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字辅廷，晚清宗室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镶蓝旗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曾孙，庆僖亲王爱新觉罗·永璘之孙，不入八分辅国公爱新觉罗·绵性长子。

道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1838年3月24日），奕劻出生于北京。他的祖父是乾隆帝第十七子庆僖亲王永璘，父亲是永璘第六子绵性。永璘去世后，其第三子绵愍承袭郡王封号。道光十六年（1836年），绵愍去世，道光帝降旨把绵志之子奕彩过继给无嗣的绵愍，承袭郡王爵。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奕彩丧中纳妾及行贿宗人府等事被发觉，奕劻的父亲辅国公绵性欲趁机填补奕彩留下的郡王爵而行贿，结果两人双双被夺爵，绵性还被发配盛京。绵性的哥哥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也因包庇绵性之罪而被降为镇国将军。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一月，绵悌死，道光帝又把奕劻过继给绵悌，降袭辅国将军。

咸丰元年（1851年），内务府把庆王府（之前为和珅府邸）从奕劻手中收回赐予恭亲王奕䜣。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初一日，奕劻被封为贝子，兼奉庆良郡王绵愍之祀。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因为咸丰帝三十岁万寿，奕劻进封为贝勒。慈禧在咸丰年间与其弟叶赫那拉·桂祥通信之时，常由奕劻代为捉笔，奕劻虽无学问，却写得一手好字，因此深得慈禧的好感。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同治帝大婚，奕劻加郡王衔，被授为御前大臣。这是奕劻首次获得较高的官职。

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借口中法战争失利罢斥恭亲王奕䜣的一班军机，史称“甲申易枢”。甲申易枢之后他因缘得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事务，并进封庆郡王。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清廷设立海军衙门，他受命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权位渐崇的奕劻因才能平平而庸碌无为，常为时人所暗讥。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命在内廷行走。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奕劻被授为右宗正。这一年光绪帝大婚，赐给他四团正龙补服，其子载振头品顶戴。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奕劻被封为庆亲王，权位渐崇，而庸碌无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戊戌政变的关键时刻，奕劻挺身而出，帮了慈禧大忙，封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戊戌政变以后，随之而来的“己亥建储”，奕劻既然支持慈禧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自然也不会反对立储。并且奕劻作为神机营的主管，他在己亥建储过程中，对慈禧的支持，显得格外重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春，当义和团波及京师之后，奕劻作为总理衙门大臣，屡次领衔上书，请求朝廷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奕劻奉命留京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议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后，他仍任总理大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军机大臣荣禄病死，奕劻进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很快又管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 奕劻为人贪鄙，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当时的人们讥为“庆那公司”。

光绪三十年（1904年），御史蒋式瑆奏劾奕劻任军机大臣以来，大小官员都去贿赂他，庆亲王府门庭如市，奕劻挥霍异常，但是尚能积蓄起巨款，在英商汇丰银行存入一百二十万两私产。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御史赵启霖再次奏参他为段芝贵谋巡抚职，受贿十万两，其子载振并纳段芝贵所献歌妓杨翠喜。但奕劻因得慈禧太后宠信，两案都不了了之。奕劻初主军机时，袁世凯就用重金笼络，使之成为袁世凯在朝廷中的内援（参见丁未政潮）。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奕劻七十诞辰，大开祝典，成了官员们攀缘交结的好时机，而奕劻更是大肆进财纳贿。各地进献者络绎于道，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列起了长阵。这一次七十寿诞，奕劻所得现金达五十万两白银之多，礼物价值更为百万两白银以上。

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裁撤军机处，奕劻任“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同年十月，武昌起义后，他竭力主张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不久，袁世凯被起用，入京代他为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奕劻改任弼德院总裁。

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十七日，清廷第一次御前会议，奕劻、溥伦主张自行退位，宣布共和，但溥伟、载泽坚决反对，没有结果。第二天再开御前会议，仍无结果。会后，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等十余主战派前往庆亲王府邸，围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二月十二日，宣统帝退位后，家人劝奕劻前往天津避难，奕劻执意不肯。亲家孙宝琦与长子载振强行架起奕劻，“绑架”至轿车，天未亮即出正阳门，赶头班火车奔赴天津。车发北京，奕劻如释重负，卧榻而眠。至天津，奕劻饮食如故。在天津小住一段时日后，听闻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革命风潮已经平息，劫难已过，奕劻终究舍不得北京的一片家业，遂再回北京。一进庆王府，但见满目狼藉，犹如抄家一般。

民国六年（1917年）一月二十九日，奕劻病死于天津租界，时年七十九岁。内务府大臣初拟谥“哲”，按谥号解，知人曰哲。溥仪不同意，亲选四字，让内务府选择，为“谬、丑、幽、厉”。溥仪之父载沣闻此，终觉同为宗室，有所不忍，劝溥仪网开一面。溥仪仍不肯。后在亲贵力争之下，才赐谥“密”字，密者，“追悔前过”之意。当时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颁令，允许其子载振世袭和硕庆亲王的爵衔。

奕劻的重要的政治举措就是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尚处于萌芽时期，奕劻就是该运动的直接关系者。由于民教冲突日益增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总理衙门拟定了教案处分章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奕劻就是和德国公使海靖进行交涉的主要人物。有着多年对外交涉经验的奕劻，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二月十九日，奕劻领衔会奏，请严行查禁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拳会。并提出了“剿团和洋”的主张。奕劻在义和运动时期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力主镇压、韬光养晦和议和谈判。

