须珍视和谐一致、合作、友谊和相互凉解。”乔森潘副主席指出：“现在要做的是执行联合宣言的原则，推动柬埔寨人民的爱国斗争。”宋双总理在讲话中说：“希望团结一致把侵略者赶出去。联合政府不仅有利于维护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在政治上乃至军事上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1985年8月24日，为改善民柬在国内与国外的形象，波尔布特宣布退休，担任民主柬埔寨国防高等学院院长、军事顾问，时年60岁。

同年，同棉素碧成婚

1986年，女儿索帕泽达出生。

1989年7月，由红色高棉、金边政权、拉那烈派和宋双派四方圆桌会议以及关于柬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举行，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各派至少明确了对方的立场，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谅解。

9月26日，越南官方宣布已从柬埔寨撤出了所有越南军队和装备。

1990年1月15日至8月28日，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一揽子计划文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框架文件》。内容分为5个部分：一、柬埔寨大选前行政机构的过渡性安排，即组成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将对柬埔寨选举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机构置于其直接监督或控制之下，特别是外交、国防、财政、公安和宣传；二、过渡时期的军事安排，即建立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监督停火，核查外国军队撤出，集结所有柬埔寨军事力量，监督、储存和处理其武器；三、联合国主持下的选举；四、保护人权；五、国际保证。会议确定：由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和法国副外长埃德维热·阿维斯夫人担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两主席，负责在柬埔寨四大派政治力量间进行协调，并敦促柬各方尽快选出新成立的柬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主席。

9月9日至10日，在阿里·阿拉塔斯、埃德维热·阿维斯两主席的联合主持下，金边洪森政权的代表、红色高棉的代表、西哈努克派的代表、宋双派的代表齐聚印尼首都雅加达，共同达成协议，宣布成立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以此作为全柬的最高权力机构。四方代表还以声明的形式宣布接受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通过的文件，保证将文件作为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基础。

成立最高委员会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它在认可金边洪森政权存在的同时，承认了其他参与抗越斗争的三方组成的柬埔寨民族政府在柬埔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新政府成立之前，这个委员会将是唯一的合法机构和权力来源，体现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统一。这个委员会共有成员12名，金边政权方面6名，其它三派各两名。除了西哈努克外，金边政权方面有后来的首相洪森、国防部长迪班、外交部长贺南洪，红色高棉则是乔森潘和宋成等人。

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和平协定》签字仪式于巴黎举行。

在实现全国大选前，柬埔寨的国家权力，交给由西哈努克任主席、有红色高棉、洪森派、拉那烈派、宋双派等四支柬主要政治力量组成的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

1992年2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12个成员国的代表对在柬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从1992年3月2日起，开始在柬埔寨实施维和行动。维和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外国军事人员和顾问以及武器装备的撤出；监督执行各冲突派别间的停火，解除各方武装；检查收缴各方的武器，调查外国停止军事援助的情况；排除地雷，协助遣返柬埔寨难民。文职人员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和监督选举；安排难民重返家园；进行战后的重建工作。

6月13日，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桑德森中将宣布：柬和平计划第二阶段于当日上午8时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军事司令部发布的通令中，公布了柬四大派的军事实力：金边政权柬埔寨人民武装部队总兵力34.69万人，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总兵力2.7万人，独立柬埔寨民族军（拉那烈派）总兵力1.75万人，高棉人民民族解放军（宋双派），总兵力2.77万人。

7月15日，在波尔布特的指导下，民柬又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新建议。

这项建议提出两点：一、确保越军撤出柬埔寨；二、确保最高委员会是唯一合法机构和权力来源。那就是乔森潘提出的一个具体的裁军条件和步骤：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它的国防部，民柬将在第一周内集结10%的军队；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它的外交部和财政部，民柬方面将在第二周集结20%的军队；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新闻部，民柬方面将集结30%的军队；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国民议会和部长会议，民柬方面将集结其余40%军队。金边方面对民柬的这个建议根本没有理会。民柬当然也没有集结一兵一卒。

7月18日，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在金边王宫举行会议，讨论实施第二阶段和平计划和柬埔寨的重建问题。

明石康作为联柬机构的首脑出席了会议，他向出席的代表们宣布说：从6月13日进入第二阶段开始，柬埔寨三方已集结军队9003人，上交武器7371件，子弹44万发；联合国对全国行政机构的控制已开始实施。然而“民柬一方没有参加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没有裁军，也没有上交任何武器。”

8月5日，一名民柬武装部队的准将率领一帮武装人员闯入设在磅同省克莱亚地区的525军事观察队，威胁说他们驻扎这里没有得到民柬方面的许可，必须在三天之内撤走，如果违反他们的命令，他们将杀死该地的所有联合国军事人员。

11月4日，柬埔寨三方已有5万军人在联合国权力机构登记，并上交了武器。民柬一方仍然拒绝参与。

11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一份对红色高棉不合作深表遗憾的报告，交安理会15个国家的代表传阅。在美国、法国的促动下，一份制裁民柬的决议草案开始形成：冻结民柬在国外的资产；禁止其控制区出口矿产品和宝石；禁止柬邻国从柬进口原木。

11月30日，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弃权通过了第792号决议，对民柬实行贸易制裁，要求各国切断民柬控制区的石油进口和药材出口。

此次决议还确定：柬埔寨制宪会议的选举在1993年5月以前进行，联柬要在1993年1月31日前在其可以全面、自由出入的地区筹备选举。这意味着，如果民柬还不合作，那将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

同日，民柬方面公布了一个重大举措：准备成立“柬埔寨民族团结党”(National Unity of Cambodia Party)，并公布了它的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宣言的第一点概述了形势，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让所有入侵的越南军队撒出柬埔寨，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中立，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第二点谈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加强民族团结，由此必须成立这个叫“柬埔寨民族团结党”的组织领导全国人民。宣言的第三点声明这个党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团结，而决非要制造冲突，或者为了拉取选票，夺取政权。在第四点声明中，这个党明确提出：它可以参加全国大选，但前提是必须严格贯彻《柬埔寨和平协定》，尤其是所有越南军队必须撤出柬埔寨。第五点宣言是针对其他政治派别的，说是它尊重所有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和组织。第六点是这个党的领导机构名单，党的主席由乔森潘担任，民柬武装部队总司令宋成担任副主席。其他还有8个领导成员。宣言的最后一点宣布，该党的总部设于拜林。

“柬埔寨民族团结党”筹备委员会的七点宣言发布后，很长时间便再没有消息。有人揣测，是不是民柬内部发生了什么，有的人则认为，成立新党不过是民柬希图重新搞一次包装。

1993年4月4日，加利收到明石康电报，说是临近竞选，乔森潘在全国最高委员会上发表了一份公告式的讲话，再次声明了民柬不参加大选的理由，并提出了一些旨在抵制大选的建议。

