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商是指山西东南部泽州盆地的泽州（今山西晋城市）一带借经营铁、煤、硫磺、桑蚕、盐业等物资起家的商人。古代泽州府（山西晋城市）在金元时期是金朝和宋朝，元朝和宋朝前线对峙的地方。当时冶炼技术发达兴盛，工匠云集，有“九头十八匠”之称。

晋城市古称建兴、建州、泽州及泽州府。古代泽州地区（今晋城）将商人分为黑行商人和白行商人，黑行商人是从事煤炭和铁业生产的商人，白行是除黑行以外从事商品生产和金融贸易服务的商人。白行商人又分为坐商和行商，坐商是在本地从事商品生产和金融贸易服务的商人，行商是走出本地从事生产和商品金融经营服务的商人。俗话说：“黑行兴，百业兴。”黑行的盛衰是泽州商品经济和商人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晋商主要组成部分的泽州商人，主要指的是行商。从社会实际看，兴盛数百年的商业家族，无不与行商有关。古泽州地处太行王屋两山之间，植被茂密，雨量充沛，动植物众多，矿藏丰富，开发较早。丰富的自然资源，悠久的开发历史，为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明清至民国以行商为主体的泽州府商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矿藏资源方面，对泽州商品经济发展影响比较大的种类有三。一是铁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泽州就是全国最主要的产铁中心之一。成书于战国的《山海经》载，“虎尾山阴有铁矿。”虎尾山，就是今天晋城市郊区太阳镇的一座小山。古代，泽州府大阳镇一带，漫山遍野，地上地下，到处都是铁矿。从春秋战国直至清末，那里的先民以采地上明矿冶铁为主，清末才开始凿井采矿。春秋战国时使用的鼓索送风冶铁技术，一直应用到民国时期。西汉时，那里生产的阳阿剑独步于时。不独大阳，泽州府所属五县，铁矿资源都很丰富。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北齐时，建州属阳城县固隆乡白涧村设有冶铁局，为北齐七大冶铁局之一。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泽州高平郡冶铁课税30万两。（《泽州府冶·赋税》）元时，泽州司侯司属高平县王降村设有专门管理铁业生产的益国铁冶。（《元史·食货志》）“益国铁冶在高平北十里王降村，元大德间于泽州司侯司高平置铁都提举司益国冶，管勾一员，副管勾一员，司吏二名，至正间废。明洪武间，徙冶高平北二十里。永乐中，奉工部勘合，为炉冶事革罢。”（清顺治十五年《高平县志·古迹》）丰富的铁矿资源，发达的冶炼技术，促进了生产生活用铁器的生产，促进了铁制兵器的生产，促进了铁业生产的发展。

二是煤炭。泽州先民使用煤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先民们主要是使用露头煤冶铁。最迟至唐代，泽州先民已可于地下采煤。北宋时期，泽州高平郡煤炭广泛使用于民间。“李昭遘知泽州，泽州阳城县冶铸铁钱，民冒山险输矿炭，常苦其役，为奏，罢铸钱。”（《泽州府志·人物》）陈尧佐为河东转运使，“以泽州府地寒，民仰石炭为生，奏除其税。”（《泽州府志·人物》）由于品质优良，当时的都城汴梁广泛使用泽州煤炭，遂使泽州煤炭日输中州不断。煤炭的开采使用，除本身的发展外，还促进了铁业、硫磺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是硫磺。泽州府属各县，凤台、阳城、陵川具有丰富的磺矿资源，品质和储量，以阳城为最。由于有硫磺做原料，早在唐代，阳城就是我国炼丹的主要地区之一。李白在《王屋山与孟大融》诗中写道：“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王屋山即在阳城南部，诗中的金液即指硫磺，王屋山中的天坛山，向来为神仙道士向往的天堂。北宋以后，硫磺是火工的主要原料，硫磺的生产与销售，受到历代政府的严格控制，商民根据政府的公文开采冶炼，并将硫磺送到政府指定的地点。当地居民为了生活，有的将硫磺走私到与之相邻的河南等地。硫磺还是重要的医药用物质。此外，铜矿、铝矾土、银矿、锡矿等，对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铝矾土为主要原料的阳城乔氏琉璃，从元至民国生产不断，行销大半个中国，北京故宫的屋脊上，都有乔氏工匠生产的琉璃构件。他们生产的孔雀兰琉璃构件，其生产工艺已经绝传。

在动植物资源方面，对泽州商品经济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有三。

一是桑蚕。古泽州地区是我国最早栽桑养蚕的地区之一。据民间传说，黄帝的妃子螺祖在泽州阳城县的桑林最早发现野生桑蚕，并进行人工栽培养殖，缫丝织布，穿线缝衣，死后，被人尊称为纺织神。唐宋以后，反映泽州蚕桑的诗文不绝于史。清末民初，泽州府民间还栽种土桑，饲养土蚕，所抽的丝为黄丝。所缫黄丝，除凤台、高平织绸外销外，阳城、陵川、沁水则直接运到陕西西安和河南洛阳等地出售。从山东海边开始的丝绸之路，经泽州府通往陕西、甘肃、西域，最终到达中亚、欧洲。

二是苎麻。苎麻又叫线麻。泽州府“地宜麻，专纺绩织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捐价值，贸易白银，以供官赋。”（元郝经《罪言书》）由此可见，元时，泽州司侯司是麻布的主要产区，麻布的生产销售，在泽州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泽州陵川县麻绳，断烂从外向内，尤为船家所爱，陵川人遂将自己的麻绳铺，从陵川开至沿海沿江的主要商埠。

三是药材。泽州向为药材的传统产区，境内山大沟深，草茂林盛，药材种类多品质好，远销河南、河北等地。与植物相伴生的马、牛、羊、虎、豹、蛇等动物资源，或皮，或毛，或肉，或药，都为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增添了一定的基础。

