獦獠是对古代西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新唐书·南蛮》有记述：“戎、泸间有獦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

所谓“獠”是古代中央皇朝对在中国华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蔑视贬称，僚常和俚并称“俚獠”、“夷獠”等。为此在这里我们把“獠”写作僚。

僚人在元末明初主要生存在岭南等地。《通考舆地考》说：“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蛮夷之国。”因此，人们通常将古代西南的部落。

秦汉年间，中原扩张到岭南地区，引发持续三个多世纪的中原军民移民潮。与此同时，珠江流域的部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后始称俚僚。

唐后期“俚”续渐消失。而取而代之的是“獠”。史籍常将俚僚并称。《魏书》称为古南蛮的别种。在岭南地区，僚常和俚并称。在云南、贵州一带，古代僚人又称南蛮。汉武帝开西南夷时，在夜郎境内的民族大部分为“夷僚”。汉初在夜郎地区设置的牂牁郡17县，都有僚人分布。东晋时，居住在今广西和贵州境内的僚人部分北上迁入四川，分布“自汉中以达于邛笮”的广大区域内。

宋 米芾《寄薛郎中绍彭》诗之二：“ 怀素 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按， 怀素 为 长沙 人。

苏曼殊 《断鸿零雁记》第三章：“[吾]方谓三郎孤寒无依，欲驰书白夫人，使尔东归，离彼獦獠。”

《坛经·行由品》：“祖言：‘汝是 岭 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六祖坛经》中的「獦獠」一辞。「獦」应是「猎」的俗字，「獠」是夷蛮之人，多以渔猎为生，「獦獠」意为田猎渔捕之獠，已大体接近文献本义。「獦獠」又读为「猎獠」。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獦獠”究竟应当如何解释?《中国文化》先后刊发潘重规与蒙默先生两篇研究论文。潘先生以为“獦”应当是“獦”的俗字，獠是夷蛮之人，多以渔獦为生。“獦獠”意为田獦渔捕之獠人，田獦鱼捕与学佛道路背道而驰，因此才引出五祖弘忍和尚那关键性的一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蒙先生则认为僚人迟至晚唐五代尚无打獦习俗，“獦獠”当为“仡佬”的异写，不当读为“獦獠”，“獦”字只借其音葛而已。僚人于唐宋之世最为人贱，“獦獠若为堪作佛”，乃溅鄙视同禽兽之詈语也。

笔者以为《坛经》讨论“獦獠”能不能成佛，犹如讨论断绝一切善根的“一阐提”能不能成佛一样，是佛教史上有关佛性问题的一大重要公案，值得认真研究以求进一步澄清。故敢在潘，蒙两先生之说外，另为“獦獠”释义提一新解——“獦獠”仍当读为“獦獠”，殆指“獦头獠人”，而非“打獦獠人”。“獦獠”读为“仡佬”乃是后起义，其中另有一层文化习俗演变的曲折在。兹先引《魏书》卷一O一《獠传》如下：

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獠王各有鼓角一只，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剌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判，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

以上言獠人之文化习尚，其特征约为这样九点：

（一）散居山谷，积木为楼，居不着地，楼名干栏；

（二）以铜鼓为贵，惟僚王有之，精于铸造，尤擅铸铜；

（三）习鼻饮；（四）葬俗特殊，竖棺而埋；

（五）嗜犬，杀父以狗谢母赎罪；

（六）报怨相攻，必杀而食之；

（七）不识弓矢；

（八）能纺织，有细布；

（九）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其中第七条不识弓矢，《北史·僚传》言之，《通典·边防典》亦言之，可证獠人确无狩獦习俗。而从干栏式居屋判断，亦足证獠人乃是水稻耨耕民族。故“獦獠”之“獠”不可能训为狩獦，此点蒙先生考之已详，姑且不赘。惟第九条述及之习俗最为令人骇异可怕，《北史·僚传》、《通典·边防典》俱有记载，不能不加以特别重视，而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獦头习俗。

獦头即獦取人头，以为祭祀之用。屈原《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以其骨为醢。”这是最早提到岭南有獦头风俗的记载。广西西林普驮出土一西汉铜棺，四面及四角挂有八件铜制面具，象征死者生前曾是獦头勇士。可见獦取人头的习俗起源甚早。獦头往往出于仇杀械斗。“檀萃《说蛮》谓僚人相斗杀，得美须髯者，则剜其面，笼之以竹，鼓而行祭，竟以邀福”。陆次云《峒溪纤志》亦称“（獠人）报仇相杀，必食其肉，披其面而笼之竹，鼓噪而祭，谓可连福。”又乌浒人与僚习俗颇相近，实亦僚人中的一支。《墨子·鲁问篇》：“楚之南有啖人之国焉，其国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第”。同书《节葬篇》：“越之东有核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食之，谓之宜弟”。《后汉书·南蛮传》谓敢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今乌浒人是也。”李贤注引《南州异物志》：“乌浒，地名，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诸书所言，当为一事。《太平览》卷七八六引《南州异物志》则称乌浒“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当中，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此所言即獦头习俗，可证乌浒属獦头文化圈。再证以《御览》卷七八六引《广州记》：“晋兴有乌浒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如故，”可知其与《魏书》第二条用铜鼓，第三条习鼻饮相合，则乌浒、獠人必为同一族类，断无疑义。

