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晚年在瑞士维斯普度假时猝死于心脏病。

1921 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音乐。1924 年在科奈留斯的指导下，以一篇关于现象学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1 年，他的有关 S.A.克尔凯郭尔的学术论文因受到法兰克福大学一些权威的首肯而被聘为法兰克福大学的专题讲师。

当纳粹德国开始崛起时，他离开德国移居英格兰，执教于牛津大学。不久，仿效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友人侨居美国。1938－1941年间，他曾受聘于纽约社会研究所。1941－1948年间，他出任普林斯顿·拉杜克社会研究项目课题组组长，专门主持权力主义的研究。1948－1949年间，他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社会歧视研究项目课题组组长。

1949年，阿多诺返回法兰克福，协助霍克海默重建社会研究所，并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50年8月，阿多诺任社会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他接替霍克海默任所长。

阿多诺的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学、哲学和音乐社会学，并由此而著名。早在 1936年，他曾与 H.马库塞合作对家庭和权威的关系问题进行过研究，并有论著出版。这一论著为他后来进行权力人格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普林斯顿·拉杜克社会研究所期间，他与 E.布伦斯维克、D.勒温森和 R.K.桑福德等人协同进行了七项有关权力人格和法西斯研究。1950年，他们合作出版了《权力主义人格》。在这部著作里，阿多诺认为权力是某些人人格成分中的核心，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更多地关心权力，包括本身行使的权力和服从上司的权力。

1949年以后，阿多诺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讲授哲学和社会学。由于受到马克思、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等著作的影响，他努力谋求实现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综合，在哲学领域，阿多诺富有批判精神和正义感，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社会压迫”，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压迫，而且包括过于严格和专制的教育与社会文化。为此，他与马克斯·霍克海默合撰了《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该书在他逝世后的1979 年被译成英文出版。

无更多的“更多”

阿多诺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评性关注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在被视为其思想萌芽的就职演说“哲学的现实性”中，阿多诺就着重反思了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阿多诺认为，“存在本身的问题”实际上是“最不彻底的问题”，因为它“与空洞的形式原则没有什么不同”，而对“存在”追问的前提则在于“思维绝对适应于存在并与之关联”。（见王凤才译“哲学的现实性”，《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这种与“存在”绝对适应的关于存在的思想在日后《本真性的行话》一书中，便成为了“本真性的行话”。

所谓“行话”（Jargon），通常指某个社会阶层或职业在特定语境中使用的词汇，往往蕴含着超出其自身含义的“更多”（Mehr）。阿多诺在《本真性的行话》中聚焦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一系列关于“存在”的“行话”，如“此在”“本真性”“畏”“向死而在”“本有”等，当然也包括“存在”。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试图单凭这些“行话”揭示出现实的人的生存意义乃至使得“存在”本身如其所是的那样显现。然而，这种超出行话本身的“更多”，“日常语言在此时此地说出来，好像它就是神圣的语言似的”。换言之，被穿上“灵晕外衣”的日常词汇摇身一变而“为哲学普遍概念和理念（如存在的理念）涂上浓墨重彩”。

在主体与客体、概念与非概念物（即无法为概念所统摄的“概念剩余”）的非同一性哲学视域中，阿多诺坚持客体（非概念物）优先性。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章中，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应该说，这种从“现实的人”出发思考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观点也是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思想进行批判的出发点。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将理论批判视为变革社会的力量，从而带有一种内在的回避（乃至逃避）现实的因素，那么阿多诺所批判的以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为代表的现代德意志意识形态，其根本问题在于，在对“存在”的反思与追问中使得思想完全等同于存在。也即，人的生存和实践活动所取决于的物质生活条件被视为“如此存在这般”，被抽象为一种“空洞的形式原则”，最终沦为一种“对存在的虔诚”。阿多诺认为，“在这种行话中，那些有血有肉的、非隐喻的东西的香味，都悄然地被精神化了”。质而言之，本应反思并超越人类生存困境的存在哲学，只不过是一种“故意地将它的日常生活神圣化”的本真性行话。它所蕴含的“更多”，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生存状况别无二致的空洞幻想。——《本真性的黑话》，译者：夏凡，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对何为“死亡”的不同意见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意在悬搁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种种抽象定义，进而让“在世存在”的此在，在领会自身生存状况并通过其生存活动使其自身的存在得以显现：“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总是我的存在。这一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作为这样一种存在的存在者，它已被交托给它自己的存在了。对这种存在者来说，关键全在于（怎样去）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与其他存在者不同，它能够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存在，具备“去存在”（zu sein）和“向来我属”（Jemeinigkeit）的存在论特质: “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而“这个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之有所作为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

然而，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分析已然成为一种确证社会现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神话（“本真性的行话”），这种确证集中体现在海德格尔对此在“向死而在”的分析之中。

海德格尔将死亡视为此在最根本的可能性，而“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是无可逾越的。向这种可能性存在使此在领会到，作为生存之最极端的可能性而悬临在它面前的是：放弃自己本身。但这种先行却不像非本真的向死存在那样闪避这种无可逾越之境，而是为这种无可逾越之境而给自身以自由”。此在面对这种“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所展现出的“畏”，使此在在世存在时对于诸多生存可能性做出本真的选择和决断。