在此之前，乔森潘力主参加大选，回归社会；而波尔布特则主张不参加大选。最后波尔布特的主张得到认可，使红色高棉彻底失去回归社会的机会。

5月23日到28日，柬埔寨举行全国大选。

6月10日，大选的结果公布，拉那烈领导的奉辛比克党得票领先于洪森的人民党，获得当选。

在此之前，波尔布特估计，金边政权会利用自己控制了全国80%以上领土的优势，在竞选中做很多手脚，大选中肯定会遥遥领先于奉辛比克党。因此，他在塔莫的支持下，严厉批评了宋成等人主张参加选举的“投降主义”，并竭力说服其他政党与他们加盟。但5月23日投票第一天后，基本情势却是拥戴奉辛比克党的人远甚于人民党。虽未经最高层同意，但处在投票站附近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们紧急调整政策，不仅同意他们控制区的人参与投票，而且还主动派出卡车，运送村民们前往投票站。希望以奉辛比克党的胜利，推翻洪森的“越南傀儡集团”，在抗越斗争中形成同盟关系的拉那烈回报患难中的民柬。

8月9日，临时政府攻击磅同、暹粒和奥多棉吉省的红色高棉基地。

早在大选之前，洪森在金边发表谈话：要是人民党胜利的话，他们将以“种族灭绝罪”将红色高棉的核心领导人押进国内或者国际法庭，进行审判；而对其他的红色高棉下层官兵，政府准备实行大赦。而大选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里，人民党与奉辛比克党握手言和、共同分享政府席位之后，拉那烈与洪森立场趋向一致，排斥之前拒绝参选而拉那烈胜利后却想要挤进来的红色高棉。而西哈努克则对红色高棉采取了宽容态度，提出临时政府应当本着民族和解的原则，争取红色高棉参与到民族和解的方案中来。在暹粒省的卡南区，红色高棉向联合国军事观察队送交声明，抗议大选，要求排开联合国，在“由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联合政府监督下，举行我们柬埔寨人自己的大选。”

为了向金边的谈判施压，6月12日开始民柬游击队在暹粒省、马德望省、磅同省等地埋设地雷、袭击政府军据点、炸毁桥梁、破坏公路、烧毁市场。7月6日，即临时政府宣誓就职以后的第四天，红色高棉出动100多人，对靠近泰国边境的柏威夏古寺（金边“政府军”在这里驻有20名士兵）发动攻击。7月8日清晨，约80名红色高棉又在对泰柬边境上的一号检查站进行了炮火攻击，迫使位于此地的21名澳大利亚、中国、法国、英国和巴基斯坦的维和人员避入泰国境内。与此同时，民柬部队加强了对从金边到西哈努克城（磅逊）和金边到马德望的铁路的袭击，扒铁轨、埋地雷、袭列车。乔森潘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声言虽然现在奉辛比克党加入了新的临时政府，但金边仍然控制在越南傀儡的手中，他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越南傀儡政权”，把祖国“解放出来”。于是临时政府决心讨伐红色高棉。

8月18日，数千名政府军官兵沿69号公路，从斯万切克(Svay Chek)和塔马铺克(Thmar Pouk)两个方向成扇形向丰卡特镇包抄而来。

奥多棉吉省泰柬边境的丰卡特镇(Phum Chat)，在大选之后成为红色高棉的第二个大本营，长期在红色高棉的控制之下，被选作民柬“首都”拜林的“陪都”。民柬第二号人物英萨利在此开设了第二个指挥系统，8月19日被政府军攻克，大量的物资、装备、档案被缴获。

10月1日，乔森潘抵达金边，向西哈努克表示红色高棉方面的祝贺。

乔森潘在代表红色高棉祝贺西哈努克表成为国王、国家建立君主立宪制，宪法得到通过的同时，只字未提由拉那烈和洪森领导的政府。而在头一天，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两位首相拉那烈和洪森还写信给乔森潘，说红色高棉对待新政府的态度是能否进行双方对话的前提。乔森潘向西哈努克表示“我们并不要求在政府中获得大臣的职务。”“可是我们坚持要求获得政府顾问的职位，同时，皇家军队应当包括民柬国民军。”

10月2日，乔森潘离开金边的当天，红色高棉发表了一份态度强硬的声明，专就承认政府的问题阐明他们的立场。

以红色高棉的逻辑，提出“承认政府”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违反民族和解的，它与缔造国家和平的精神相对立，同时也是违反君主立宪和国王意旨的，而且还会削弱宪法的力量。红色高棉认为，他们一直在呼吁停止军事行动，把控制的地区交还给国王治辖。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要求的话，那不过是想分享一点在国家军队中的权力，因为他们担心在把军队全盘交出之后，从此失去所有的决策权。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这个政府。“如果是想求得真正的民族和解，那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应当实现权力均等。”红色高棉的声明指出，“如果一个政党完全没有了武装或者实力弱小，而另一派却实力雄厚，为所欲为，那民族和解就无从谈起，和平、独立与主权也不会得到恢复，更说不上国家的重建了。”

新政府高级官员们声称，8月大战使红色高棉受损之后，他们一直在调整招募部队，现在的政治谈判不过是宣传手段，其目的在于用这种方式拖延时间，以待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他们拖延时间的另一个目的是等待这个主要由两个政党组成的政府出现分裂、国家经济崩溃等问题引起人民的公愤，届时再挺身而出，以人民代言人的面貌对金边发起攻击。

1994年1月10日开始，政府军从川屏祧（TRAPEANGTAO）、朗切克（RUMCHEK）、朗通(LUMTORNG)等几个方向朝安隆汶逼近。

2月7日，安隆汶（Anlong Veng）被政府军攻克，不久又夺回。

3月22日，政府军攻下拜林，民柬部队退入深山丛林。

4月19日，红色高棉夺回拜林。

7月，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1995年5月，波尔布特指挥部召集高级指挥官参加为期5天的短期训练班。

波尔布特在这次短训班上，宣称绝不向现政府妥协，也不与现政府谈判，他们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坚持武装斗争，直至再创造一个辉煌的“四·一七”。波尔布特抨击党内和军内滋生的投降主义、悲观主义和享乐主义。波尔布特认为，在有的地区，一些领导人和军队指挥官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暗中与敌人接触；有的领导人已经完全堕落，贪图享受，放弃了对敌人的打击。

10月，波尔布特秘密成立了“贫民党”。

波尔布特要以贫民党为领导核心，以强硬手段解决内部组织涣散和军心不稳的问题。成员是他所相信的党内高级官员和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同时也吸收了部分战区的中级指挥员。波尔布特的目的，是要以这个“党中之党”为核心，对采取妥协路线甚至投降路线的人进行排斥和处罚，在党内开展一次新的清洗，让他所相信的人掌握住所有权力。

1996年6月以后的时间里，红色高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乱，许多官兵开始叛逃。