头颅是生命、灵魂和地位的象征，以人头向神录祭祀乃是最珍贵的奉献。因此獦头实为头颅崇拜的一种原始方式，一种最极端的原始方式而食人也可视为认同的一种原始方式，即通过食人获取对方的勇猛、强壮、活力等素质而形成自我的一种原始方式。僚族獦头祭祀的具体过程今已无法详考，但我们仍可以四十年代云南佤族保存的獦头血祭活动窥见一斑。今将《文化学辞典》介绍“獦头血祭”的文字转录于下：

《魏书》特别提到獦头祭祀以美须髯者为珍贵，其原因也可在佤族獦头习俗中找到解释。“按照佤族人的看法。‘美须髯’的功能是达到一祭数熟。这说明獦头源于一种相似巫术：认为发须稠密必然导致谷物茂盛，认为獦头血祭类似于一种灌溉——以神圣之血奉献于神灵，以求得大自然甘汁的还报。在商周时代的藻礼中，我们看到了与此相同的一种巫术行为。因此可以说，獦头风俗是在把发祭和血祭的巫术行为同头颅崇拜结合起来的时候，揭开它的历史序幕的。”

佤族獦头之前，首先要由该寨窝即看好“鸡卦”，然后才有组织地去砍头。有趣的是，这一文化现象也可在僚族习尚中找到。鸡卜，颜师古注引李奇云：“持鸡骨卜，如鼠卜。”《桂海虞衡志》：“鸡卜，南．人占法。以雄鸡雏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扑鸡杀之，拔两股骨，洗净，线束之，以竹签插束处，使两骨相背于筵端，报竹再祝。法有十八变……”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南人以鸡卜。”这种有别于北方民族的占卜方法的一致，当然不能仅视为巧合，由此可证獠人的獦头祭典必然与佤族有相似之处。

考证僚族确实存在獦头文化习俗后，我们再综合潘、蒙两文所引证的文献，就可以从史实存在及字义训释两方面为“獦头”说作出定论了。案“獦”，与“獦”通已见于《集韵·叶韵》：“獦，通作獦。”《贾子新书·势卑》：“今不獦猛兽而田彘，所獦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乎?”可证“獦”与“獦”互通，至迟两汉时已如此。《颜氏家训·书证篇》更谓：“自有讹谬，过成鄙俗……‘獦’化为‘獦’，‘宠’变成‘笼’。”故南朝梁萧若静《石桥诗》，则将“獦人”径直写作“獦人”。再证以敦煌写本佛经，诸如《大方便佛报恩经》：“我等宿世造何恶行……为田獦鱼捕”；《佛说父母重经》：“迦夷国主人山射獦，挽弓射鹿”；《大般涅架经》：“佛造迦叶，我涅粲七百岁后，是魔波旬渐当阻坏我之正法。譬如獦师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复如是。”《优婆塞戒》：“十一作獦师”，都说明“獦”“獦”本可以互通。而将“獦”读为“獦”，在《坛经》特殊语境中，其释义又只能是“獦头”而非“獦人”。潘先生尚举《正名要录》中的正字“腊”，俗写为作臈，以为乃“獦”作“獦”之补充证明，其与敦煌写本渚条虽较《颜氏家训》为晚，且不如《家训》所言明确，但是以之与敦煌《坛经》前后同时的文献相互为证，应该说更有力地增加了唐代语境“獦”可训为“獦”的坚强证据。

《坛经》所说的岭南“獦獠”，汉唐间曾大量入蜀。《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言：“蜀土无獠，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布满山谷。”《晋书》卷121《李势载记》云：“初，蜀土无獠，至些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僚人分布之地区，落围极其广大。《太平御览》卷168引《四夷县道记》云：“李特孙寿时，有群獠十余万从南越人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斯流布。”可证獠主要从南越人蜀汉，路线则经自舸群。仡佬族即唐代从獠族中分化出来的单一民族，迄今仍主要居住在贵州境内。《新唐书·南蛮传下》说：

戒泸间有葛獠，居依山谷林箐，逾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①

此处之“葛獠”，《元和郡县志》卷3广锦州洛甫县条”作“仡僚”，其余诸种文献或作“狍猪”，或作“狺獠”，或作“土獠”，或作“秃老”，要之，皆为今仡佬族族称同音异写。盖“獦”一字多音，此处仅借其音葛而已。朱辅《溪蛮丛笑》叶钱序云：

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源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獦（苗），曰摇（瑶），曰獠，曰撞，曰狍栳。

将“獠”与“仡佬”并列，显见宋代已自觉到其为两种不同的民族。而仡佬从獠分化出来，如果考察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则不能不说是在与华夏文化接触过程中，逐渐改变或放度了獦头及食人的习俗。遍查文献，《魏书·僚传》所载第六、第九两条习尚，绝不见唐宋以来的仡佬族，而其余诸条，如（一）干栏居屋；（二）以铜鼓为贵；（三）习鼻饮；（四）竖棺而埋；（五）嗜犬；（六）能纺织等，各种文献仍多有记载，在仡佬族习俗中长期余留。正是獦头与食人文化风俗的消失，使同于仡佬的“葛獠”不再具有“獦头獠人”的涵义，后世反依据其衣着及习俗的某些差异，从内部将他们分为“红仡佬”、“花仡佬”、“剪头仡佬”等等。明了这一文化演变的深层曲折，也就不难理解宋黄庭坚《过洞庭青草湖诗》：“行矣勿迟留，蕉林追獦獠”；米芾《寄薛郎中绍彭诗》：“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翳”；其中之“獦獠”，又何以同于“仡佬”欤！獦头的习尚当然不止限于獠人，除前述云南佤族外，台湾番人亦有此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