在奥斯维辛这一具体历史情境之后思考的阿多诺却认为：“自奥斯维辛以来，害怕死亡意味着，怕死是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见阿多诺《否定辩证法》）海德格尔费尽心力地区分常人的非本真性“怕死”与此在的本真性“畏死”，认为常人所“怕”之“死”不过是在存在者层面上将死亡理解为对象（事件）的“他人之死”，只有此在本真地所“畏”之“死”才能使此在置身于充分展现其生存可能性的自由之境。

对上述本真性行话不遗余力进行“祛魅”的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渲染的此在通过“向死而在”获得本真的生存领会进而做出本真选择最终“给自身以自由”的一整套话术，一方面将人之生存（与死亡）的现实性全部抽离，另一方面将现实的人面对死亡时的无力感与畏惧感超验化为人的生存特质，“正如这种行话所说，痛苦、灾祸和死亡都是应该被接受的”。讽刺的是，在生存论、存在论哲学中勇敢“向死”的此在，却“毫无能力对抗人被贬低为功能集合这个事实”。

在阿多诺看来，以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为代表的现代德国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在进行一种“去社会化”的思考。奥斯维辛焚化炉中的囚犯，因为被迫放弃自身的生命而丧失掉任何存在的意义，而幸存者们则只能依照编号来证明自己曾经在集中营存在过，海德格尔所提供的“悲惨的安慰”（“我”因“我”的向死而在而成为本真的“自己”）充其量只能让人沉湎于“最极端的抽象性”的幻想之中，然而终究敌不过一缕青烟或者一个编号。——《本真性的行话》，译者：谢永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

成为问题的“过度抽象”

无独有偶，奥地利哲人、奥斯维辛幸存者让·埃默里在《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中也对类似“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抽象的形式化原则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一个贫穷的可怜鬼独自在医院里死去，得不到冷漠的护士的重视，和一个富人在高等病房里离去，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后者而言，桌子上有鲜花，医生们为履行高薪职位的义务而亲切问候、体贴入微，亲属们时常来探望，这些也许都帮不了他，但却能让一些没有痛苦的时刻更平缓地度过。在将死的日子里还有好生活，正是这种好生活将他的生活和穷人苦难的生活如此赤裸裸地区分开来。

人们必定会一再说，我们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这话说来跟没说一样,或者说，它将平等的要求排挤进可耻的、不具约束性的形而上学领域——我们在死去时却不平等。——参考《变老的哲学》中文版第155页，杨小刚译，鹭江出版社2018年版。

显然，“在死亡面前的平等”只是形而上学思辨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实际上，此处的“死亡”和“平等”一样，都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概念；由于它不具有任何历史与现实的“约束性”，因而对它的宣扬是“可耻的”。与此相反，“在死去时”的每一个个体所面对的社会、家庭、个体情境则是复杂多样且无法整齐划一的。在笔者看来，埃默里对于“在死亡面前”和“在死去时”的区分，也适用于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的批评。

事实上，在1965年题为《形而上学：概念与问题》系列讲座的第14场中，阿多诺向他的学生推荐了埃默里的著作，并特别强调：“说死亡在所有时代都毫无变化，这是一个谎言；死亡也是一个相当抽象的实体。”（参考阿多诺《Metaphysic:Concepts and Problem》，Polity出版社2000年版）在海德格尔本真性的行话中，死亡便被去社会化为一种“相当抽象的实体”。存在哲学试图反抗对“存在的遗忘”，为现代人的生存赋予意义，但却由于这种行话“用糟糕的经验做成了超验性”而蜕变为一种仅仅试图在思想中把握现实总体却又空洞无物的幻想、一种本真性的“磨牙声”：“极端抽象的自身性，那无非是不停地说着我、我、我的磨牙声，是如此的虚无，就像‘自身’在死亡中变成的那样”。

由此可见，阿多诺在《本真性的行话》中对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的反思与批评，旨在击穿对“存在”的概念拜物教式幻想，洞察关于生存和死亡本真性行话的意识形态神话属性，从而使现实的人挣脱抽象概念的束缚，在具体的生命实践活动中成为自己、改变世界。

阿多诺还对音乐有浓厚兴趣，曾师从 V.A.贝格，学习音乐，专攻音乐作曲。在他侨居美国期间，于1938—1941年一方面为纽约社会研究所工作，另一方面还兼任普林斯顿广播电台研究计划的音乐部主任。

1949年发表专著《新音乐哲学》。1952年在回到德国后写了一篇颇有争议的论文，分析了R.瓦格纳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是纳粹的起因。他的音乐社会学代表作《音乐社会学导论》在他去世后的 1976年出版，在这部著作里，他把吉特巴舞的舞蹈形式看作是一种故意诱发的外部狂乱，抑许多青年人在其调整期间感觉到的内部狂乱。

《启蒙的辩证法》；

《否定的辩证法》；

《美学理论》；

《权力主义人格》：上、中、下卷，1950；

《音乐社会学导论》；

《阿多诺全集》：罗尔夫·泰德曼编辑，1970－1980年由休坎普·维格威公司出版，共2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