7月中旬，为进一步控制部队，国防部长宋成、总参谋长塔莫等，以说明新近颁布的“充公”新政策的名号来到几个控制区。

8月8日，英萨利率领415师、450师全体官兵宣布起义，正式脱离红色高棉，其部队要求归入政府军。

在宋成之前，英萨利就与波尔布特发生了分歧。波尔布特与妻乔波那利一一也即英萨利的大姨子离婚，使得二人割断了亲属关系。加之他与波尔布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他的所谓二号人物的地位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联合国在柬埔寨开展维持和平行动期间，英萨利主动要求去了游击战区，到丰卡特基地主持军政事务。新政府成立后，丰卡特成为政府军的攻击目标，丢失丰卡特之事成为反对英萨利的人指责的新口实。英萨利与波尔布特的关系进一步疏远，他一直呆在梅莱山，结交战区的指挥官们，率领他们一同脱离红色高棉。英萨利同其妻英蒂利有4个孩子，二女儿在民柬联合政府时期曾作为驻联合国代表团职员，在纽约生活过几年。儿子布托曾经在外国学习飞机驾驶，获得了飞行员资格，回国后成为他的左右手，在与金边政府谈判和解的过程中，布托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15日，起义部队索佩和伊潜率领1000多名官兵和两辆坦克，攻克打位于马德望省与泰国交界处的宋成的指挥部和同在此地的320师师部。

当日早，宋成和320师的师长尼空带领30多个人离开镇子，跑到位于泰国的博赖地区。索佩和伊潜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占领了320师师部和宋成的住宅。初战大获全胜，令起义力量信心大增。几天之后，320师副师长米莲带领全师人马加入了“民主民族联合运动”。此后，又有十几个红色高棉师宣布脱离波尔布特政权，成为英萨利领导的军队。

9月14日，西哈努克国王签署特别法令，赦免英萨利。

在此之前，柬埔寨政府曾经宣布，英萨利参与过发生在1975年至1979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1979年，他被金边缺席宣判死刑，为争取更多的红色高棉投诚，西哈努克决定赦免英萨利。

11月3日，柬埔寨政府同“民主民族联合运动”的主席英萨利签署和平协议，将英萨利麾下的所有武装正式并入柬埔寨军队。红色高棉军队就此解体。

1997年元旦之后，为了整肃部队，制定紧急状态下的应对措施，清理高层中的投降妥协苗头，波尔布特离开他代号为“505”橡胶园的驻地，来到安隆汶（Anlong Veng）。

由于英萨利率415师、450师的起义，和其后滚雪球一般的倒戈事件，令红色高棉的实力急剧减少。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经失去了将近80%的作战部队和大批军事装备，控制区域逐渐缩小，安隆汶（Anlong Veng）实际上成为了红色高棉的首都。安隆汶的地势天然险峻，四周有山峰，背后有密森，进可攻退可守，往前是柬泰边境，从安隆汶到国境线，有几条秘密小道，途中机关密布，外人寸步难行。

政府军向安隆汶方面开进，停于安隆汶的外围，不再向前推进。围攻安隆汶的政府军中，有700人是前不久才投诚的原红色高棉官兵，其指挥官曾经是波尔布特信任的一位师长。这种包围心理因素远大于军事因素，于是波尔布特传令召集最高会议。会议上乔森潘等人主张接触拉那烈，谈判红色高棉部队与拉那烈部队“合并”，一来保存了红色高棉的实力，二来加强了拉那烈在与洪森较量时的力量，这一意见的赞同者占据多数。

6月1日，安隆汶与涅本蔡的谈判进入到最后阶段。

去年英萨利的归顺，使拉那烈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此次能够让红色高棉彻底归降，那他将作为结束战争灾难的大功臣，有利于1998年的全国大选。有了英萨利和安隆汶的红色高棉部队，他的军事实力将得到大大增强，在与洪森和他的人民党打交道时也不会再有太多的顾忌。于是金边方面得到红色高棉大本营准备谈判的消息后，第一首相拉那烈亲自批准了谈判计划，他指定在政府军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涅本蔡将军为政府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要求他与红色高棉的最高层进行对话。

涅本蔡请示拉那烈之后所确定下来的谈判协议，其重点是：红色高棉的首领波尔布特、总参谋长塔莫、总司令宋成在协议正式生效之前脱离部队，到国内某地或外国隐居，不再插手国内事务；乔森潘将作为红色高棉的最高领导人与政府方面进行各种联系。对他过去的行为不再予以追究，准允他合法参加今后的政治生活，可以组成或参加某一政治组织；所有红色高棉人员的过去行为不再予以追究；所有红色高棉人员必须就此放下武器，向政府投降。投降者可以在甄别后加入政府军，也可以就此脱离军队，解甲归田。

6月10日凌晨，波尔布特命令卫兵立即通知乔森潘、宋成、塔莫等高层人物，召开紧急会议。

此前，在即将达成协议之时，红色高棉的情报部门呈上一份报告，说安隆汶有人在同洪森方面秘密接触，有可能要把部队拉入洪森控制的军队。波尔布特命令立即进行调查，对之予以严厉惩罚。高层许多人也认为与洪森进行接触是真正的叛变行为，是一种绝对不能容忍的犯罪。如果有人私下里同洪森接触，那就意味着同涅本蔡的会谈前功尽弃，红色高棉回归社会的条件需要看洪森的脸色行事了。调查由波尔布特指定的亲信进行，调查的结果是：与洪森进行秘密接触的是宋成。

宋成毕业于法国索邦大学，回国后任金边某大学教务长，后与波尔布特开展革命。他同英萨利一样，在红色高棉高层已经失去了强有力的地位，他的许多建议和观点遭到否决，在英萨利向金边投诚之后，他也开始设法寻找出路。在这个过程中，宋成的妻子、曾经担任宣传文化负责人的云亚发挥了作用。她利用她此时还负责的情报工作的职权，同金边方面建立了联系。宋成的弟弟尼昆（又译米勒箜）曾经在北部地区担任红色高棉的师长，1996年他随浪潮投向了金边，成为洪森的部下。洪森通过他给宋成带话，希望宋成能够在这个特殊时刻“发挥作用”。

此日，波尔布特的卫士前来通知开会，乱枪杀死宋成和云亚，接着又上楼，逐一枪杀了其9个子女。波尔布特在会议桌前宣布，由于宋成是洪森豢养的“间谍”，是红色高棉罪大恶极的叛徒，他已经下令对他实行了枪决。波尔布特命令乔森潘在红色高棉的秘密电台发表谴责声明，说宋成和云亚是红色高棉的叛徒，他们夫妇两人在安隆汶建立间谍网，分裂红色高棉，投降洪森，现在，根据人民的意志，他们已经遭到了枪决。这个声明连续播发了两天。

6月13日， 宋成原来的一些部下带领战士向安隆汶进攻。

此日早，宋成的老部下已经接近安隆汶的第一道防线，波尔布特命令部队予以还击，双方不分胜负，波尔布特又命人与塔莫紧急联系，希望他能够派兵前来解围。而跟随波尔布特数十年的塔莫第一次违反了波尔布特的命令，不仅没有派兵前往解围，反而下令，抓捕波尔布特。由于众叛亲离，不可能再有援兵，波尔布特只得下令撤离安隆汶。他命人将乔森潘、财政部长马本、国际联络部长特帕昆等人统统带上。200多名效忠波尔布特的官兵护卫，且战且走，向柬泰边境狂奔。

