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简称港九大队），1940年9月建立，1942年2月正式成立，是一支由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领导下组成的游击队。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于1941年12月8日进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环境下，组织游击队到香港展开游击战争，是整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迫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中国许多文化界的人士从内地转移到香港，以香港为阵地，继续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斗争。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急电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称东江纵队）一定要把这些文化界的人士，国家的宝贵财富抢救出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紧急从惠阳、宝安派人一直深入到边沿地区，配合香港的地下党组织抢救文化人，保护他们疏散到安全地带。

三、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新界和九龙时，英军很快投降，有大量的失散的枪支弹药、工业用品等物资。为了夺取这些武器和物资武装我们的部队，以增强战斗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派出人员进入香港地区，取得很多枪支和物资。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认识到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坚持港九地区的斗争，总队决定在港九地区成立港九大队，将派到港九地区活动的各个部队统一组成一个指挥部。

四、其实对于日军的作战行动，中国共产党人早有预判。1942年11月下旬，日军即将进攻香港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即接到了正在香港开会的该队政委尹林平的指示：“作好应变的准备，一旦战事发生，立即派部队进入港九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于12月9日派一部兵力进入新界元朗地区活动；11日，派茜坑、马鞍岭抗日自卫队挺进西贡半岛的赤径、企岭下、深涌附近，并从第3大队第1中队抽调20人组成小分队，从惠阳短枪队等部抽调10余人组成短枪队，同时进入西贡。随后，这3支队伍组成武工队性质的短枪队，队内设立临时中共党支部。至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挺进九龙、新界地区有近百人，如同一把尖刀，深深插入日军的心脏。。

1942年2月，陈达明带着总队林平、曾生等同志的信到了港九，在西贡，陈达明、蔡国梁和黄高阳开会。1942年2月3日，港九独立大队正式成立，大队长蔡国梁、政委陈达明、政训室主任黄高阳，统一领导港九地区武装斗争。这支队伍后来发展到数千人，包括港九地区的工人、农民和热血知识青年，下属6个中队。有长枪队、短枪队、海上武装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和情报系统等。

港九独立大队成立以后，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新界的原居民，他们不但积极援助游击队，许多人还加入部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战争中。

最早参加港九独立大队的人，很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家境富裕的英文书院的学生。如港九独立大队政委陈达明是位大学生；国际工作小组负责人黄作梅毕业于皇仁书院；给曾生司令当英文翻译的林展是庇理罗士女书院的学生；全家共有九人参加游击队的沙头角罗家，几兄弟也分别在英文书院和大学读书。

为巩固香港的重要“堡垒”作用，日军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港督，以军警特宪钩织成严密的殖民统治网，大肆进行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使香港进入漫长的“黑暗时期”。港九大队利用日军占领香港初期兵力不足、无暇顾及乡村的有利时机，派出大批民运队员深入到九龙、新界的650多个村庄，积极发展、组织和武装群众，肃清土匪，组建抗日团体，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不断扩大队伍，还在一些村子建立了“白皮红心”政权，为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针对港九地区地域狭窄、回旋余地小、日伪军警林立、城镇密集的特点，港九大队着重发挥短枪队的高机动优势，多打小仗、巧仗，扰得敌人蒙头转向，袭得敌人笼破网穿，打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推动了城市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名扬港九的传奇英雄刘锦进，就是短枪队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刘锦进原名刘黑仔，是西贡区沙田短枪队副队长。他和队长黄冠芳率领短枪队以观音山、吊草岩一带为依托，频频奇袭日军，屡建战功。该队曾在狮子山下与日军的遭遇战中全歼日军1个分队；在窝塘村联合抗日自卫队夜袭日军兵营，全歼日军1个工兵分队；化装奇袭日军牛池湾哨所，全歼日伪军16人。刘锦进更是英勇无畏，曾3次化装挑着菜担进入九龙市区，击毙4名岗哨日军；设伏活捉日本高级特务东条正芝；驾船在九龙太古船坞海面跳过敌船，活捉了两名密探……刘锦进的英勇事迹扬我军威、大快人心，令敌闻名丧胆、谈虎色变。经过艰苦斗争，港九大队在西贡、沙头角、元朗、大屿山、上水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人数也于1943年春夏后增至约800人，下辖5个地区中队、1个海上中队、2个长枪中队和1个直属中队。灵活游击歼敌的同时，港九大队从1943年春开始，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作战。进入1944年后，这种反“扫荡”作战更加频繁，几乎月月都有，在5月1个月内竟多达8次。1944年2月，日军出动1000余人，陆海空密切配合，以“远道奔袭”“分区拉网”“拉锯清剿”等战术，对沙田、西贡进行了为期17天的“扫荡”，企图一举歼灭港九大队。港九大队遂以西贡中队在内线积极进行麻雀战，机动灵活歼敌；以短枪队挺进外线九龙市区，神出鬼没伏击日军。13日，刘锦进带领3名队员乔装奔赴市区九龙塘，处决了日军九龙宪兵司令部的汉奸翻译，令日军大为震惊；接着又和黄冠芳率队潜入启德机场，炸毁日军油库1座、飞机1架。同时，市区中队也全线出击，展开了“纸弹战”（散发传单）“地雷战”，成功爆破了九龙窝打老街四号铁路桥。几支队伍配合作战，迫使日军回援，仓促结束“扫荡”。