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要使自然资源变成现实的商品，并带动泽州商人走出泽州，还得有其它条件相配合。这些条件，主要有三。一是支移开中。北宋立国后，古泽州地区是国都汴京的北部屏障，太原以北就是边关，北宋与契丹、西夏的长期对峙，边关需要驻防大量军队，需要储存大最军需物资。为了保证边关的需要，中央政府命令泽州所辖各县，将所需交纳的税赋，折实后送往边关，名为支移。程颢，字伯淳，北宋理学家，治平四年（1067）任泽州晋城令。“岁有近粟，例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民以为苦，颢择富而任者，预使贮粟于所以待，费大省。”（《泽州府志·宦迹》）程颢所择的富而任者，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商人。这些商人粮贱时在边关购买粮食，或于其它地方购买粮食运往边关，并在那里储藏起来，等到州府需要交纳时，再卖给各县的官吏，或代其交纳。金代政府继承了宋代政府支移的政策。陵川龙岩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寺现存的金大定十八年（1178）《重修龙岩寺碑记》载，该村村民支移，正值金国与西夏交战，村民得佛主保佑，脱离险境，回村后重建佛寺。宋金的支移政策到了明代，发展为开中制度，商民于边关纳粮等军需物资后，政府付给他们一定的盐引，让其在指定的区域销售。在泽州府与所辖各县两级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书中，匠价银的记载不绝于史。

三是泽州旱码头的确立。元朝统一中国后，全国大市场得以建立。元帝国的建立，沟通了江南与漠北的商品联系，重启了东海与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山西泽州府东连山东，西达长安，与纵贯太行以东、太岳以西的两条南北大道形成双十字座。从山西泽州府纵贯南北，又是中原腹地至漠北的捷径。马帮不北上，驼帮不南下，外地客商到了泽州府，都要在这里转换交通工具，古泽州府城及其商道上的商镇如沁水、阳城等，遂成为南来北往客商所携商品的集散地，泽州府从事商品贸易的商人，也就顺着这些商道，走向异方。这次晋商史料征编，我们征集到三篇反映驼马帮情况的史料，一篇是《先人马帮忆事》，一篇是《民国时期的晋城驼行》，还有一篇是《沁水驼马帮》。这三篇史料，都是作者采访当地八九十岁的老人整理而成的，基本反映了明清至民国泽州府与外界商品交换的繁荣景况。

“民国时期，在高庄、赵位一带的村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是立了冬，肉里生了虫；要是立了夏，米糠涨了价。’现在人们一听此言，多数一时不明其意，说白了，实际是反映驼行生意与当地居民的生活关系的。当时，泽州府凤台城内的农民除了种地之外，大多数要靠给驼行绑驮赚钱谋生。一到立冬，驼行就进入最繁忙的季节，当地农民纷纷到驼帮帮工，挣钱补贴生活，家里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肉多得就生了虫。一到立夏，青黄不接，粮食涨价，再加上驼帮进入一年最淡的季节，当地农民失去了挣钱的门路，粮食显得越发奇贵。每当秋冬，以祁地、太谷人资本为主，大批从内蒙、晋北一带出发的驼帮，满载着口外出产的皮毛、药材，络绎不绝而来，在凤台城外大小东关、七岭店一带落脚卸货，补充草料饮水，又满载着南方上来的茶叶、丝绸和当地出产的土布、瓷器、铁货等物迤逦北返。每当薄暮日落，‘叮当叮当’的驼铃声声不断，一队队的驼帮涌入驼行。这时，驼行里汽灯点得铮亮，赶骆驼的西北人把牲口依次赶入指定位置，让骆驼卧下，由当地的帮工把驮解开抬下，放入预定的货位，让货主认领。然后，西北人把骆驼赶入驼棚，或饲喂，或治病，或钉掌。”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李方华先生的《民国时期的晋城驼行》。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对明清至民国泽州城作为商路旱码头的具体情况，当可窥其一斑。处于沟通东西南北商路的重要区位，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传统的手工技术所生产的产品，泽州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泽商的崛起，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

通过对征编的晋商史料的分析，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泽州府商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一是支移开中制度形成的商人。宋金时期的支移，前文已有述及。商人将粮食等物资送到边关后，政府拿什么给商人酬资？这是一个历史的谜团，晋商史料工作要取得大的进展，对这个问题必须给以尽可能的回答。陈安石，字子坚，河阳人，北宋时任河东都转运使。当时，泽州府一带私盐兴盛，为了扼制私盐贩运，“出盐付民而俾之券，使隧所得贸易，鬻毕而券归，私贩为减。”（《泽州府志·宦迹》）也就是说，政府将食盐专卖的证券颁布给商人，任其在指定区域销售，卖完后，商人再将食盐销售的凭券交还给政府，以此来补偿“贮粟于所以待”的“富而任者”，为明开中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的基础。政府授权下的食盐销售外，北宋时，泽州私盐的贩运也很兴盛。院人是北宋时期的宫廷画师，盘山是泽州天井关通往中州的必经之路。明人刘绩在观看宋院人画盘山图后，对太行山道的商人情况进行了描摹。“大车盘盘牵不住，小车碌碌推还去。上孤下孤日千回，不离太行山侧路。吴盐蜀米寒满箱，鸟犍耳湿筋力强。商人重货不畏虎，饭牛夜夜宿车傍。妻孥不须念行旅，橐中有金皆乐土。星餐露栉逐队行，但愿利多无所苦。道傍往来多折轴，谁人肯戒前车覆？”（《泽州府志·艺文》）巨大的利益，诱使商人不避虎狼，夜宿道旁，星夜兼程。明清两代，山西与陕西、甘肃为协饷区，山西泽州府商人或纳粮于边取得盐引，或携资贸易随军协饷，由此造成泽州府商人在西北陕甘和东南沿海做生意的特别多。张子仁，字体静，明泽州府阳城县郭峪镇人，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五月十三日，卒于嘉靖四十四年（1566）九月十二日。去世时，与子张纯言：“男儿于天下事，直宜勇猛担当，利害惟命。嘉靖二十九年（1551），地承上司文，令里甲买马入边，一时哄然，谓身家破败系是。人欺我弱，勒我应命，我周旋应役，卒辨事。使当时退缩央觅，不知费当几何!”（《金石文献·郭峪张家金石资料》）清初大小金川战役时，泽州府商人王璇、牛元善、成庄四十八套院的主人王泰来等，都曾随军协饷。买马入边、贸易协饷的结果，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方面，泽州府商人的足迹远达陕甘川，西安、兰州等地成为泽州府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有的祖祖辈辈在那里行商做买卖，许多人最终落脚在那里，至死都没有回到泽州府。由于条件所限，在西北的商人，生意真正做大的不多，这次征编，在西北一代做生意的山西泽州府商人的史料很少。另一方面，泽州府商人由此取得了从四川、湖北行销茶叶和从芦淮盐场行销食盐的专卖权。王自振，字鸿宇，大箕楸木窊人。他“才气奇迈，壮走邺郡，营盐筴。会怀庆寇攘，民多流亡，责课闾左，至两丁办一引，公私不支，自振力请归商，民苏，而商亦裕矣。”怀庆府，就是太行山脚下的今焦作一带，向食解盐。明末，李自成义军遮断了解州至怀庆的盐道，政府要居民两丁一引，自己解决食盐问题，百姓犯难，在今洛阳一带做盐务的王自振，向销淮盐，挺身而出，代民解困，亦将自己的盐务，做到了怀庆一带。卫正身，字肖菴，泽州府凤台县大箕里人，“因鹾务寄居沧州，素抱忠义。国朝定鼎初，命大臣安抚来沧，有讹传屠城者，逃匿甚众，正身不避鈇钺，挺身谒天使，复曲谕百姓，一郡贴然。”（《泽州府志·人物补遗》）明末清初，沧州是芦盐盐运司署所在地，为巨邑。这次晋商史料征编，除辑得一些文献外，其余卫家资料无点滴，仅从以上资料，我们对卫家商贾的气势，当知一二。大箕里的王家和卫家相距不远，且为通家世好，一营芦盐，一营淮盐，他们的居所，就位于清化大道之旁。芦淮食盐的引岸，主要在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引岸具有继承权，由此造就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泽州商人，其主要生意，大多在东南沿海。