6月18日，红色高棉秘密电台宣布波尔布特当天向他的前部属投降。

在此之前，波尔布特逃往泰柬边境丛林中的普雅维哈古庙，弹尽粮绝，此日上午追击者迫近普雅维哈古庙，原来的200来人部分战死，部分被俘，另外的人下落不明。临近中午，波尔布特身边只剩下了15人，波尔布特放弃抵抗，宣布投降。红色高棉秘密电台宣布波尔布特当天向他的前部属投降。“波尔布特于6月18日投降，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电台宣布说，已经成立了一个“国家统一和拯数临时政府”，并公布了该“政府”的一份特别公告：“自从1975年以来一直笼罩柬埔寨历史的独裁政权所带来的乌云已经消散，它被柬埔寨人民完全摧毁…我们的国际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所有友好国家接触。”根据这个电台提供的消息，波尔布特已经认罪，目前是乔森潘在领导红色高棉进行抗击越南敌人的斗争。红色高棉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以反越争取人心的策略。

6月19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附近举行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集会，庆祝逮捕波尔布特。

1997年7月25日，红色高棉在柬泰边境安隆汶基地举行公审波尔布特大会，约有500多名红色高棉士兵和村民参加，大会以谋杀罪和虐待罪判处其终身监禁。

10月7日，美国记者纳特·塞耶在安隆汶采访了监禁中的波尔布特。

关于在波尔布特执政期间有大量柬埔寨人死亡的问题，波尔布特回答说，当时的确出现了大量死亡，其中大部分人是死于饥荒，但说死亡人数以百万计，则属夸大。他对塞耶说：“我只是进行斗争，不是要杀人。即使现在，我也可以望着你说：我是个残暴的人吗？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1998年4月15日深夜11时15分，在柬埔寨安隆汶附近的一座小木屋里因心脏病发作身亡，终年73岁。

4月18日，波尔布特遗体在丛林的一块旷地里被火化。

1998年4月9日，“红色高棉”总部安隆汶被政府军占领，塔莫被逼退至山区。6月11日，“红色高棉”高级分子江裕朗、马本等5人向政府投诚。投诚后的江裕朗等人和英萨利一起策划乔森潘和农谢的投诚，12月25日，“红色高棉”高层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对外宣布回归社会，在之前与洪森首相互相致函时就表示“承认并尊重柬埔寨王国宪法，作为普通公民一样生活。”西哈努克亲王表示他们都能顾及民族团结之大局并欢迎他们。退居山区的塔莫在农谢和乔森潘回归社会后也被泰国军方控制，1999年4月6日，在美国国务卿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和泰国领导人会谈商讨后，8日，塔莫被泰国军方移交给柬埔寨，正式宣布对塔莫实行逮捕，标志着“红色高棉”的最后一支力量被消灭，活跃了40多年的“红色高棉”终于走向了他的历史尽头。

1975年4月17日，柬共占领金边后实施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立即强行将城市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

一、决定撤离

疏散城市人口的决策，是在金边解放前2个月，即1975年2月召开的一次柬共中央会议上制定的。当时似乎没有在党内的高层领导中进行认真讨论，虽然胡荣站出来反对这项决定，但波尔布特等激进派领导人决定已下。

这项政策制定以后又高度保密，只有在国内的几位核心领导人知道。所以当大撤离公开实施时，许多党的高级干部都感到十分吃惊。而且，柬共在最初的命令中只是说“临时”疏散，直到疏散实施后1个月，在5月20-24日召开的一次柬共特别会议上，波尔布特才对党内、军内干部正式宣布疏散城市人口是“永久性的”。

二、撤离城市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200多万金边市民和难民。1970年时金边只有50万居民，战争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金边，到解放前夕，金边人口急剧膨胀到200多万。1975年4月17日上午9点后，柬共军队从5个方向先后进入金边。

不久，金边市的广播喇叭传来了柬共军队的命令。命令说美国飞机要来轰炸，因此要求人们立即疏散到农村去躲避两三天，许多柬共士兵分散到城内各处监督居民的撤离。

4月18日，因人们对美军轰炸心存疑虑，响应撤离者寥寥无几，造成撤离进展缓慢。柬共军队对此很不耐烦，为了加快撤离速度，士兵开始全城鸣枪，动用武力威逼市民按照指定路线立即撤离金边。在撤离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平民遭枪杀的事件：有的家庭因等候外出未归的亲人而拖延了撤离，便遭杀害；有的全家不愿离开金边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还有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

一星期后，全城200多万人悉数撤离，原本熙熙攘攘、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城内只留下进驻的党政军部门及为其提供服务的少数部门和工作人员。后来，为了维持这些部门的基本运转，也曾允许极少数的技术工人回城。除金边外，马德望、磅湛、柴祯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疏散。如马德望省珠山市，解放后不到几天，全体市民就被勒令撤出城区。因大多数市民不愿离开，柬共军队便规定最后期限，届时仍不撤离者即行枪决，且出城之后不准返回。

三、出城之后

从4月17日下午开始，在金边通往各地农村的道路上，出现了扶老携幼的人群。200多万毫无思想和物质准备的人，在惊恐中被迫弃城而去，他们由向东、向北、向西三个方向出城。在城外的交通要道上，柬共军队设立了一些关卡，对撤离的居民进行盘问。人们被要求说出自己的出身和经历，由柬共军官和当地干部甄别、判定他们的阶级属性和是否同农村有联系，那些被甄别出的前政权官员和军人被带到路旁直接处决。

在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道路上，200万人如同蚂蚁般在缓慢地移动。虽然沿途有柬共部队在帮助维持秩序、指点方向，但漫长的道路和炎炎烈日，很快就使人群中有人中暑倒下，一些原来就有疾病的人和体弱的老人们，不得不走走停停。又饿又渴的人们，或坐在地上，或躺在路边，有的歇息后还能再走，有的一旦倒下就永远起不来了。有的家庭走着走着就失散了，到处是寻人的凄厉呼喊声。由于实施非常仓促，整个撤离过程中伤亡、离散者不计其数。据学者调查，在从金边疏散到农村的过程中，死亡率大约是0.53%，按200万人口计算，死亡总数为10600人。如果加上在城市中和撤离过程中被处决的人，包括朗诺政权的军人、官员及违抗柬共命令的平民，大撤离造成的死亡总数在2万人左右。

四、定居农村

从城市撤离的人们，并没有像柬共刚下命令时所说的“过两三天就可以回城”，而是被送到农村定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多数人被禁止返回家园，只有极少数人被允许返回城市，主要是一些技术工人，他们返回城市也是为进驻城市的党政军机关提供各项服务。于是，柬埔寨几乎全国都变成了农村，几乎全部人口都变成了农民。

柬埔寨是个农业国家，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在农村有些亲戚或朋友关系，所以撤离城市的人们大多到了有人关照的村子定居，而那些找不到熟人的城里人要么被安插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村子，要么被分配到十分偏僻的地方自力更生、伐木造屋、开荒种地。农村恶劣的生活条件，加上没有充分的物质准备，还有各种疾病的致命折磨，使一批又一批的城里人倒下了。

虽然这些人来到了农村定居，但他们并没有和当地农民融合到一块去，非他们不愿意，而是柬共不允许。柬共把这些4月17日革命胜利后疏散到农村去的人称为“4.17人”或“新人”（new people）意为“新生者”，以区别于一直生活在解放区的“根据地人”（base people）

