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寇进攻上海，杭州危急，为了坚持学业，为国家保留一批知识精英，竺可桢校长毅然率领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1937年9月，浙大一年级迁往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12月全部迁往浙江的建德，这就是浙江大学的第一次搬迁，第二次迁往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迁往广西宜山，第四次迁到贵州。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同时，实施文化亡华政策，开始把各大院校作为破坏目标，有选择地进行重点轰炸。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国土上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始了向西南的迁移，有着“东方剑桥”之称的浙江大学自然位列其中。

1937年9月26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几名老师一起坐学校的公车赶往郊外，为岌岌可危的浙江大学寻找一个安全的办学地点。

1937年11月5日，日本侵略军在距杭州仅100多公里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情形危急，浙大决定迁校建德（今梅城镇）。

为了学校搬迁，竺可桢费尽了心机。搬迁的线路、交通工具的筹借、师生的安全、课程的安排，等等，他都得考虑。苏步青教授的夫人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苏夫人会遭受盘问，甚至可能因国人的抗日情绪而构成威胁，于是他便向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朱家骅讨来一张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一律不得盘问检查。

浙江大学西迁的第一站，是距杭州120公里的浙江省建德县城。

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出发，在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全校稍事休整，就立即复课。

浙大在建德两个月，日寇西渐。12月24日，杭州陷落，建德城内防空警报与日俱增。为防不测，浙江大学决定再次迁徙。竺可桢校长这次看中的临时校址是江西吉安。

从建德到吉安，行程752公里，浙江大学的师生却走了长长的25天。上万件图书仪器等校产在部分师生的押运下由30多艘民船运抵江西境内的玉山；师生及家属分别出发。师生们有的坐敞篷车，有的乘难民车，更多的则是步行，沿铁道线到浙江常山。此段往西铁路照常运行，师生们方得以乘车到达吉安。此时正值寒假，师生们却无心赋闲，照常借吉安中学的校舍上课，并举行了学期考试。

1938年2月迁校至泰和，在泰和停留了8个多月，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浙大临时校址设在以泰和豪绅萧百万家的庄园为中心，主要利用西面的华阳书院，东面的大原书院及萧百万的庄园作校舍，进行艰苦的教学工作。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为泰和人民做了四件好事：修筑防洪堤、扩建赣江码头、创设澄江学校、开辟沙村示范垦殖场，如今十处旧址尚存。

然而，吉安也非久留之地，在白鹭洲度过了一个寒假之后，浙江大学便继续南迁，来到泰和县城郊上田村。师生们十分注重竺校长提出“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在泰和，浙大师生为当地百姓做了几件大好事：泰和江水经常泛滥为患，竺先生就要求土木系师生帮助地方除害，在赣江边建造了一条长堤，终于把千年水患制服了；在泰和创办澄江学校，使浙大教工子女和当地百姓子女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开辟沙村垦殖场，组织流亡农民移垦荒田，等等。

1938年夏，日军占领九江，鄱阳湖两岸战事加剧。此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给竺可桢发来指示：“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竺校长经过实地考察，发现泰和到安顺比到广西宜山要远三分之一路程。经过校委会讨论最后决定，浙大先迁宜山，今后视情况再看。

就在迁校繁忙之际，竺校长家发生不幸。竺校长的次子和夫人相继因病去世。但迁校大事难以耽搁，竺校长强忍悲痛，每天与迁校委员会一起筹措搬迁事务。

师生历时40天，步行千里，终于于10月下旬到达柳州西北80公里的宜山。浙江大学在到宜山后的两个月中有146名师生患病，去世的师生也为数不少。期间还经常遭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尽管如此，浙江大学的教学秩序依然。11月1日，浙江大学在宜山复课，竺可桢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次年2月4日，竺可桢又向浙大师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此后，“求是”便成为浙江大学的校训。国立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历来就有“读书不浮躁，做事讲勤奋”的传统学风。而竺可桢把　“求是”精神进一步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他认为，“求是”不仅仅是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更是涉及理想、责任和立身处世的价值观。

在“求是”校训的鼓舞下，这所因战火而被迫流亡的大学，不仅保留了完整的教学体系，更在沿途办起报纸和剧社宣传抗日、制作衣被慰问前线将士、开垦农场安置流亡难民、设计并建造防洪大堤、改良作物提高农业产量。

在宜山期间，史地、化学、教育、园艺、农经等系的师生根据各自的特性，对宜山的地质、风物、人情、经济等进行了考察与研究。师生们还参加了村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的组织，并多次进行义演义卖，将义卖所得捐给国家的抗日工作。学生们还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参加救护、歌咏等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11月中旬，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宜山形势吃紧。此前贵州省技术室主任宋麟生劝竺校长将学校迁往遵义以东的湄潭。竺校长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决定立即迁校至贵州。