二是携货贸易形成的商人。是指依靠携带泽州传统商品走出泽州与泽州府，并以经销泽州商品为主要业务的商人。在长期经济活动中，泽州商人打造了许多传统名优产品，如大阳钢针、晋城皮金、晋城玻璃器皿、阳城犁镜、横胜山犁镜、侍郎岗铧、礼义锣锅、铁钉、铁丝网、泽州头帕、阳城天地罐、泽州红果、阳城沁水的黄丝、晋城、阳城、陵川的硫磺等，这些产品，深受各地人民喜爱。泽州有些名商大贾，起初都是一般的农民，或本地的中小商人，为了谋生，或扩大自己的经营业务，携带本地生产的传统产品，出外闯荡。他们的经营业务，主要是经销泽州的传统名优产品，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明代经营铁货起家的阳城商人李思孝、经营铁货起家的高平赵家老南院的发财老爹、清中叶发家的凤台陟椒刘家等。他们行商的首选地，一般是与太行山相邻的河南河内地区，也有的向陕西一带发展。到了河南后，或西上至湖北的襄阳、汉口，或西南至四川等省区，或向东向南至山东、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也有的通过运河，向北至河北、北京发展。其中，尤以向东向南发展的最多，成就也最大，具有三四百年历史的商家，其主要生意，大多在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商人经过一段长时期的经营，除继续经营泽州的传统产品外，也经销当地或其它地方的产品。有的商人，如赵家老南院、侯大升老店、蕴泰号商号等，还利用当地的经济资源和生产技术，从事商品生产。侯大升老店生产的香醋、蕴泰号生产的白酒，都成为当地名优产品。清初兴起的皮金字号，皮金的加工生产全在泽州府凤台，在外地设庄销售。这种经营方式，在泽州商人中是很少见的。

三是只身或携赀外出形成的商人。明清两代，泽州府在外的商人特别多，有些地区，如阳城的润城三庄、凤台的尹寨河、高平的石末等，成年男子，大部分都在外做生意。这些外出经商的人员，一般都是本地的贫苦农民，在很小的时侯，就随本地在外做生意的人，到他们开设的商号做相公当学徒，学徒期满后，大部分成了伙计，做得好的还可能成为管账。有的学徒还成了掌柜，如民国年间赵家老南院的掌柜姬如海。有个别商人，机会好的话，还可成为东家，如民国年间安徽颖州府蕴泰号的创办人霍蕴年。携资外出经商的人一般是官宦的亲戚朋友，他们随着有权势的官僚外出，在官僚的庇护下，大部分做着钱庄之类的生意。

清中叶后，与晋中商人相比，泽州府商人的发展势头有所减弱，除了由于泽州府商人没有适时应变，拓展最具活力的票号业务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泽州府商人的落地生根。尹寨河环山堂是一个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商业世家，从成都至汉口长江两岸的主要商埠都有它的生意字号。清末民国年间，环山堂的主人无力掌控自己的商务，许多生意字号纷纷独立，不再认其为东家。有些泽州府商人，随着自己的商号，干脆落藉到所在地。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政局的动荡，泽州商人在外的生意普遍受到影响。1945年，晋城市全境，也就是古代所称的泽州及泽州府，获得解放。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在外的泽州商人，或落籍所在地，或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后，随着“一化三改”的推进，泽商与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

三

泽商在明清两代长盛不衰，并造就了一大批存续达几百年的巨商大贾，除了以上条件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泽商在长期经商实践中形成的商业文化。

在明清两代的商人集团中，晋商和徽商是两个重要的商人集团。支撑晋商的文化是关公文化，支撑徽商的文化是宋明理学。泽州商人是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要归依晋商文化，归依关公文化，以求得晋商集团的庇护。此外，泽州商人还吸收宋明理学的有益成份，形成了关公文化与宋明理学相结合的，具有独自特色的商人文化。这也就是泽州商人把自己看作是儒商的原因。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宋以后，随着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商人与士农工一样取得了四民的地位，商人家族的地位有所提高。李俊民是金代泽州陵川县的著名状元，他的儿子和侄儿都在洛阳一带行商，并因行商有成，受政府招募做税官。明清两代，山西泽州府许多巨商大贾都与当地的官宦世家结为秦晋之好，百年之后都有朝廷大臣为他们撰写志表。王重新是明清之际山西泽州府阳城县郭峪镇的巨商大贾，王家与黄城的陈氏家族就有姻亲关系。王重新去世后，为其撰写墓志铭的是刑部尚书、前吏部左侍郎兼内翰林国史院学士、奉敕纂修《明史通鉴》副总裁官、侍经筵的白胤谦。为其书写墓志铭的，是赐进士出身、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一级、前左春坊左谕德兼内翰林秘书院修撰张尔素。许多朝廷大臣出自商人之家，清刑部尚书张尔素就是郭峪商人张子仁的儿子。许多举子功名无望后步入商界，民国时期山西省著名的金石家杨兰阶，年轻时就曾赴山东曹地吉隆典当铺做学徒。最能说明明清之际商人家族与政治文化家族关系的，是阳城皇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陈家以“德积一门九进士”著称，是一个官宦文化世家。陈廷敬的高祖陈修，字宗慎，号柏山，从小习儒业。他的哥哥陈天佑中进士后，他也很想象哥哥一样，在举业上有所成就，但六举不第，遂绝意仕途，退而鼓铁。陈修的小儿子三益，也就是陈廷敬的四叔祖，“幼读诗书，长事商贾，性质方正，颇善心计，客游燕豫间，负资累千余金……后忽卒于卫辉逆旅。”（陈廷敬《故曾叔祖处士忠斋公墓碑》）如果没有陈修、三益父子的商业成就，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皇城相府，也不会有陈氏家族后来的政治文化成就。有成就的商人，除重视对子弟的教育让其科场成名外，还特别重视对其员工的教育，提高员工的文化修养。文化修养的重要内容，就是宋明理学。杨兰阶是泽州府阳城县人，民国年间是山西省的著名书画金石家。清末，他在山东曹地吉隆号典当铺做相公，他的祖父临死的时候，还要他做塾师的父亲杨念先写信，叮嘱他“在外公事之暇，时艺、小楷务须留心，是亦收心之一助也。”（《金石文献·杨念先示儿书》之一）商人对儒家文化的这种追求，非亲见其书信，我们绝不敢相信。