五、撤离原因

将城市人口全部撤往农村，这是一项令绝大多数人感到不解的决策。关于这一决策的真正原因，柬共领导人后来给出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情报，城里潜伏有很多美国和朗诺政权特务，而且准备暴动，与其慢慢侦查甄别，不如一锅端，命令他们与民众一齐撤退；

第二，害怕美国飞机狂轰滥炸，把这个古城毁灭；

第三，大中城市几百万人口的粮食供应有困难；

第四，挖掉“封建王朝”及资本主义的根基。

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此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既非为了防止美军轰炸，也不是单纯为了解决粮食匮乏问题，第四种解释更接近事实真相。柬共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而在柬埔寨，剥削关系和阶级差别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城市。

在柬共领导人看来，城市是滋生腐败和丑恶的根源，城市人口即使不是革命的敌人，也是对革命持对抗态度的。因此，必须把城里人全部送到农村进行改造，甚至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也被撤到了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因为柬共领导人认为，他们虽是工人，但长期生活在城市，受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需要到农村改造。至于城市需要的工人阶级，基本全部抽调革命坚定的农民和革命军士兵重新“组建”。

为了进行社会重构，柬共首先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和“异己分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然后，公开把全国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个等级。

革命胜利后，柬共把原来一直生活在解放区的农民称为“根据地人”（base people），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而把那些由城市遣散至农村的居民称为“新人”（new people）或“4.17人”，意为在柬共进城后被接收改造的人，即“新生者”。这两个等级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进行监督和改造。

后来，柬共又把全国人口划分为“完全权利者”（full right）和“候选者”（candidate，意为权利不完全者），再后来又从这两个等级中进一步细分出很多小等级。

“完全权利者”有三级：“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没有为朗诺政权工作而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参加朗诺政权的；“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模糊。

“候选者”也分为两级：第一级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过，但多数是一般人员，有些还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级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结构的重新划分和组合，制定了新的等级制度。“完全权利”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组织”的恩赐。能否得到这种恩赐，取决于个人及亲友对革命的态度，根本来说取决于能否得到“组织”的信任。长期生活在解放区的农民，社会关系简单，且积极参加革命，便被柬共赐予“完全权利”。而那些“异己分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参加革命的人，则被柬共排除出“完全权利者”的范围，这也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这类人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柬共执政时期，在婚恋问题上，奉行“组织”决定一切、包办一切的方针。在计划经济思维下，国家的经济由组织计划，不允许自由市场；国民的婚恋当然也要由组织计划，不允许自由恋爱。

首先，禁止自由恋爱。如被“组织”发现自由恋爱者或男女关系暖昧者，就要在生活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强行隔离开来，不服从者就要被批斗，甚至因爱殉情者也不在少数。

其次，“组织”指定配偶。起初结婚由“组织”介绍，后来发展到由“组织”按阶级成分及社会等级指定。“组织”指定后必须绝对服从，然后举行集体婚礼。“组织”每半年安排一次集体婚礼，婚礼前的结婚配偶是保密的，只有到了举行集体婚礼时对号入座，才一知道“组织”指定的配偶是谁、何等模样。

再次，知识分子之间不准通婚。如果是男学生，“组织”会安排农家女做他的配偶，目的是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彻底改造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最后，干部和荣誉军人可以优先选择对象。如果是干部子女或亲属可通过熟人走后门，分配到合适的对象。对退役的伤残军人，“组织”会分配健康的妻子去照顾他。

由于执政期间人口死亡过多，民柬政府于1978年提出增加人口1500万人的指标，于是强行“配对”之风更盛。夫妇中一方如果去世，“组织”会立即为另一方找到对象，再次强行分配。

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赖以生存的土壤。而柬共追求的目标就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因此革命胜利后，在集体化的洪流冲击下，家庭被取消而代之以合作社，人们不能再过家庭生活，而只能过集体生活。

社员生育的婴儿哺乳期后就要交给“组织”，由“组织”安排老年妇女统一照看，母亲一个月探望一次，父亲每半年探望一次；7-15岁的社员组成少年组，离开家庭，集体食宿；15岁以上的青年男女组成流动生产队，男女分别食宿，夫妻也不例外，一年只允许团聚两次，每次45天。在柬埔寨农村，建有大量的“标准屋”：木质结构，平房，3码长、4码宽，广大社员就按性别分开住在这样的集体宿舍中。

为体现革命者的纯洁和朴素，柬共规定人们不准再佩戴首饰和穿华丽的衣服，因为这些要么是资产阶级生活的象征，要么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服饰，而只允许穿由国家统一配发的黑色衣服，戴红色方格的汗巾。这是极为荒谬的，正常的作法是把过去有钱有权者才能穿的服饰普及给人民，以示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用阶级理论在文化领域一刀切，否定人民的爱美之心，禁止人民穿华丽的衣服。

柬埔寨是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全国居民中有90%信仰小乘佛教。宗教在柬埔寨人民的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僧侣在柬埔寨社会生活中，更是拥有特殊的地位，受到各阶层群众尤其是农民的普遍尊敬。

在柬埔寨，只要穿上袈裟就被视为不可侵犯的人，不受拘捕、不服兵役、也不纳税。然而，柬共执政后，全然不顾柬埔寨的这种国情，废除宗教，关闭寺院，禁止人们信仰任何宗教，还将数以万计的僧侣强行赶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许多僧侣因饥饿、劳累、疾病或迫害而死，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柬共与宗教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

柬共高层虽多接受高等教育，波尔布特也曾留学法国，然而却认为知识就是罪恶，人的知识越多，头脑就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就需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根据这一逻辑，柬共把大批“旧社会”的教师和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赶到农村进行改造。柬埔寨全国2.5万名教师中有80%以上成为难民逃离家园，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许多早年参加革命并已加入柬共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逃脱厄运，他们被当成阶级异己分子，以“叛徒”、“特务”的罪名从肉体上被清洗。后来经过严格审查，全国只有3名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被新政权录用。

柬共执政后，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提出了“边学习边为保卫和建设国家服务；学习理论要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学习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所有的大学被视为旧文化的象征而遭关闭，小学则实行3年制。后来因用电、用车需要，又恢复了中等技术学校和电工学校。但是，入校者首先要按阶级成分来挑选，在校大多数时间也用于学政治而非学技术。

柬共十分重视清除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影响，注重发展新时代的所谓“革命文化”。柬共执政后，把高棉民族传统的戏剧、舞蹈和电影视为“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象征，因此禁止一切“腐朽”的歌舞娱乐活动，而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柬埔寨文化事业由此遭到毁灭性打击。

执政后，柬共为加强思想控制，将原有的报社和出版社一律查封或关闭。柬共执政前出版的书籍也一律被看作是旧社会余毒，或烧或扔。而柬共自己又不出版新书，即使是其所宣称信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也未能在柬埔寨翻译出版。当1978年3月，来自南斯拉夫的电视采访组在柬埔寨各地进行采访时，记者们发现整个民柬没有出版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不允许把《圣经》翻译为各民族的语言，掌握拉丁语的各国传教士们就垄断了经书解释权。柬共高层由于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懂得外语，他们可以直接阅读马列主义原著、或者其他语种的版本，这样就垄断了马列主义在柬埔寨的解释权，可以从马列原著中寻章摘句为其政策辩护，使人民百口莫辩。

