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基（190年－261年），字伯舆，东莱郡曲城县（今山东省招远市）人。三国时期魏国将领，追封北海太守王豹的儿子。

王基是东莱曲城人，少年时父亲王豹去世，便与叔父王翁住在一起。王翁悉心抚养他，王基也非常孝顺。

王基十七岁时，担任东莱郡府吏，因非其所好而辞职。曹魏黄初（220年—226年）年间，各地举荐孝廉，王基被任命为郎中。青州刺史王凌特意上表推荐王基出任别驾。后来，朝廷征召王基为秘书郎，王凌又请求把他召回。司徒王朗要求征召王基，王凌却因为贪图利用王基的治理能力而赖着不放人，因此遭到王朗的弹劾。大将军司马懿后征召王基，尚未到任，又被提升为中书侍郎。

魏明帝曹叡在位时期，大兴土木、修建宫室，使得百姓劳苦，王基上疏说：“我听说古人把百姓比作水，说：‘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因此，居于民上的天子，不能不随时戒惧。百姓安乐，逸静，一切事情都好办；如果他们生活很苦，他们就会想到作难。因此，先王的居处都很简朴，为的是防止祸患发生。从前颜渊说，东野子驾御马匹，马精疲力竭，但他仍驱赶不止，因此知道他将失败。而今劳役繁重，男女分离，人们怨声载道，希望陛下能深思东野子之弊，仔细揣摩舟和水的比喻，让那些精疲力竭的马匹休息一下，让那些疲惫不堪的百姓省些劳役。从前汉代打天下，到汉文帝时，只有同姓的诸侯。因此，贾谊深感忧虑地说：‘下边是堆积着的柴禾，点着火，而在上面睡觉，还自以为很安全。’而今敌人并未消灭，猛将拥兵，集聚起来难以应敌，长久下去，帝位难以传给后代。在此盛明之世，不专心致志地消除祸患，如果子孙再不争气，国家就危险了。如果让贾谊再生，一定会更加忧虑。”

散骑常待王肃撰著诸经传解，又论述、制定朝廷礼仪，常常修改郑玄的旧观点。王基则依据郑玄的学说与王肃争论，并撰写批评王肃学说的《毛诗驳》。其后出任安平太守，因公事被免职。

正始（240年—249年）年间，大将军曹爽奏请王基担任从事中郎，后来出任安丰太守。因为治理州郡严谨，而且防备森严，所以孙吴不敢进犯，加升讨寇将军。孙吴在建业集中大军，扬言进攻扬州。扬州刺史诸葛诞与王基谋划，王基说：“以前孙权屡次进犯合肥，到了江夏。这之后全琮出击庐江，朱然进犯襄阳，但都未得逞，只得退回。而今陆逊等老将已死，孙权也年老，内部没有能臣贤嗣，军中又缺乏英明军师。孙权想要亲自率兵出击，又怕内部生乱，各种矛盾一齐爆发，导致崩溃；若派将领率兵，老将差不多死光了。新将他又不信任。他不过是想借此安排好亲信，以攻为守而已。”后来，孙权果然没有领兵出击。当时国内由曹爽专权，风气大坏。王基撰《时要论》来讥讽时事。

后因病被征回朝廷，正始十年（249年），王基起复为河南尹。后因曹爽在高平陵之变中被诛杀，他被按例免官。

嘉平二年（250年），担任尚书。不久后出任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跟随征南将军王昶讨伐孙吴。王基在夷陵率领一路兵马袭击步协，吴将步协紧闭城门固守。王基假装摆出进攻的架式，其实则分兵袭取雄父粮仓，缴获粮食三十余万斛，擒获孙吴安北将军谭正，接收降民数千口，他把这些降民安置到夷陵县。战后，王基因功被赐关内侯爵。王基又上表劝王昶将江夏作为首脑之地，紧逼夏口。从此，吴军就不敢轻言渡江了。他申明礼仪制度，整顿军队秩序，恢复学校教学，南方士人无不称赞。当时朝廷商议准备大举伐吴，下诏命王基商量如何进攻。