在泽州商人的心目中，宋明理学与关公文化是合而为一的。“天地有正气，道义斯配于两间；人臣有精忠，纲常乃维乎百代。以故，封金挂印，富贵不能夺其心；取义成仁，威武尤难移其志，此汉寿侯所以严《春秋》之律道接文宣，振华夏之威功开武穆，当日扶两川日月，迄今享亿姓蒸尝也。”（《金石文献·司庄关帝庙创修碑记》）将关公目为接圣人之道、维百代纲常的英雄。“关圣大帝生汉末，籍解梁，幼而颖异，长而豁达。……执《春秋》大义犹是汉臣，视当代诸君原同孺子，辩君臣之分，严内外之防。夫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不在功名之鼎盛，而在道义之维持，即至流离失所之余，犹以大义自责，而不肯少为迁就于其间。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称大丈夫者，非夫子其谁与归！”（《金石文献·高平义庄镇会馆创修碑文》）将关公目之为实践宋明理学，也就是儒家学说的楷模。

这次征编晋商史料，在阳城地郭峪村，我们还见到一通石碑，碑文内容是《关夫子觉世真经》，这通碑文，收入已出版的《郭峪古村碑文集》。看了这通碑文，我们对泽州商人如何将关公文化与宋明理学合而为一，并体现在自己的生活实际中，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了。碑文说：“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重师尊；爱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乡邻；别夫妇，教子孙。时行方便，广积阴功；救难济急，恤孤怜贫。创修庙宇，印造经文；舍药施茶，戒杀放生。造桥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难解纷。捐赀成美，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过自新。满腔仁慈，恶念不存；一切善事，诚心奉行。人虽不见，神已早闻；加福增寿，添子益孙。灾销病灭，祸患不侵；人物咸宁，吉星照临。若存恶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坏人名节，妨人技能；谋人财产，唆人寻讼。损人利已，肥家润身；恨天怨地，骂雨诃风。谤圣毁贤，灭像欺神；宰杀牛犬，秽溺字纸。恃势辱善，倚富压贫；离人骨肉，间人弟兄。不信正道，奸盗邪淫；好恶奢诈，不重俭勤。轻弃功业，不报有恩；瞒心昧已，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诱愚人；托说升天，敛物行淫。明瞒暗骗，横言曲语；白日咒诬，背地谋害。不存天理，不顺人心；不信报应，引人作恶。不修片善，行诸恶事；官词口舌，引人盗贼。恶毒瘟疫，生败产蠢；杀身亡家，男盗女淫。近报在身，远在儿孙；神明鉴察，毫发不紊。善恶两途，祸福攸分；行善福报，作恶祸临。我作斯语，愿人奉行；言虽浅近，大益身心。戏侮吾言，斩首分形；有能持诵，凶销庆聚。求子得子，求寿得寿；富贵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获；万祸雪销，千祥云集。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无私，惟佑善人。众善奉行，毋怠厥志。”这哪里是什么《关夫子觉世真经》？分明是泽州商人的行为规范。儒家文化是重实践的，从《关夫子觉世真经》，我们又得到了一次验证。

泽州商人除理念方面的文化外，另外两个方面的文化也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制度方面的文化，包括规范东家与东家和东家与员工分配关系的股份制，包括规范员工与员工分配关系的人身股份制，还包括各个商号的行规店矩。一是泽州商人在行商实践中形成的知识经验和文化活动成果。此外，泽州商人遮风避雨、经营业务、处理公共事务所依托的商宅会馆，也是我们今天宝贵的文化财富。

古代泽州府（晋城）在金元时期是金朝和宋朝，元朝和宋朝前线对峙的地方。当时冶炼技术发达兴盛，工匠云集。金朝实行头户州制度管理工匠，便形成了许多带头的村落。元朝实行匠户制度管理工匠，便形成了许多带匠的村落。这便是“九头十八匠”的来历。

明清时期晋城工业发达，手工业工匠众多，村庄以工匠姓氏为名的有冯匠、吕匠、马匠、苗匠、复匠、郝匠、候匠、谢匠、武匠、岳匠、孟匠、孔匠、韦匠、金匠、左匠、牛匠、申匠、段匠，合称十八匠。这 些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晋城人有发达的冶炼业。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盛行冶炼。明清时“九头十八匠”闻名全国，“大德”钢针畅销海内外，“泰山义”剪刀名扬天下。大批铁货北上内蒙，南下广东，西去甘肃，就连不起眼的钢针都能远出国门，卖到东南亚一带。

明清两代，山西是协饷区，泽州府商人携赀携物入陕甘协饷贸易，不绝于史。二是头下军州及匠户制度的建立。金国是从部落制迅速发展成封建制国家的，在其封建制国家制度中，有浓厚的奴隶制痕迹。金代时，泽州是金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金国与宋朝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为了保证战争对铁制兵器的需要，金国的奴隶主将领将各地的匠人抓来泽州忠昌军，在这里设立了头下军州。大元帝国与南宋对峙时，泽州又成了元与宋交战的前沿阵地，元代的奴隶主军事首领继承了金代的头下军州制度，建立了匠户制度，由此形成了晋城的九头十八匠。九头十八匠是异族统治者对汉族百工匠人残酷剥削压迫的产物，但对泽州铁器手工业的发展，客观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明清两代，匠户不直接为封建政府服役，而是交纳匠价银。