另外，在集体化过程中，普通民众手中的收音机被当作私有财产没收，此后他们只能由军队、工厂、机关和合作社组织起来集体收听广播，而且广播内容清一色的是柬共的政治宣传。民柬时期的主要刊物是《民主柬埔寨》周刊，主要供领导干部阅读及在群众集会时宣读，主要内容也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等。柬共既抛弃了传统文化，又不让民众学习马列主义，很明显这是一种典型的愚民政策。

革命胜利后，柬共继续“革命”，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进行大屠杀、大清洗，将柬埔寨由一个慈悲为怀的佛教国度变成了血淋淋的人间地狱。总的来说，柬共执政期间大屠杀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清算和阶级镇压

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后，都要对旧政权进行政治清算，柬共掌握政权后也不例外。但是，柬共的所作所为己经超出了正常的清算范围，而扩大为一场对旧政权人员、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屠杀。

从柬共进入金边的那一刻起，针对朗诺政权官员、军人和警察的屠杀便开始了。柬共军队解除了投降的朗诺军人武装后，把他们集中起来用卡车运至某个地方，然后直接枪决，甚至有的军人在大街上被当场枪决。针对那些混入平民逃出金边的前政权军人，柬共在金边周围各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甄别被疏散人群的身份。平民被允许通过，前政权军人则被带走处决。

屠杀的对象还扩大到了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阶层。柬共进城后，就到处寻找“资产阶级”，所有的工商界人士包括那些小商人，甚至连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也统统被划入“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列，成为“革命的敌人”。因此，这些人中的多数也和前政权高官、军人一样，被“革命组织”毫不留情地清除了。

二、经济领域中的强制性政策带来的杀戮

首先是强制性人口迁徙过程中的杀戮。柬共执政期间，共发生过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且都是强制性的。第一次是强制撤空城市，第二次是从1975年9月份开始的。居住在西南和东部大区的大批“4.17人”以及失去“组织”信任的“根据地人”，再次被聚拢起来，强制送到人口稀少的北部和西北大区，以解决这些地区的劳动力缺乏问题，单西北大区就接收了80万“新人”。第三次发生在1978年东部大区叛乱后，柬共中央将东部大区深受越南影响的几十万民众强制迁移到西北和北部大区，以割断他们同越南的联系.。在迁徙过程中，许多手无寸铁的平民，因不愿离开家园或行动迟缓而被柬共军队杀害。

其次，强制集体化过程中的杀戮。柬共把全国变成农村后，便加速进行集体化。人们的绝大部分私有财产被没收、充公，连吃饭等日常生活也被集体化了，最后家庭生活也被取消了，人们没有了任何私人生活空间。这些过激政策遭到了人民的抵制，甚至有些人进行了反抗。对此，柬共的态度是坚决的，那就是坚决镇压，把任何阻碍“革命”的人彻底清除。

再次是强制性劳动带来的杀戮。为实现“超大跃进”，柬共延长社员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还安排专人监视社员的劳动，凡偷懒者处以重罚。1978年，柬共中央还专门颁布了《处理懒惰人法则》，规定了对懒惰人的处罚：第一次警告，罚吃粥两天；警告三次再犯者，罚停食三天，带脚铐劳动，再犯则处死。在这一年，柬共还搞了“筛米运动”，即清除懒惰人运动，自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

三、党内大清洗

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激进派推行的极左政策，引起了党内温和派的不满和反对，尤其是遭到了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温和派的抵制。另外，原来由于战争的需要，各个大区在行政、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到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由激进派主导的柬共中央，为了将激进政策推行到全国各地，并加强对各大区的权力控制，在党内开展了大清洗运动。

波尔布特开展大清洗的主要依靠力量是西南大区的干部和一个代号为S-21的机构。S-21的全称为“第21号安全办公室”(Security Office 21)，是柬共最秘密的安全机构。S-21的负责人康克由（Kang Kek leu，化名Duch），曾任西南大区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全国解放后上调中央。

S-21的总部设在图士楞（Tuol Sleng）监狱，该监狱原来是一所高中，1975年柬共把它改造成为一所秘密监狱，主要用来关押、审讯和处决党内政治犯及其序属。根据保存下来的档案，从1975年到1978年6月，图士楞监狱共关押过14499名的犯人：1975年为154名，1976年为2250人，1977年为6330人，1978年上半年为5765人，下半年的档案丢失，详细数据无从查实。据估计，总计有大约2万名犯人先后被关进图士楞监狱。而这所监狱是个“只进不出的地方”，被关进来的犯人几乎全部被处决，1979年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在监狱内仅发现7名幸存者。

从1975年至1978年底，在不到4年时间里，柬共内部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清洗，包括：“中央170师”案、“党的生日”案、“贵敦集团”案和“索平集团”案。在大清洗中，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或者“失踪”，或者被处决(见表7)。某一高级领导人被捕后，往往是其工作过的地区或部门的同事、部下、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甚至普通群众都会受到牵连。“索平集团”案引发的对东部大区的清洗就是典型，据保守估计，1978年该案导致东部大区10万干部群众被屠杀。

纵观这几次大清洗，有几个共同点，首先，作为温和派的老战士与知识分子是被清洗的重点，因为他们有独立思考能力，大多对激进派的极左政策持不同意见；其次，被清洗的人都被扣上“叛国”的罪名，柬共曾宣称先后破获了美国、苏联、越南和台湾四大特务系统，可见激进派对外国势力的影响非常敏感；再次，被清洗的干部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审判，大多是遭到严刑拷打后供认自己的“罪行”，然后被处决，许多甚至是不加任何审讯就被处决，可见在柬共执政期间没有任何法制可言；最后，党内清洗往往牵连甚多，扩大为对普通民众的大屠杀。

在“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激烈”思想的指导下，柬共中央把主要精力用于清洗革命队伍，甚至对有的地方组织连续清洗了三次，仍然感到不放心。在一波又一波清洗的威慑下，党内人人自危，同志之间已经没有了基本的信任。各级干部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如何揭露身边隐藏的敌人，真正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工作反而被放到一旁。

波尔布特在党内进行的残酷清洗，造成许多优秀干部含冤被杀，最终激起了党内干部的反抗，以韩桑林、洪森为首的一批干部毅然与中央决裂，使柬共自身力量受到严重削弱，这也是后来柬共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波尔布特在党内开展的是一场“自我灭绝”式的大清洗。

四、极左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大屠杀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少数民族优待政策，而柬埔寨共产党的民主柬埔寨在极左的道路上狂飙，各民族一视同仁，文化、宗教、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等也一律被禁止。

下面主要以占族为例进行分析。公元2世纪占族在今越南中部地区建立了占婆国。12世纪以后开始衰落，越南人不断对占婆国发动兼并战争，1471年大部分领土被越南后黎朝吞并，17世纪以后完全被越南所灭，一部分占族人被越南人同化，另一部分被迫迁往其他地方。迁入柬埔寨的占族人几乎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他们通常有自己的社区，不与其他民族混居、通婚。