光绪二十五年（1901年）九月七日，《辛丑条约》正式签字，从和议开始到光绪二十五年（1901年）二月底，奕劻等人主要与各国使节纠缠于所谓惩治“祸首”的问题，历时六个月之久，奕劻在“剿抚”政策上，和载漪等人尖锐对立，要不是处事圆滑，有可能弄到与被杀五大臣同样的地步。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4日，奕劻、那桐、徐世昌联合推动载沣起用袁世凯。“闻内廷议起用袁项城，监国不应，且哀泣。”（剑农《辛亥革命始末记》）奕劻对载沣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安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不过这件事要办就办，若犹豫迟延，就怕民军的局面再一扩大，更难收拾了。并且东交民巷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说’。”那桐、徐世昌也从旁附和。奕劻力促袁世凯出山，除了希望袁世凯帮助他支撑局面、力挽狂澜，以袁为助力来平衡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亦是其主要目的。然而，奕劻没有料到，袁世凯复出，已不再具有昔日庆袁联盟性质，而是袁一枝独秀的局面。

袁世凯复出掌权后，政局进一步向共和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势下，奕劻认识到清王朝大势已去，用清帝逊位来换取袁世凯与南方临时共和政府对皇室、皇族的优待条件，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至此，奕劻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他不再对清王朝的保全存有幻想，而是利用自己“最得隆裕太后之宠信”的有利条件，开始说服隆裕太后有条件地交出政权。最终，在袁世凯与革命党的内外压力下，“皇太后似已内命庆亲王就目前时局问题与日、英两国公使磋商”。在剥夺载沣摄政，同意袁世凯与革命党议和，直至最后同意清帝逊位等涉及清王朝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隆裕太后皆听从了奕劻的主张与建议。

光绪十年（1884年），奕劻入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境固边，以战促和、乘胜即收，“战非不可持，在绝诸臣之观望；和非不可议，在杜法人之欺蒙”。这是慈禧太后在中法战争中所采取的基本外交政策，而替代奕䜣入主总理衙门的奕劻，也正是这一政策最忠实的贯彻执行者。实际上，在中法交涉过程中，奕劻并不保守妥协，相反，对于法国侵略者的贪婪行径，他主张积极备战，针锋相对，以战促和。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订立后，慈禧太后以为战争即可就此结束，6月23日，清军撤退的期限未到，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返回中国境内，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面对这种“朝廷允和而法人背约”的尴尬情形，奕劻虽然认为这是法国的无理勒索，但为顾全大局计，他一面拒绝法方要中国撤兵的无理要求，一面仍委托赫德到上海与巴德诺进行沟通，同时通过上海道台邵友濂与巴德诺接触，并决定派曾国荃于7月下旬到上海与巴德诺就此冲突正式展开谈判。6月26日，《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墨迹未干，茹费理就命孤拔率舰队准备从海上入侵中国。对此，奕劻认为法国“贪鸷己极”“洋情叵测”，向清廷建议备战，主张备战与谈判双管齐下。

8月5日，法军进攻基隆。23日，法军又摧毁马尾军港的中国海军及其在福州的船厂。法军进攻基隆事件发生后，奕劻告诉企图调停中法战事的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美国所提出中国将赔付法国的任何数额，因为法国进攻台湾基隆的原因，中国决定一分钱也不赔付了。8月30日，奕劻代表总理衙门对外明确表明中方态度，对于侵略者法国的索赔要求，中国一文钱也不会赔付。面对法军对东南沿海的进攻，奕劻主持总理衙门积极为清廷搜集情报，传递消息，并且通过赫德等人从外交途径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庆亲王奕劻工作能力很差，名声也不太好，官运却好得出奇。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最后升到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但是庆亲王业余时间更忙，主要是吃饭、打牌、投资。

请客和吃请是他每天必修课，主题多是庆贺生日。当时成功人士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所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然后就是打麻将。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从宫女到太监，无不乐此不疲。当时大清正是内外交困，慈禧需要舒解心情，所以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庆亲王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不是陪老佛爷、就是陪老佛爷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这位女士每次进宫陪打，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功夫不负有心人，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批评意见。慈禧耐心地做人家思想工作：“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说庆亲王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至少他的理财水平出类拔萃。清朝中央政府官员工资并不高，要想理财，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对此，监察机关直指庆亲王“细大不捐”，即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卖官，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好得很。

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立马买到了黑龙江代理巡抚。这样的事情多了，再加上他住的是和珅的老宅，社会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庆氏公司总经理”。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稍早，简·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2000英镑。

庆亲王理财很有天赋，也有超前意识。虽然外国银行已经进入中国，但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愿意到中国人的银行或钱庄存钱。庆亲王却格外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要是迟生一百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裸官”。

庆亲王府位于西城区定阜街3号。庆王府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奕劻晋封庆郡王后按王府规制改建，始称王府。

庆亲王府建筑分3大部分。中央是主要殿堂，现只余后寝1座。东部亦已改建。现只西部尚基本保存完整。西部是王府的生活居住区，有三组并排的院落。原厅堂均有名称，悬有匾额。最后是一座二层楼，俗称梳妆楼或绣楼，现存三组院落，各有大门出入，1949年后，京津卫戍区司令部设此，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天津庆王府位于和平区重庆道55号，现为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使用。占地面积4385平方米，建筑面积5085平方米。该建筑为带地下室三层砖木结构小楼。其立面二层外用类似爱奥尼克柱围成柱廊，栏杆用黄、绿、紫三色相间的六棱琉璃柱围成。平面为长方形，中央为方形大厅，设一座可拆卸的小戏台。一、二层大厅周围有列柱式回廊，四周为居室，各厅之间木雕隔段，顶棚有精美雕饰。第三层的八间房是供奉祖先的影堂。院内有大花园，设假山、石桥、亭子，景致宜人幽雅。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诸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