是不是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造就了铁器的成熟，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匠人，由此产生了匠村。这些或许是春秋时的兵工厂，没有严格的考证，仅是我的假想。战国时期兴起的铁范叠铸、铸铁柔化等技术到西汉已成熟，成为冶铁作坊的常规工艺，随着脱炭工艺的出现，导致人们有意识的在高温下炒、炼、煅。战争结束了，这些兵工厂要转入民用打造生产。据考古冶炼业专家讲，在长平战场范围内的铁器达十三件，是很先进的铁农具。南北朝建州所产阳城牗牍，即今晋城市阳城牗牍的冶炼最盛时犁镜炉近百座，产品有五百多种规格，年产600余万件，除供应国内，还远销朝鲜、日本、尼泊尔、不丹。《中国实业志》记载，清代山西冶铁中心仅泽州府凤台牗牍，熟铁炉业全地炉数约计百余座。

晋城古代的商道起源较早，据沁水地“下川文化遗址”考证，在旧石器晚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当时的山西南部地区已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因而形成了以晋南为中心，辐射四域的道路。自夏代起，人们开始在自然道路的基础上用火烧和（石）斧伐等手段，披荆斩棘，开拓道路。据《中国公路交通史》载：“在夏代，禹帝开通了9个州的陆路和水路”，其中就有“河南至山西间黄河以北的道路”，这条路即在境内穿越而过。公元前900多年，周穆王出巡，乘坐着八匹马驾拉的车曾途经境内。至春秋战国时期，境内的3条道路，既北由铎辰（长治）入泫氏（高平）经高都（晋城）至野王（河南沁阳）道；自高都经濩泽（阳城）、黄父（沁水东坞岭）至绛（翼城）道：自泫氏经夺火（陵川境内）至共（辉地）道，与山西当时的主要道路相衔接，并成为山西主要道路的组成部分。

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称晋城是“夏王之国，左天门之险，右天溪之阳，卢泽在其北，伊洛在其南，有此险也”。《战国策》中“骐骥之挽盐车，垂头于太行”，说的就是有许多良马驾着沉重的盐车，极其艰难地在太行山崎岖的山路口跋涉的情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河东盐运使陈尧佐，为向外输盐，上书《清平治太行山札子》奏请拨款征夫，修建长达一百华里的太行山路，即今之大口路。从此以后至明清，乃至中华民国，晋城经大口至河南一直是繁华的盐道。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在交通上采取了“车同轨”的重大改革措施，施行“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广征民役修建“驰道”、“直道”、“五尺道”等大型工程，使交通运输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飞跃。尤其是通往外地道路的发展。各郡之间都已有了车路，除驰道外的其他道路交通，也具有一定规模。隋唐时期，形成了自太原经长平郡贯穿境内南北直达洛阳的驿道。三国时，境内修筑了沁河栈道。隋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到榆林略边，返回要到河内（今河南沁阳），看望他的大臣张衡，特强征夫役，开辟了一条90华里的山区大路，即今之小口路。

境内的道路多是以晋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早在北魏时就在晋城设建州，至清雍正六年（1728）升为泽州府，加之晋城地处晋豫接壤之要冲，所以，一直保持着一个地方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地位。明清时期，洛阳经晋城至太原的道路已成为繁华的商道，山西茶商将砖茶由湖北省老河口经洛阳过黄河，一路由沁阳经小口，一路从博爱经大口汇入晋城，在晋城歇息，一面更换和整修货物包装，然后再经高平、长治北上，一直运至乌兰巴托乃至莫斯科，一趟行程约需半年之久，为此晋城城内开有两家车马大店，一为新泰店，一为万顺店，专门接待茶叶商人食宿，提供相关服务，这条道路便成了繁忙的“茶叶之路”。这一时期，还开辟了晋城经阳城、沁水至晋南的驿道。

明清时期，全国普遍形成驿运路线，泽州府凤台县入河南境为“次冲”。明万历十五年（1587）递运所大多并入驿站，运输业由驿站负责，全国只剩下142处递运所，山西省7处，古泽州府城南60里的星轺递运所是晋城唯一的递运所，货物运输均利用驿运线路，晋城是当年北运茶叶入省的第一个重要中转站。山西茶商将砖茶由老河口（湖北光华）经河南省洛阳过黄河，一是由沁阳经小口运到泽州府（今晋城），一是由博爱经大口运到泽州府，由泽州府北上。清朝在境内修筑和复修了许多条大道，为青石路面，宽约1.5米左右，可供人行和骡马驮运。清华二大道李寨至南岭板河段现存完好，为道光二年（1822）修建。当时，这些骡马大道多为民间集资修建，大都有修路碑记。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道路交通，指示山西“从速调查户口，修筑模范道路为各省倡”。1913年（民国2年）北洋政府交通部核定《山西载驿归邮办法》，驿站随之撤销，马匹，鞍屉各物照章变价，马夫多改业为邮差。当时省政府出资3700元整修晋城至阳城道路。1925年（民国14年）始修祁地白圭镇至晋城公路，1930年（民国19年），白晋公路建成通车，全长348公里。白晋公路通车后，揭开了晋城交通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通车伊始，即有华轮、韩信运输公司从事旅客运输。1937年（民国26年），日本侵略军进犯晋城，占领当时晋城惟一的公路，即白晋公路。此路成为日军一条重要的交通补给线。日军占领时期，为了其侵略、掠夺，控制交通，互相策应，抓丁拉夫，修建了晋（城）大（口）公路、晋（城）阳（城）公路。1941年又修通了晋城至浮山街、伏头、柳树底简易公路，日军在公路沿线设立“爱护树”。晋城为“汽车警护”工作区间，并制定“爱路功劳奖券”，奖给护路有功人员。当时，晋城三个抗日民主地政府组织抗日军民，在公路上袭击军车，埋设地雷，毁路、炸桥，进行有效的破路斗争。在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中，白晋公路成为重点破坏目标之一。至抗战胜利，白晋路已支离破碎，沟壕纵横，桥涵残缺不全，根本无法通车，其它公路也被日军败退，晋城交通处于瘫痪状态。明清时期，商人将境内的硫磺、铁锅、棉花、瓷器、钢针、煤炭、粮食等产品，运往外地，换回食盐、洋油（煤油）、洋火（火柴）等生活用品，主要是途经驿道来实现的，其次是通过其它主要道路和津渡。