王基说：“如果出兵而不能打胜，不仅威风丧尽，而且还耗费财用，因此出兵必须准备充分才行。如果不准备开通河道，聚积粮食，修建战船，即使陈兵江北，也不会形成必渡之势。今江陵有沮水、漳水，灌溉良田数以千亩。安陆左右，也有沃野良田。如果水陆并以农业为主，准备充分的储备，然后率大军攻向江陵、夷陵，分别占据夏口，沿沮水、漳水运输粮食。敌人知道我有坚锐的装备和充足的储备，能长久占据优势则依据天险顽固坚守的信念必然变得沮丧，弃暗投明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时再联合东吴的蛮夷从其内部攻击。大军再分部征讨，则夏口以上各据点一定可以攻下来，长江之外的州郡也都守不住了。这样一来，吴、蜀的交通断绝，两国无法联合，东吴也就成为瓮中之鳖了。否则的话，这时出兵未必有利。”于是朝廷打消了出兵的念头。

主词条：淮南三叛

嘉平四年（252年），司马师执掌朝政，王基上书劝戒说：“天下很大，政事很杂，您就不能不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如果志尚淳正，就不会滋生各种邪念；如果心地纯静，就不会感到众事嘈杂。深思熟虑，教令就不会繁杂；重用贤能、优良之士，远近都会臣服。因此，要使远方各族团结协同一心，全在于阁下如何行动；要使民众平定，也全在于您如何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等都是正直之士，有端直的品质，没有流变的坏心，可以任用他们。”司马师采纳了他的意见。与州泰、邓艾、石苞分别主管州郡事务。

正元元年（254年），高贵乡公曹髦登基，进封王基为常乐亭侯。

正元二年（255年），毌丘俭、文钦起兵反对司马氏，朝廷任命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领许昌军队，正好与司马师的军队在许昌会合。司马师问王基：“您看毌丘俭等会怎么样呢？”王基说：“淮南叛乱，不是当地吏民作乱，而是受到毌丘俭的威胁，怕眼前被杀，所以随大流罢了。如果大兵压境，他们必然土崩瓦解。毌丘俭、文钦的尸首不久就会悬在军门。”司马师说：“说得好！”于是派王基打先锋。很多人认为，毌丘俭、文钦勇猛无敌，很难与他们争胜。朝廷下诏让王基停止进军。

王基认为：“毌丘俭等军队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但其仍不进军，说明已露出诈伪的马脚，民众之心有所疑。我们这时候不赶紧声张威势，满足百姓的愿望，反而停军不前，修筑高垒，无异于显示我们的怯懦，这决不合用兵的道理。如果他们抢劫民众，并把各州郡兵士家属也抓来，则我们更丧失民心。为毌丘俭所威胁的人，觉得自己罪责深重，不敢再逃出。这里是乌合之众聚集之地，士兵并无战斗力，却可能成为奸宄之辈得势的温床。如果东吴军队趁机出兵，那淮南大片国土就该被敌人占据了。此后，谯、沛、汝、豫等地就日益危险，这是最大的失策。应快速占据南顿，南顿有大粮仓，足够军队吃上四十天的。驻守南顿坚城，借助大粮仓供应，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这是平定叛贼的首要措施。”王基反复请战，朝廷才让他占据濦水。抵达后，王基又上书说：“兵贵神速，不能拖延。而今外有强敌，内有叛臣，如果再不当机立断，将来后果就难以预知了。很多人认为指挥军队应持重一些。持重当然应该，但是停军不进就错了。持重决不是指按兵不动呵！如果能进军，就不可战胜。而今占据城关，壁垒森严，那边积蓄的粮食提供给敌人，而我们却要远道运粮，这是大错的呵！”

司马师想等各路军队到齐后再发兵，还是不听王基的劝谏。王基又说：“将军在外，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敌人得城，敌人得利。我得城，对我有利。这才叫争城，进军南顿城！”于是挥师占据南顿。毌丘俭等从项地发兵也想争夺南顿，走了十来里，听说王基已捷足先登，只好退回项地，当时兖州刺史邓艾屯兵乐嘉，毌丘俭派文钦率兵袭击邓艾。王基知道他们已分散了兵力，就率兵攻项地，毌丘俭失败。淮南二叛平定后，王基任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晋封安乐乡侯。他上疏要求分自己的封邑二百户给叔父王翁的儿子王乔，并求赐王乔关内侯，用来报答王翁的养育之恩。朝廷特许。

甘露二年（257年），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反司马氏。王基以豫州刺史身份，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二州军事。当时大军在项地，认为淮南军精良，让王基驻军修垒。王基反复上书请求讨伐。