柬埔寨大多数人是高棉人，高棉语是柬共的工作语言，而语言的隔阂会增加行政成本，不利于政令的贯彻，占族人被禁止说本民族的语言，只能说高棉语；占族人的传统土葬被禁止，一律火葬；占族妇女被迫将传统的长发剪成短发；占族人的传统服装也被禁止，只能穿全国统一的黑色工作服。

柬共连全国居民中（主要是高棉人）90%信仰的小乘佛教都不尊重，当然也不会对占族所信仰伊斯兰教另眼相看，柬共从解放区开始，逐步在全国各地禁止占族人信仰伊斯兰教，关闭各地的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学校，没收占族人家中保存的所有《古兰经》，连人们私下作祷告也被禁止，违者重罚。根据伊斯兰教义，教徒是不能吃猪肉的，然而柬共也不迁就其特殊的饮食习惯，凡拒不吃猪肉的占族人就会被当作“革命敌人”而杀掉。

由于占族人居住比较集中，且有本民族独立的组织网络，与政府当局联系较少。在柬共看来，这种生活、生产方式，是对其一直谋求加强社会控制的威胁，尤其是合作化运动的障碍。于是，柬共将占族人村庄强行拆散，然后遣送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合作社。占族人被迫放弃自己原来的生活、生产方式，而像普通的高棉人一样生活、一样生产。

柬共的上述极左政策，遭到了许多占族人的反抗，他们杀死了一些柬共军人，但随后遭到了更多柬共军队的残酷镇压。大批占族人被屠杀，其村庄也被彻底摧毁。

关于柬共执政期间各民族被屠杀的准确数字，由于各种原因，今天几乎不可能考证出来，而只能得出非正常死亡的总数。

在造成各民族大量死亡的因素中，除了每个民族都会遇到的饥饿、高强度劳动、疾病等因素外，华族即海外的汉族有很多小商人，属于资产阶级，这当是其死亡率达到50％的重要原因；越族即越南人，柬共与越共交恶，大抓越南特务，越族也因其与越南的关系而受祸，而历史上越南侵略柬埔寨造成的血仇，必然有人趁机公报私仇，应当是其死亡率达到100％的重要原因。

在各民族中，只有山地少数民族得到波尔布特等人的充分信任，他们的死亡率是最低的。山地少数民族由很多部落组成，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山区，从60年代起，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等人就退入蒙多基里等边远山区开展反政府活动，在其低谷时期就一直受到这些地方人民的庇护和支持。因此，这些山地部落的年轻人得到波尔布特等人的信任，波尔布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全部来自山地部落，在英萨利主管的外交部中，来自山地部落的干部也能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地位。

革命胜利前，柬共在禁止朗诺政权货币流通的同时，还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帮其印制了自己的货币，准备在解放区发行。全国解放前夕，已经有印制好的价值300万美元的新货币运到了柬埔寨。

但全国解放的迅速到来使柬共许多领导人产生了立即搞“共产主义”的冒进思想，有人主张“不必发行货币了，我们要搞共产主义”。最终，激进派的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新货币没有发行下去，于是，柬埔寨全国废除了货币。

货币被废除的同时，柬共还取消了市场。柬共军队每占领一座城市，就破坏当地的市场，抢掠商店的商品，然后禁止市场和商店继续营业。4月17日全国解放后，整个国家，几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商店、市场、贸易交换都消失了，全国只剩下唯一一家“友谊商店”，专门向驻金边的外国使馆供应一些日用品。就是外国使馆人员到这里买东西也不用货币，而是通过记帐的方式结算。

就这样，货币和市场被同时废除了，柬共把解放区实行的物质交换站推广到了全国。国家与农民之间、各地之间采取以物易物、结余记帐的方式保持物资流通，而个人生活必需品则由集体配给，柬埔寨实现了“共产主义”式的全民供给制。原来在城市和工人中实行的工资制被废除了，工人和职员们不再领取工资，也开始“享受”供给制。按规定，一级劳动力每人每天可以得到3罐大米，二级2.5罐，三级2罐。另外，每人每年发给衣服2套，背心裤权2套，帽子1顶，水布1条。

革命胜利后，柬共迅速消灭了私有制。在城市中，把所有工厂、企业、商店、土地收归国有，只允许个人拥有日用品；在农村，柬共把老解放区的农业集体化作法，迅速推广到新解放区，1976年初，柬共宣布全国实现了合作化。

在农业合作社内，实行集体所有、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平均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社员们过着兵营式的“共产主义”生活。

首先，所有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甚至连社员家庭所饲养的家禽、家畜，以及房前屋后栽种的瓜果蔬菜，也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其次，实行集体劳动。社员们每天清晨踏着哨音下田劳动，晚上再踏着哨音收工回村。

再次，实行公共食堂制度。由于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农副业全部被收归集体所有，且实行集体劳动，原先存在了几千年的家庭单独开灶已无法维持下去，吃公共食堂已成为必然。而且在柬共看来，公共食堂也是建设“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根据柬共中央文件，每个村成立一个合作社，30-40户家庭编为一个大组，每个大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饭菜统一定量。于是，农民家里原有的厨房不再存在，人们全都在同一个大屋子里吃着同一种食物，喝着同一种汤水。

最后，实行平均主义的配给制。社员每天的食物供给是定量的，在同一等级内实行平均分配，但不同等级的人的供给量是不同的，而且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地区和季节的供给量也是不同的。以“4.17人”为例，1975年时，在供给量高的地区，成年人每人每天能得到750克大米，儿童也有250克。但是有些稻谷产量很低的地区，成年人每人每天的定量也只有250克，甚至更少。

合作化实现后，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如盐、油和衣服之类，农民已无法自给自足，只能由国家统一配给。如柬共向全国老百姓和军人配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每人每年两套内外衣裤和水布一条。

柬共执政后，在经济建设中，不切实际地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幻想通过“超大跃进”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结果却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倒退。

一、“超大跃进”的提出

1976年1月，柬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从1977年起，用10-15年的时间，把柬埔寨落后的农业建成现代化的农业；在15-20年内，把柬埔寨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具有工业基础的国家。为了实现四大提出的发展目标，柬共中央于1976年10月制定了1977-1980年的第一个四年计划。“四年计划”规定的各部门要实现的指标，严重脱离柬埔寨基本国情，明显地体现了柬共领导人的急躁、冒进心理。

以稻谷生产为例。在1970年前的和平环境中，柬埔寨的平均稻谷产量只有每公顷1.15吨左右(见表3)，而1976年制定的“四年计划”，规定全国稻谷单产指标为每公顷3吨，到1977年时又增加到3.5吨至7吨。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般年份，柬埔寨的稻谷总产量只有250万吨左右，但柬共中央却制定了到1977年时出口大米200万吨的指标。

“四年计划”.是一个雄心勃勃、豪情万丈，但同时又充满急躁冒进情绪的国家发展规划。波尔布特曾在一次党中央会议上，充满信心地对与会代表们说：“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4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为了完成“四年计划”确定的目标，波尔布特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以鼓舞人民士气。这个口号倒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四年计划”的实质。