驿道是古代物资交流的主要途径，也用于传递公文和军事情报等重要信息。较一般大道宽阔平坦，且有驿站、驿铺等供官马使者更替交接和食宿的专用设施。当时没有独立的通讯设施和体系，信息都须通过道路传递，到了周代，驿传制度已相当完备。明清时期，全国的驿运道路已形成网络，驿道设施也更趋完善和合理。山西的驿道以其重要性可分为“大驿”、“次冲”、“偏僻”三种。自河北进入山西，从井陉经平定到太原，再经临汾、侯马至永济蒲州入陕西的驿道为唯一的大驿。境内的驿道仅有次冲和偏僻两种。中华民国2年（1913年），国民政府废止驿传制度。

太原至洛阳道

该道北起太原，经榆次至太谷后转向东南，纵贯高平、晋城，从天井关进入河南省达洛阳市，全程700余公里。

该道境内高平以南段早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已开辟，其中高平以南原是由绛（翼城地南）经原（沁水一带）、长平（今高平）、越高都（晋城），从晋城市的天井关至野王（今河南焦作）的道路，为春秋时期山西的主要道路之一。至隋唐时期，这条道路已很方便，并从河阳（今孟地一带）渡黄河达洛阳。明代，该驿道境内段共设4个驿站，晋城境内四驿依次为长平驿（高平）、乔村驿、太行驿、星轺驿。清代根据其重要性划分为“次冲”级别的驿道。

晋城至翼城道

起于晋城，经阳城、沁水入翼城境。该道形成较早，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山西主要道路之一，并延伸至黄河禹门渡。据《泽州府志》（清雍正十二年三月版）载，该驿道在境内共有铺递22处，其中，晋城5处，阳城9处，沁水5处。其次，晋城、阳城、沁水皆在地城设有总铺。

晋城至陵川道

起于晋城城区内，与太原至洛阳驿道之晋城至高平段重复18公里，在高都铺岔道向东，从大峰头铺入陵川，经附城至陵川地，全程55公里，有递铺10处，其中晋城3处，陵川7处。

1.自晋城市郊区周村起，经岸村、南上坡、望头、南岭上、冶底、上犁川、东岭口、新房洼、天水岭、天井关、沙石堡、石槽、晋庙铺、水奎、拦车、岔道口、草底铺、山尖、油坊、化布施、大口、口南湾、从碗子城出境，入河南清化镇（博爱地）常平，古称清化一大道。路线自新房洼至省界段与省道周沁线大体一致。

2.自周村起，经范、班、下河、吉村、李寨、坂河、牛花岭、西沟、下犁川、孟窑、坟上、西凰头、花口、东庄、蓄粮掌、衙道、碾槽洼、前洪水、后洪水、泊盘，从207国道出境处东侧之池根村出境，入河南省博爱地紫陵村。古称清化二大道。大部分路段迄今完好，常有行者。据坂河北山坡古碑记载，该道曾于清道光二年（1822）重修，诸多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商人及行善人捐资相助，数额不等。

3.自晋城城区高庄起，经西谢匠、东谢匠、侯匠、龙化、东蜀、辛安、铺头、田庄、杆棚底、石家街、东贺洼、打街场、城群、马辿、草谷堆、小草峪、两谷坨，从太焦铁路南出境处稍西之大平村出境，入河南省博爱地后寨村。

4.自高庄起、经西谢匠、东谢匠、侯匠、霍秀、金村、东上庄、刘庄、东北村、东村、西山村、大会、小会、东河西、南寨、白洋泉河、石庄、王南掌、柳树口、沙豁、旧口、北李街、后路上、老营口，从张路口出境，入河南省博爱地寨豁村。与地道晋张线出境处基本一致。

5.自高平起，朝东北方向经店上、北李、长寿、三甲、口则，在国道207线（晋长二级汽车专用公路）入境处之换马村至长治，古称高平“东官道”。

6.自高平起，由南转西经汤王头、唐庄、梨园、沟村、康营，从掌握村西入沁水地，古称高平“西官道”，路线从唐庄起往西与省道曲辉线基本一致。

7.自高平起，向东经赵庄、西南庄、石桥口、米山、南朱庄、烧石岭、北诗、拥万，在东韩村入陵川礼义村，亦称高平“东官道”。

8.自高平起，向东北经店上，南李、响水坡、勾要、浩庄、石村、黑土坡、郭庄，在建宁村北入长治西火乡，古称高平“北官道”。

9.自高平起，向南经桥北、龙渠、下韩村、庞村、苏庄、河西、巩村、乔村，在界牌岭入泽州府凤台，古称高平“南官道”，路线与省道长晋线基本一致。

10.自阳城起，向东南经窑头，下岳庄、刘庄、下白桑、张庄、上白桑、东樊、涧坪、东冶、江河、三窑、孤山，从大岭堂白云隘入河南省济源脚底村。战国时期即为“韩魏之要衢”，清代乾隆年间开设为阳城至济源之捷径。

11.自阳城起，向西经上芹、栅村、演礼、次营、董封、索泉岭、李圪塔、十里坡，从西哄哄村出境，入运城垣曲后南坡村，为阳城至晋南地区之捷径。90年代，两地交界处建成村公路。

12.自阳城起，向南经坪头、孙庄、尹庄、土孟、河北、元岭、圪桃窊、岩上、九甲窊、西交、核桃铺、秋川河、杨柏、莲花隘、老君庙，从老君堂（俗称后堂）入河南省济源王屋镇之前老君堂（俗称前堂），曾为沟通阳城西南地区与济源一带经济交流之要径。

13.自阳城索泉岭起，向南经横河、外郎庄、烧梨铺、杜家庄、灵官阁，在磨石渠隘入河南省济源邵原镇，出境处为阳城、运城、济源接壤地带，1986年建成横河至邵原镇公路，长19公里。

14.自阳城起，向东北经八甲口、刘善、润城、王村、下佛，在望川村北入沁水地嘉峰镇尉迟村（著名作家赵树理故乡），为阳城沟通沁水东部地区的重要通道，自1958年起，逐步建成地道阳（城）端（氏）线。