在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时，港九大队从200人扩展到超过6000人。在英军撤退后，港九大队队员获取被英军丢弃的武器，并在新界及九龙建立基地，同时在西贡墟建立地下联络系统。而第三个和第五个分支在蔡国梁之下，被派遣到香港和九龙，由队长黄冠芳和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统领香港及九龙的抗日武装斗争，并让中国获取日本对华南、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的战略机密。

港九大队属下有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队员竭力攻击强盗和日军，保障农作物及人命安全。港九大队亦帮助破坏日本在香港的军事据点，和促进了在中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友谊。在使用游击战的常规战术下，他们杀死了一些汉奸和其同党，在九龙和广州保护贸易商人，攻击大埔的警察局，并轰炸启德机场。

香港沦陷前，港九地区已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物资、药品、武器、弹药的重要补给地。香港沦陷后，港九大队将收集的英军遗留物资和武器弹药，连同每次战斗后缴获的大部分战利品，都源源不断运回内地，送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同时他们还利用香港物资集散地的优势，帮助党组织和游击队搜集、运送物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指战员们的衣服、日用品及各类药品等，不少也都来源于港九地区。日本投降后，港九大队积极转移武器弹药，就地掩埋或设法运回内地，还将收缴的日军汽车转给当地汽车行，为以后部队活动积蓄了经费。由于港九地区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因而也成为敌情紧张时部队休整或转移伤病员的重要安置点。1943年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惠阳大队在梧桐山战斗中有10余人负伤，便被运至港九沙头角三亚村附近茅寮治疗。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港九大队医务人员宁肯自己挨饿，也将仅有的菜粥让给伤病员。1944年，护航大队大队长刘培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必须进行手术治疗，也是由港九大队在当地群众帮助下转送至香港医院，手术后又在西贡医疗点休养了一段时间才返回部队。

随着日军炮火的骤然而至，香港这个战时的“世外桃源”瞬间破灭。日军侵占香港后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上交通，大肆搜捕、诱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这样，早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被疏散到香港的数百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面对更加残酷的迫害，身陷孤岛，处境十分艰难。1941年12月8日，战事爆发当日，周恩来就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来电，“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8日至9日，周恩来连续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要不惜任何代价，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艰苦而复杂的工作，港九大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与香港中共地下组织一起，动用各种关系层层串联，设法与全部滞留人员逐一联系，帮助他们摆脱日军特务的监视跟踪转移住址，分东西两线，秘密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处，再转送至东江抗日根据地。1942年元旦，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在地下交通站负责人李健行、短枪队队长黄冠芳的掩护下，先行撤离香港。1月9日，在香港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茅盾、叶以群等人乔装混在难民群中，由交通员带领穿街越巷，黄昏时来到铜锣湾避风塘，穿过被剪开的铁丝网缺口偷偷上船。次日凌晨，又与前期抵达的邹韬奋、胡绳等一起，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改乘3只竹篷小艇，趁日军换岗之机疾驰渡海，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11日，一行人再次扮作难民，在武工队的护送下翻山越岭，历经艰辛终于抵达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同时，从九龙西贡乘船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也辗转抵达坪山抗日根据地。由于何香凝、柳亚子等体弱不易爬山涉水，只能乘风帆船至汕尾，偏偏海上无风可乘，被迫漂泊多日，缺粮少水，多亏港九大队送粮送水才化险为夷。两条营救路线布满日军岗卡，时有土匪袭扰，险情重重。港九大队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其间，历经艰难险阻。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营救工作，800余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终于逃离日军“虎口”，突然出现在内地大后方，极大震撼了日军。这一壮举蜚声海外，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对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夏衍评价道：“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香港沦陷时，有一大批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滞留港岛，处境十分危险。港九大队克服重重困难，配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从香港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700多人，一些国民党官员和眷属、遇险的美国航空队飞行员以及港英官兵和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的人士近百人，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港九大队在营救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士上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共有20名英国人、54名印度人、8名美国人、3名丹麦人、2名挪威人、1名苏联人，以及1名菲律宾人获拯救，包括被囚的赖特上校等英军官兵及美军飞行员，此外亦有大批内地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人士获救。

