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经济学亦称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种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批判正统经济学(即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宣称要在西方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激进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者的面目出现的，在理论上，它批判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揭露美国资本主义，主张改革美国社会组织，声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和发展，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旨在医治这些痼疾的处方。在方法论上，它摒弃正统经济学的超历史的分析方法，而吸取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把社会看作是存在于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各种社会体制的综合。它偏重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否定边际主义的方法而向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本身提出挑战。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理解十分肤浅，有的甚至是断章取义加以曲解。

激进经济学提出一些大体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为依据 ，或与之相接近的论点，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观点属于这个流派并具有相当影响的，还有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人们习惯地把他们称为“老左派”，而把60年代后期出现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称为“新左派”，这是当前西方“左派经济学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正式打出“激进”旗号，是1969年在美国成立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当时，在美国各大城市爆发的黑人抗暴斗争，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和美国大学中兴起的进步运动，促使美国部分人民的思想趋向革命化。于是，在美国西部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基地，不少具有激进思想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等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组织，其宗旨是“研究发展和应用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为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

最初，他们与黑人斗争和学生运动相结合，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在大学校园或市区广场上宣讲自己的激进观点或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不久，他们的作品流传到全国，联盟有些成员成为较有影响的大学教师，编写了教材和论著出版。联盟迄今还定期出版《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年代，联盟有成员2000多人。

联盟成员在政治上批判资本主义，一般都推崇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经济制度不是以人类本性或技术特点为基础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后者在不断演变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根本的变化；任何具体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又以“社会-经济阶级”的特殊结构为其特征。

几乎所有社会中这种“社会-经济阶级”结构都是极不平等的；为了走向更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必须对这种环境进行根本改造。因此，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在政治上将尽力支持被支配阶级所发动的改革运动。

激进派认为对于人的经济行为，不能通过概括普遍性的人的倾向，并在形式上用最优化模式来进行分析，而必须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家庭和企业都不是最主要的决策单位，决定经济成果的关键是形成相互冲突关系的人群或阶级所产生的集体力量；不能从基础结构以及各种经济运动趋于均衡的假设出发，制订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发展的模式，相反，应该在“社会-经济阶级”的相互冲突中考察基础结构的不断变化，并用动态的不均衡模式来探索经济过程发展中的辩证的和矛盾的特点。

谢尔曼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的产生的社会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上世纪50年代，谢尔曼认为，美国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黑人安于拥有支付最低报酬的主要职位及教育很少的“地位”。妇女也安于从事炊事、清扫和照料孩子而获取低工资的工作的“地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揭露”贫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核战争的危险和环境的破坏，是这个时期的最畅销的书。要求黑人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部分地是因为黑人离开了南方农业区域进入南方和北方的城市。

谢尔曼指出，约翰逊政府使美国卷入越南的一场不寻常的战争。结果，便出现了巨大的觉醒和强有力的日益增长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而黑人运动则变成了更具战斗性的、要求黑人权利的运动。同时，要求妇女解放的妇女运动也开始活跃起来——部分地是基于日益增多的妇女跻身于雇佣劳动者的行列，有50%以上的妇女变成雇佣劳动者。

谢尔曼概括地说，由于反战运动集中在大学校园，像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一样，大学受到了所有这些运动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和某些青年教师中，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形成了一些激进的观点，但很难把这些观点归于个人的名下。在经济学中，激进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个被称作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的组织.

理论缺陷

激进派的共同立场和基本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激进经济学家对主流派经济学的不满，有人把激进经济学家评论主流派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概括为五点：

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并用边际生产率、供需模式等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回避了在各阶级间分配收入的基本问题；

用消费者爱好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而消费者爱好又被看作已知的或特定的；

不注意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只重视在数量上分析每个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爱好对消费品和闲暇的选择所得到的满足，并不考虑劳动群众的劳动条件如何，生活环境是否恶化，以及集体福利的供应是否充分；

重视在经济制度下的边际变动，不注意较大的数量上的变化，更不研究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变动问题；

忽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回避经济中权力分配问题，主流派经济学摒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用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并自诩采用与政治脱离的较具有“科学性”的“经济学”名称。但激进经济学家坚持把这门经济学科称作“政治经济学”。

激进经济学家认为这门学科应着重研究社会上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微观和宏观背景下阶级冲突的机制，当代阶级社会走向危机的趋向，以及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过渡问题。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员对具体的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而有所变动。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可以说还没有定型，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自联盟成立后的十多年来，激进经济学者已发表了不少论著，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美国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个人看法。

例如爱德华兹的《谁在福利国家获得好处？》一文，对美国各级政府的福利开支作了详细的调查，指出政府的福利项目并不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福利补助并投有改变全国人民收入不均的状况，福利开支有一部分来自贫苦阶层所缴纳的税金，总之，福利制度只是使贫穷者避免陷入过度贫穷状态，也就是不使贫穷者起来反抗；

谢尔曼、韦斯科普夫、沙依等提出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如何发生的三种论点，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劳动后备军消失论和现代工人阶级消费不足论，他们引用利润率的升降、投资额的增减等大量统计数字来考察导致资本主义周期各阶段交替的机制，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海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质变，因为它意味着资本的跨国化、资本积累的跨国化，因而导致国际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还有一些激进经济学者进一步发挥海默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还意味着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同过程的一体化，从而国际分工也趋于两极分化。

总的看来，美国许多主流派经济学家轻视激进派学说，认为它仅是政治态度的表达，而不是认真追求真理。但也有一些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激进派提出的一些论点可以作为传统经济学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