15.自阳城起，向西经坪头、湾村、刘乡、涧坡、佛窑岭、侯井、周壁、庄头、上义、大赤头、董村、临涧，从院坤入沁水可峰（亦秀小老峰），与沁水地小青旺至可峰要道相接。

16.自陵川起，向南经张家庄、老槐树岭、和尚畈、凤凰窑，在夺火乡军寨村南10公里处入河南修武之望仙楼，境内45公里，至修武城75公里，古为陵川至修武之传径（无驿铺，唯设铺夫——传人）。

17.自陵川起，向西经井坡、庄里、牛家川、野川底、小平、申庄，在礼义西入高平市韩村，与高平“东官道”相接，陵川城内20公里，至高平市区45公里。

18.自陵川起，向西北经三道河、石井、西脚、牛皮掌，在池下村北入长治西火镇之观火岭，陵川城内20公里，至长治60公里。古为陵川与上党地区之捷径。

19.自陵川起，向东经云谷图、杨子掌、脚儿头、侯庄、大佛掌、马圈、上河、古郊、岭东汲好水，在天柱关入河南省辉县，约100公里。

20.自陵川地城起，向东南经岳家庄、石门、上郊、八犊岭、四义、横水、石爽底、大石爽、古石，在武家湾入河南省辉县，陵川55公里，至辉县107.5公里，古为陵川与辉地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

21.自陵川地城起，向北经瑶掌、杨寨、侍郎岗，在北炉河入长治壶关之马鞍山，陵川境内10公里，至壶关城45公里。其次，沿陵川与壶关交界可达河南省林州。

22.自阳城董封村起，经沁水地可峰（小老峰）、南阳、柳沟、南河、中村、张马，在小青旺村入翼城，古为沁水西南部重要通道。

23.自省道陵沁线阳城与沁水交界处的辛家河起，经富店（国华）小岭、庄头、广王沟（柿园）、豹岭、景村、在蛤蟆口村入浮山地谭村。

24.自沁水端氏起，经固地、十里、东峪，在黑虎岭入长子地。在东峪转西峪入安泽地石曹，古为沁水东北部重要通道。

25.自沁水端氏起，经野鹿、野猪岭、许村入泽州地东沟，至古泽州府治，为沁水至古泽州府城之大道。

26.自沁水城起，经郑庄、端氏、樊庄，越老马岭经高平至长治，是沁水通往上党地区重要通道。

境内津渡均置于沁河上。沁河是境内最大的常流河，发源于山西沁源，自晋城市沁水苏庄乡冯岳村运粮滩入境，流经沁水苏庄、王必、郑庄、端氏、嘉峰，阳城润城、北留、白桑、东冶、三窑，晋城郊区李寨、土河、衙道13个乡镇，境内长约160公里，谷深流曲，两岸多悬崖峭壁，沿河居民自古相通往来，选择水流较缓、浅之处设置渡口，多为冬春枯水季节反搭桥（木便桥），夏秋水盛季节行船（人力摆渡木船），经营方式各异，规模大小不一。随着道路交通的不断进步和两岸居民交往日益频繁，津渡的经营管理也逐步完善起来。明清时期，阳城的河头、刘善、王村三处津渡被列为“官办津渡”。同时，古代还在一些津渡设置关卡，以施行收税和防御非法偷渡等，此类津渡称“关津”。其它一般古道上的津渡为“民办津渡”。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境内的津渡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为了阻止敌军进犯，当地民众曾拆桥毁船。为了支援八路军行军，民众常冒险抢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等即曾在望川渡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鼎力相助。新中国成立后，渡口即成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设施。20世纪50年代初，主要渡口受所在地人民政府（或下属的交通科）直接管理，阳城人民委员会曾组建渡口委员会。据沁水人民委员会1953年《关于渡口行船调查报告》称，当时该地设有大小渡口14处，自北至南依次为：大将、王必、石室、郎必、郑庄、南大、中乡、上韩王、下韩王、窦庄、郭必、刘庄、嘉峰、殷庄，共有木船15只，船工52人。其中，郑庄、殷庄津渡较大。阳城的津渡有：望川、上伏（上佛）、王村、刘善、河头、阎家（延河）、赵户、磨滩等10余处。上述津渡中，沁水的殷庄和阳城的河头两处曾以木船摆渡汽车。自50年代后期起，随着跨越沁河的公路永久性桥梁陆续兴建，传统交通方式逐步改变，加之该河上游多处开渠引水，河水流量大减，自此津渡先后废止，至80年代末，仅有个别渡口置小船摆渡，以便行者。

郑庄渡口

地处沁水城东郑庄乡郑庄村，为上党通往河东途经要地，开设渡口历史悠久。明代文人王微诗云“沁水河边古渡头，往来不断送行舟。垂杨两岸微风动，数点眠沙起白鸥”。该渡口解放前为民间经营，附近二三十华里村庄百姓过船费，分夏秋两季付给粮食，多少自愿，三五升不等，到时船工到村庄收取。每年夏可收小麦20余石，秋可收谷物约35石。外地行人过渡费随渡随收，视水情而定。收入除船工工资外，备作木船修补费用，多年沿袭，形成传统。

1954年，沁水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郑庄渡口征收过船费和养桥费的规定》：凡人、畜、车辆、货物过渡一律照章缴费；对义务服务者、革命军人及其家属、退役残废军人、烈士家属凭证免费，周围群众过船仍保持传统收费方法。并对端氏小河征收过渡费也作出规定，防止在水涨时随意提高价格，以保证正常交通往来。

1956年4月，沁水交通科成立，郑庄渡口归地交通科领导，负责人董来旺。与此同时，地里投资打造大船，以渡人畜车辆。是年冬，购置木料架设2米多宽木桥，可通行胶轮马车，仍坚持“以渡养渡”经营方式，凭收取过渡费雇用船工和搭拆木桥。1961年5月，郑庄石拱桥建成后，渡口废止。

殷庄渡口

地处沁水嘉峰镇殷庄村，北距端氏11公里，是地道阳端公路的途经要地。该渡河床宽约150米，原有2只小船，船长约5米，宽2.5米，可乘二三十人，由潘庄公社经营。地交通局接管后，即投资制造能摆渡汽车的大木船2只，船长10米左右，宽约5米，两船联接，每次可渡载重汽车一辆，空车可同时渡运2辆。冬季则搭设木便桥，宽约3米，供车辆及人员通行。