二、“超大跃进”的实施

柬共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实施“超大跃进”计划，这三条途径也可以看作“超大跃进”运动的三个主要特点。

1、以农业合作化为核心。

在1976年初，柬埔寨全国就已经实现了合作化，但大部分是初级社和中级社。为了实现“超大跃进”的目标，柬共中央决定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向高级社过渡。波尔布特振臂一呼，政社合一的高级社迅速在柬埔寨建立起来。到1977年，大多数合作社发展为一乡一社，拥有700-1000户高级合作社已占全部合作社的一半左右。

为了完成“超大跃进”的高指标，柬共通过合作社强化对农民的奴役与压榨。

首先，延长劳动时间。

解放初期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社员平均每天劳动10小时，后来增至12.5小时，最后又变为15.5小时。社员通常凌晨4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夜里9点半才能收工，说是为了“不分昼夜地尽快建成社会主义”。

其次，增加劳动强度。

为了监督社员劳动，防止有人“偷懒”，柬共设立了自行车“游击队”，到田间地头巡视，不准社员聊天或歇息。平时，社员小病不准请假，大病起不来时才准告假，违者重罚。

2、以粮食生产为基础，坚持农业立国。

长达5年的抗美救国战争，使柬埔寨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都大幅下降，由一个稻米输出国变成了输入国。解放后，增加粮食产量、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成为柬共面临的最紧迫问题。鉴于柬埔寨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柬共十分重视水利建设，通过合作社发动人民兴修水利、筑建堤坝。

解放前，柬埔寨全国只有可灌溉农田8.9万公顷，到1977年增加到10万公顷，1978年达到11万公顷(见表5)。为了实现粮食增产，柬共还动员人民开垦因战争而荒废的土地，增加可耕地面积，并对农田进行统一改造，把所有的田地都整挖成100平方米一块。过去小农经济造成的零散小块土地，变成了大面积的整齐稻田，从而有利于粮食的规模化生产。产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3、把政治运动和精神力量-而不是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动力。

波尔布特曾说：“我们是否能完成这个计划呢？回答是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达到目标，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柬共看来，由政治运动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是实现“四年计划”的最强大动力，

通过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可以看到当时火热的劳动场面：成千上万的农民穿着统一的黑衣， 围着汗巾，在田野里来回挑土奔忙，附近的田地边上，插着一杆杆红旗，广播里则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这种场面，俨如风风火火的政治运动。

除了政治运动式的集体劳动外，柬共还经常对社员进行许愿式的思想灌输，以激发社员的劳动热情。如“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就会越变越好。”还有，到了1977年农民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汤，到了1980年则可以3天吃一次等等。

三、“超大跃进”的后果

由于“四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太高，有的根本不可能完成，但中央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于是基层干部就采取两种方式完成指标：要么虚报产量，要么加强对社员的压榨。有的基层干部是被逼无奈而虚报产量，而有的则是有意迎合上级喜好。

中央的高指标，助长了地方的虚报浮夸之风。本来每公顷稻谷产量只有不到1.5吨，但在上报数字时，硬是按“四年计划”的要求写成3吨，甚至更多。上级看到这些数字后，不深入调查就偏信，还为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欢欣鼓舞。这些虚高的数字，使中央实现“超大跃进”的信心更强了，于是下达了更高的生产指标，从而陷入了指标节节攀高的恶性循环。

另外，面对如此“高”的粮食产量，中央下令基层将“多余”的粮食上缴，以供对外出口，换取外国产品。于是才出现了本国粮食实际上并不充裕，却还大量出口粮食的奇怪现象。大量粮食被运走出口，而辛苦劳作的社员却缺粮少吃，饥荒逐渐在柬埔寨各地出现。再加上高强度劳动及缺医少药，合作社中饿死、累死、病死、被惩罚而死的人越来越多。

在高压统治之下，广大社员毫无生产积极性可言，加上人口大量死亡，1977年以后，.柬埔寨曾一度有所恢复的农业生产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以稻谷生产为例，1976年全国稻谷总产量己恢复到180万吨，每公顷产量达到1286公斤，而1977年稻谷单产下降到1200公斤，只是由于扩大了耕地面积，总产量才与上年持平。到1978年，稻谷单产和总产量都大幅度下降，单产降到1071公斤，总产量降到只有150万吨。经过两年的“超大跃进”，柬埔寨的国力和民力己经十分衰弱。

波尔布特对柬共的独立自主非常敏感，忌讳其接受外国援助的历史，他骂朗诺是接受美国援助的，而声称柬埔寨革命的胜利是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于是，柬共执政后，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1976年，世界上有86个国家承认民柬政府，但民柬只同其中1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使柬埔寨的对外贸易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等国有贸易往来。而越南为了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确立自己在印度支那的霸主地位，曾竭力拉拢柬埔寨，但遭到波尔布特的严词拒绝；此外，由于柬埔寨和越南在石油矿藏问题上存在长期的争执，两国在边境地区经常发生武装摩擦。1977年，民柬宣布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外，其他国家驻柬使馆一律关闭。

波尔布特对华友好，曾多次访问中国。1965年11月，波尔布特首次到中国进行访问，并一直逗留到次年2月。在此期间，他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等政治局委员；

1975年6月21日，波尔布特再次访问中国，并在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1977年9月，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波尔布特首次以柬埔寨最高领导人身份率领柬埔寨党政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访问，受到华国锋主席的接见。

1978年5月28日—30日，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访问柬埔寨，波尔布特会见了到访的齐奥塞斯库总统及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

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柬埔寨共产党）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75年6月21日评）

柬埔寨人民在以波尔布特同志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开创了柬埔寨历史的新纪元。这一伟大胜利，不仅在柬埔寨人民革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评）

（波尔布特）显得温文尔雅，脸上浮现着笑容，看上去虽不英俊却具有吸引力；从身体上看，他显得高大强壮，让人感觉到他是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之中。他的举止言谈有着良好的教养，一点也不显得粗鲁。（美国记者、伊莉莎白·贝克尔评）

他（波尔布特）宽宏大量，是好丈夫和好父亲。（波尔布特的第二任妻子密松评）

我知道波尔布特是恐怖阴森的代名词，曾经屠杀了200万同胞的暴君波尔布特之死最终给饱受苦难的国家带来和平，结束了柬埔寨血腥历史上最恐怖的一页。（柬埔寨独立运动领袖、前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评）

我们永远铭记波尔布特种族灭绝政权对柬埔寨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柬埔寨首相、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评）

波尔布特集团的侵略和灭种行动是不可容忍的。（越南中央军委与国防机关官网评）

波尔布特及其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的罪行，于1984年被罗兰·约菲拍摄成电影《杀戮战场》，并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奖提名。于2017年被安吉丽娜·朱莉拍摄成电影《他们先杀了我父亲：一个柬埔寨女儿的回忆录》，并获得第21届好莱坞电影奖年度外语片。

2013年，柬埔寨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把否认红色高棉20世纪70年代暴行（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言行视为非法。法案由柬埔寨首相洪森提出，在一个星期内起草完，并被柬埔寨议会通过。柬埔寨的这一新法案生效之后，任何否认或淡化红色高棉20世纪70年代暴行的个人都可能面临最长两年的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