另外，港九大队亦协助营救战俘，包括著名的赖廉士爵士、祈德尊爵士、王国栋教授和David Bosanquet。

港九大队对盟军最重大的贡献，是抢救了8名因日军击落其飞机而跳伞到九龙的美国飞行员。当时为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飞行指挥员兼教官克尔(Donald W. Kern)中尉在轰炸启德机场时被日军击中，跳伞降落观音山，后得到游击队小交通员李石仔等救助才能逃出日军的搜捕。

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港九大队严格遵循上级指示，积极加强与盟军合作，配合盟军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香港沦陷后，囚禁在集中营中的港府官员、英军官兵和英、印、荷、比、俄、丹、挪、菲等国侨民，成为港九大队营救的主要目标。从1942年2月开始，仅耗时短短两个月，港九大队就营救出香港警司汤姆逊先生等多名英军官兵。后经被救的赖特上校建议，英军成立了专门营救战俘的英军服务团，由此开始了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营救盟军、互通军事情报的短暂合作。随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调派熟悉英语、有合适社会关系的干部，在港九大队建立了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任组长，并在香港和九龙设立了秘密的联络点。尽管受国民党方面的干扰，英方同年8月断绝了与我方的联系，但港九大队本着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仍冒着极大的危险积极展开营救活动：有的通过牧师、神父直接打入了集中营；有的乔装成小商贩，趁集中营战俘外出劳动之机，帮其藏匿再伺机转移；还有的将写着英文的木板漂流到驻扎在海边的集中营，秘密取得联系后帮助战俘逃离。这些获救人员多次致信感谢港九大队，英军服务团负责人赖特对游击队的壮举也深表敬意，曾向游击队领导表示：“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港九大队努力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赢得了盟国的赞扬，在国际上声誉日高。战后，英国政府对我营救英军的这一珍贵援助“表示钦佩”，给予高度赞扬，并授予黄作梅一枚奖励勋章。此外，港九大队还营救了美军第14航空队飞行员克尔中尉，受到国内外高度赞誉。与盟军合作收集日军情报，是港九大队的又一重要贡献。鉴于东江纵队（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12月改编而成）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美军第14航空队主动与东江纵队接洽，提出建立电台、收集日军情报等合作事宜。东江纵队请示延安后，答应了美军的请求，建立了联络处，情报范围遍布整个东江敌后和西江、北江地区。港九大队更是成立了大队、中队、群众三级情报网，并派人渗透到日军行政要害部门，网、线、点全覆盖，耳目遍及港九。女队员文淑筠天天站在中环半山“儒林台八号”的4层楼阳台上，用望远镜观察记录维多利亚港日军舰艇进出港及锚泊情况。同时会讲英语和日语的情报员李成，设法打入驻港日军宪兵总部特高课，取得了驻港日军的军用地图副本，交给地下党员黄施民，通过港九大队地下交通站送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而后转交美军。凭借此图，美军于1944年底至1945年初，连续轰炸了日军的香港军事设施。港九大队为美军提供的情报举不胜举，如香港日军的海防详图，日军在港机关、油仓、机场、船坞等详细图样，日本华南舰队密码，伪香港政府组织详情、文件报告和军事图册摘录，日军在香港的防卫力量，广九沿线日军工事图解等。

1942年4月，港九大队队员加强了对大屿山的控制，强化与澳门和广州的通信。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为“东江纵队”，而港九大队仍是它下辖的一个分队。

港九独立大队游击战士经历无数艰险，不怕牺牲，坚持敌占区反法西斯战斗，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悫（cecil Harcourt）率军舰抵港，港九独立大队奉命于9月28日发出宣言，向港九同胞告别，一周内撤出港九地区。该队大部人员后来随东纵北撤，一部分留在香港坚持地下斗争，还有一部分人员复员。

不公正的评价

1946年4月30日，港督杨慕琦从沈阳战俘营重返香港，正式成立香港政府。直至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离任，前后经历半个多世纪，他们对于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曾经配合盟军英勇作战、深入集中营营救英军战俘、长期支援英军服务团进入香港建立情报系统的游击队，一直不承认他们的存在，不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是不公正的。

正确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1998年12月28日，在大会堂隆重举行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仪式，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亲自将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烈士纪念龛内。特区政府立法确认了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地位，并依据太平洋战争抚恤条例，对烈士家属、曾经负伤和被俘被虐待的队员给予抚恤，在港有永久居住权的队员及家属享受公务员的医疗待遇。

总体评价

在香港沦陷后的三年零八个月里，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港九大队慨然而起，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灵活周旋，书写出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为华南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