该渡口按“以渡养渡，方便群众”的原则，收取过船（桥）费维持经营。收费标准，每车次汽车重车4元，空车2元；胶轮马车载货1.5元，空车0.5元；铁轮车0.5元。渡运人畜根据水势，每人、每头收费0.05至0.2元不等，邻近大队按每人每年0.5元左右集体包交。冬季车辆通过木便桥，按车次收费，汽车1.5元，胶轮马车0.5元，铁轮车0.1元。

1978年8月1日，潘庄沁河大桥建成通车后，渡口废止。

河头津

位于阳城城东10公里处，自古是该地东西往来的要津，也是省道陵（川）沁（水）公路的途经要地。

清代，由泽州府阳城县署经营管理，置官船1至2只，雇佣船工10至20人，船工银饷由地署发给。民国年间，沁渡里的河头、西坡、水泉沟、门楼底、贝坡、马山等七庙社伙造船只，船工工头与庙社订立合同；保证安全摆渡，如有无故损坏和沉没船只，则由船工家产赔偿。人畜过往不收费，只收车辆过船费。秋后渡口派人到邻近各村、闾挨户收缴粮食，数量不作具体规定，斗而八升均可（即一斗左右，每斗约7.5公斤）。收入除去应交庙社外，全部分给船工。后来又实行过往行人收费，收入当日均分给船工。地衙设护船保卫团，常年驻守两岸。1938年2月，该地政府下令拆桥毁船，以阻止日军进犯。1940年，日军盘踞阳城后，强迫船工十余人补修船只，摆渡军用物资。1945年4月，太岳行署接管渡口，委派5人组织管理船工，备料造船，以服务支前及方便行人，时有船工16人，行署拨小米顶款，以支付船只维修费用和船工工资。行人过河收费作船工补助工资。1949年12月，太岳行署将渡口移交给阳城人民政府管理，地人民政府责成第二区（润城区）公所管理。1955年5月，阳城人民委员会委派分管交通的干事王炳虎到渡口整顿。之后，有船工18人，经营长12米，宽3米的木船两只，并排连在一起，摆渡客、货运汽车。渡口实行以业养业，经营不纳税，按收入的30%提取公积金。同时，渡口还制订了安全规则制度，主要内容为：（1）大河摆渡，每只船载重一般不得超过6000市斤，水深5市尺以上摆渡，须用绳子拉，有17人参加，少1人减少载重500~800市斤，但不得少于15人。禁止渡运汽车。（2）一般船只载重不得超过9000市斤，水深不足5市尺可不用绳子拉，须有12人摆渡，少一人减少700~1000市斤，最低不得少于9人。渡运汽车必须双船摆渡，总载重不得超过12000市斤，15~17人参加。（3）小河在保证安全的原则下，由船工负责确定载重及人数。（4）船上装载货物，高度自甲板起，不得超过7市尺，长度不得超过船身（树木、竹竿除外），遇大风、大河、大浪，酌情降低高度。（5）摆渡按先后次序，首为军车或承担特殊任务的车辆，其次为载客汽车和乘客，然后是货车、畜力车等。如形成堵塞，可让挡路车先渡。（6）乘客要遵守渡口各项规定，禁止喧哗，保持安静。（7）禁止黑夜开船，即看不清水面波浪和对岸时不得摆渡，特殊情况，须经地人民委员会或其派驻渡口人员同意。（8）无人看管的神经病人、酒醉者、违反乘船规则且教育无效者，禁止乘船。1956年3月，该地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渡口委员会，刘仁泉负责，渡口为集体所有制单位，船工月工资25元。1967年元月，王家庄沁河大桥建成通车后，卖掉船只，解散渡口。船工与130686.87元积累资金均归地交通部门统筹使用。

刘善津

亦称润城渡口，位于阳城城东北10公里处，润城镇境内。元延佑年间，即为自该地东北出入之要津，清初，有船工5人，每工日由地署发给银饷二钱五分，为河头津船工的一半。历来是刘善（管置）船，润城（管搭）桥，夏秋水盛行船，冬春水小搭桥，每年交替时间，分别以小城（今润城村）、天坛山两大庙会时间（农历十月初一和三月二十）为准，否则，桥木被冲，损失由船工负责。民国年间，渡口由刘善村公所管理，打造维修船只费用由附近古庙社和民众募捐，收入由船工均分。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化后，渡船收费按河头渡口标准，收入归集体，集体负责船只维修等渡口开支，给船工记中等劳动力工分。1981年10月1日，润城公社投资兴建的润城大桥落成，渡口废止。

王村津

位于阳城城东北20公里，润城镇王村。民国年间有木船两只，无具体管理办法，收费无统一标准，根据水势而定。1945年，村民捐资造船，乘船收费。1975年，船因超载而沉没，造成7人淹死的重大事故，至此渡口冷落。1979年后，有个体户自置木船摆渡。

上伏津

位于阳城城东北20余公里润城镇上伏村。明清时期和民国年间，渡口商贸盛行，可与官办的王村津相媲美。1940年，朱德总司令去阳城途经此津，即由上伏村村民张金荣等摆渡过河。1979年，老船工张金荣自置木船1只，主要服务于煤矿工人过往，上伏煤矿每年酌情付给其工资若干，其它行人每人次收费一至二角，为个体户经营，享受免税优待。

阎家津

位于阳城城东南20公里，东冶镇马山村延河口，古为河南济源通往晋城周村的捷径之要渡，历来冬春搭桥夏秋行船，经营、打造船只及搭拆木桥均由大峪村第六闾（延河村）负责。抗战前夕，船只损坏，唯冬春搭桥。大峪村公所每年秋后在所辖范围内收缴“桥粮”，各家自愿，几升一斗均可。1940年和1957年，为适应延河泉水磨香料（木屑）及粮食加工生产需要，曾置船摆渡。1964年，延河生产队打造木船摆渡，以便至彼岸耕种。1967年夏，马山大队买回河头渡口船只摆渡。1973年秋，船被冲走，至此渡口废止。

望川津

位于阳城城东北润城镇望川村。民国20年（1931年），望川和屯城合为一个编村，村公所驻屯城，故由村民裴荣光、李海川等组织造船，经营摆渡。村公所令庙社拨给船工粮食，顶抵村公所过往费。本村和邻村过往行人，待每年秋后由各闾长按户收粮。1938年7月，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率部队参加町店战斗，即由此过河。1940年，日军盘踞阳城后，船毁人散。

（入选2006年版《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