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评论》是毛泽东创办并亲自主编的第一个正式报纸，是五四时期以湖南学生联合会名义在长沙出版发行的一张四开四版小型报纸，每周一张。自1919年7月14日创刊号问世至8月被军阀张敬尧查封，共出版发行四号与临时增刊第一号。李大钊看到《湘江评论》后，称赞《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报刊之一。

五四运动时期，全国传播新思潮的刊物争先恐后地涌现，至1919年7月，长沙出现了《岳麓周刊》《女界钟》等进步刊物，但影响都不是太大。湖南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深得大家信任，被一致推举担任主编。

毛泽东出任《湘江评论》主编，既是众望所归，也是欣然受命，青年毛泽东既有办报的热情、能力，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公众影响力。

从办报意愿和热情来看，毛泽东渴望创办一个刊物以团结有志之士共同奋斗的想法由来已久。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报刊对民众的宣传作用，让毛泽东对于报刊有了启蒙认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从事的革命报刊编辑活动，给了毛泽东深刻启发。毛泽东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和追随者，后来他自己回忆时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

从能力来看，其一，毛泽东自幼天资聪颖，胆识过人，入学后勤奋好学，饱读诗书。在《湘江评论》创刊前，毛泽东已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其二，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来到北京，后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先后拜访了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当时的北大校园思想空前活跃，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加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两个学术团体。新闻学研究会宗旨为“输灌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由蔡元培亲任会长，徐宝璜任研究会主任，聘《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导师。徐主讲新闻学基本知识，邵则主讲新闻采编业务，他们的办报主张和业务思想，都对毛泽东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三，毛泽东在主编《湘江评论》之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办报实践经验，例如在一师学习期间就汇编过《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等小册子。

《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出版，第二号于7月21日出版（同日出版了《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第三号于7月28日出版，第四号于8月4日出版。8月中旬，《湘江评论》小样刚刚打出未及发行，便遭到张敬尧的查禁，理由是宣传“过激主义”。《湘江评论》被迫停办的同时，湖南学联也遭强行解散。

在编排形式上，《湘江评论》借鉴了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每周评论》；在内容上，发扬了中国近代报刊长于政论的传统，以评论为主。主要栏目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等。

《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办报宗旨，对国内外最新革命形势进行报道、评论，发表了大量充满革命激情与富有批判精神的文章，介绍了有关政治、教育的最新思想，热情讴歌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意义，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腐朽本质作了一针见血的抨击，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与封建落后思想。可以说，每一号散发油墨清香的《湘江评论》，都是为读者准备的营养丰富的思想大餐。

《湘江评论》所刊文章中，影响最大、反响最强烈的当属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此文连载于二、三、四号，紧扣“宣传最新思潮”的办刊宗旨，对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大联合的方法以及民众大联合必定成功的道理，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的关键。这成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雏形。文章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展现了青年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第一，宗旨明确，思想先进。毛泽东在《本报启事》中，开宗明义地宣告“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纵观报纸文字，无论是长篇大论，还是短小随笔，都始终贯彻了这一宗旨：反帝反封建，倡导民主与科学。

第二，视野开阔，目光长远。报纸报道宣传立意高远，文章都是关于一些大事件，捕捉的都是热点问题，所发议论高屋建瓴，对问题的剖析入木三分。报道涉及的范围也不只局限于湖南，而是放眼全中国全世界，充分体现了青年毛泽东的眼光和智慧。

第三，融思想性、战斗性于一体，将宣传报道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

第四，编排醒目，文笔优美。《湘江评论》全部采用白话文写作，具有文字通俗、笔调活泼、言简意赅的特点，对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有吸引力。报纸主要采用专栏结构，层次清晰，阅读方便。为了更贴近读者，还辟有《答读者问》专栏，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以引起群众的共鸣。

《湘江评论》从创办到被查封，虽然只出版了四号正刊和一号临时增刊，前后只存在一个多月时间，但被公认为是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影响十分深远。创刊号首印两千份，马上就卖完了，再印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从第二期起刊物开印五千份，这在当时的报刊中已经是很大的发行量了，但仍然供不应求。《湘江评论》寄到北京后，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高度重视。胡适认为《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此外，当时北京、上海、成都等一些报刊都全文转载或摘要转载了《民众的大联合》。可见《湘江评论》得到了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其他刊物的高度认可。

《湘江评论》的巨大影响力还表现在对青年和学生的启发很大，引导了一大批青年投身到救国革命事业中来。许多人正是从阅读它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萧劲光曾谈到：“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郭亮、向警予也是受到《湘江评论》的影响才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后来均成为我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