1940年5月，第一批浙大师生抵达湄潭。至1940年年底统计，浙江大学学生共有1305人，其中在遵义为680人，湄潭183人，永兴新生422人。

物理系王淦昌教授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那篇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于微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同样在湄潭的唐家祠堂，生物系谈家桢教授在1944年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尔后又用两年时间搞清了这种现象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发表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在国际遗传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在遵义、湄潭7年是浙大科研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罗宗络、丰子恺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他们最主要的代表性论文也是在这里写成的，他们的第一代学生就是在那时养出来的。而在那个时候培养的1300多名浙大学生中，更不乏如李政道、谷超豪等这样的精英学子。

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教师、学生中，日后有50多位专家学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1989年8月，中央领导同志接见的21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梁守槃、潘家铮、李竞雄三位院士曾就学遵义、湄潭；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中，王淦昌、程开甲都曾在湄潭教学。

浙大西迁之路曲折艰难。在此过程中，浙大还肩负着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民国教育部将《四库全书》交托给浙大校长竺可桢，要浙大保护好《四库全书》，将它转移到安全地方。《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共有7部，其中3部在清朝末年已被损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为了《四库全书》不被战火摧毁，浙大师生排除万难，冒死将剩下的一部《四库全书》共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的地母洞存放。

“一次荡气回肠的文化长征”

在迁移的两年多时间里，浙大师生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辗转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跋涉2000余公里。浙大西迁途径的路线正好与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行经的上半段路线吻合，到达的终点又正是革命历史名城——遵义。因而，人们把浙大西迁办学这一前所未有的壮举称为“一次荡气回肠的文化长征”。

“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1945年10月，应竺可桢之邀，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 纪念大会。会上，浙大的教授们宣读了多篇论文，李约瑟被这些与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惊了。后来他说：“我可以毫不吝啬地说，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光辉典范

从杭州西迁之时，浙江大学是一所只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随校西迁学生460名的地区性大学。1946年返杭时，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7个学院25个系的全国著名大学，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业经济4个研究所和史地教育研究室。教授从70余名增加到201名，学生人数则达到2171名。浙大西迁办学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光辉典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优良精神品质。

胡刚复：浙大西迁“总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日寇进逼杭州，浙江大学被迫于1937年11月走上西迁办学的漫漫长途。举校搬迁是一个十分艰难庞大的工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细致的过程。迁到哪儿？何时动迁？用什么交通工具？分几批出发？仪器设备如何运输？由谁随同押运？战火纷乱，随时可能遇到敌机的轰炸和交通的堵塞乃至瘫痪，沿途如何接应才能保证全校师生安全抵达？

这一切都需要有人周密考虑，统一部署和指挥。浙江大学的西迁，竺可桢校长是当然的总指挥，当时浙江大学没有副校长，为竺可桢东奔西走，出谋划策，内外张罗的是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

胡刚复与竺可桢是哈佛同学，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后，便力邀胡刚复一同来到浙大。学校西迁，他被委以“特种教育委员会”常委，负责迁校的具体工作。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迁校次数是全国大学中最多的。每次举迁，胡刚复带领的先遣队和后勤筹划小组都要提前两个月上路，进行实地调查；一旦校址选定，还要赶赴当地，修缮房屋，安排教室、宿舍等，保证大部队一到，很快就能开展教学和科研。在兵荒马乱之中，常常是要车没有车，要船没有船，突发事件随时发生，而浙江大学图书资料、仪器设备，都能安全运抵，遇到险情，也都能转危为安、完璧归赵，物理系连一迭稿纸都没有丢失，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这一切，是与胡刚复的缜密安排分不开的。

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曦：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的历史，是老一辈浙大人自觉肩负历史使命、勇于担当民族大义，自觉肩负育人重任、不断追求卓越和自觉肩负社会责任，服务人民群众的历史，是海内外浙大人心中的一座丰碑。要永远铭记先辈们用足迹写下的“文军长征”的光荣历史和他们不畏艰险、追求真理的崇高风范，大力弘扬这段历史所折射出的宝贵精神。

电视纪录片《文军西征》

2008年9月1日开始，由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摄制的以浙江大学西迁历史为主题的十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文军西征》节目在CCTV-10正式播出，播出时间为每天下午2点至2点半。本片以十集的容量，通过历史文献、遗迹，以及亲历者的口述等，再现历史长河中的人和事，完整地记述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史，通过浙江大学的西迁崛起，讲述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西迁办学纪念碑

西迁办学纪念碑取址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北山南坡区域，背山面水，其东南侧为学生活动中心和小剧场，占地260余平方米。纪念碑主要根据西迁办学点的地形地貌，以青石为主材，通过折纸和台地的形式造型设计，将西迁办学路线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体现艰难的历程和忧患的意识。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带队重走西迁路

2017年恰逢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西迁办学80周年。8月3日至9日，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带队重走西迁办学之路，跨越赣、桂、黔三省，缅怀求是先贤，重温求是校训，深化校地合作，服务西迁办学地社会经济发展。

“红军长征与文军西征”主题展览

2017年5月22日，由浙江大学、遵义市联合举办 “红军长征与文军西征”主题展览开幕，展厅设在在校友楼二楼。

《记忆贵州》专题片《浙大西迁》

2021年8月3日周二晚20点10分，贵州抗战遗址系列专题片第一集《浙大西迁》在贵州广播电视台科教健康频道（贵州6频道）《记忆贵州》栏目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