这时，孙吴派大将朱异来援救诸葛诞，驻军安城。王基奉诏要他率军转移占据北山。王基对诸位将领说：“而今城垒已经很坚固了，兵马也都聚集在此，只须精修守备，等待敌人就是了，如果再移兵戍守险地，会使兵马处于涣散状态。再聪明的人也不能收拾这个局面了。”于是在适当的时候又上疏说：“今天我们与敌人对峙，应岿然不动，如果转移坚守险要之地则人心动摇，破坏既成的局势。各路军队各自据守深沟高垒，人心安定，不能动摇，这是统领军队的基本要领。”朝廷同意。

大将军司马昭屯兵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王基都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司马昭命军吏深入镇南将军部界，传令不得出兵。城中粮食吃尽，敌人昼夜攻垒，王基据城死守。进而择机反击，大破淮南军。

甘露三年（258年），魏军攻下寿春后，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当初议者云云，要求移兵的人极多。当时我没有临阵，也听信他们的议论。将军阁下深算利害，意志坚定，奋力顶住众将压力，以至上违诏命；终于战胜敌人。古人所叙述的战事，也没有超过这次战事的。”司马昭想派将领率精锐部队深入战区，招迎唐咨子弟，乘此机会可以造成颠覆东吴的局势。王基劝谏说：“以前诸葛恪乘着东关的胜利，调动江左的兵力，包围新城。城没有攻下来，自己却死伤过半。姜维借洮上胜利之势，轻兵深入，军粮供应不上，结果大军在上络覆没。每当取胜之后，官兵上上下下轻敌。轻敌则考虑困难不深入。而今敌人刚刚在外吃了败仗。内患又未平息。因此，目前他们正戒备森严。再说，连年作战，人有归家之志。今俘获十万降兵，又杀了诸葛诞这个罪人，自从汉末有战事以来，还没有如今天这样大获全胜的局面呢！武皇帝（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自以为创下的收获已多，不再追剿，是怕受挫败。”司马昭听后于是罢兵。因为淮南地区刚刚平定，朝廷命王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封东武侯。王基上疏辞让，把功劳归给参谋和辅佐的下属。于是长史、司马等七人都得以封侯。

同年，王基的母亲去世。朝廷下诏对丧事保密，把王基的父亲王豹的遗骨迁到洛阳与王基的母亲合葬，追赠王豹为北海太守。

甘露四年（259年），王基调任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景元元年（260年），常道乡公曹奂即位，为王基增加食邑千户，加上以前的一共五千七百户。

景元二年（261年），襄阳太守上表说吴贼邓由要求投降。王基接受命令，要在此时出兵东吴。王基怀疑其中有诈，于是派驿使快速向朝廷陈述情状，又说：“嘉平以来，内乱不断。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宁，不应轻易兴师动众，向外族求取好处。”司马昭回信说：“和我共事的人，多是曲意逢迎，很少有人能与我明白地讲述事实真相。阁下诚感忠爱，常常有所规劝，就照着您所说的办理。”后来，邓由果然没有来投降。

景元二年（261年）四月二十四日，王基逝世，享年七十二岁，追赠司空，谥号为景。由其子王徽继承爵位，王徽早逝。

王朗：宿卫之臣，秘阁之吏。

司马昭：①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②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

司马炎：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用励俗者也。

陈寿：徐邈清尚弘通，胡质素业贞粹，王昶开济识度，王基学行坚白，皆掌统方任，垂称著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

虞预：王基、邓艾、周秦、贾越之徒，皆起自寒门，而著绩于朝。

《赠司空征南将军王基碑》：①遂禀天素皓尔之质，兼苞五才九德之茂，慈和孝友，既著于景山林，元本道化，致思六经，剖判群言，综析无形，文辩赡柔民忠正足以格非，兼文武之上略，怀济世之弘规，……之算征有独克之威，而忠勤之性，乃心帝室。②塞宪章坟素，昭此物则。居则利贞，在公毕力。化流二邦。宁，民用是息。升降顺道，德让靡忒。会不遗我。

赵一清：王基非惟不忠，亦且不孝。

卢弼：伯舆学有师承，驳王申郑，决不阿附，时坚具征卓识。承祚目为坚白，允称定平。其用兵策略，老谋深算，尤不可及。至母死夺情，非关本志，不忘叔父拊育之总，岂背慈母劬劳之恩？诏秘凶问，无可如何，合葬洛阳，追赠亡父，亦所以慰人子之心。

王基任安平太守时，术士管辂曾去看望。王基叫他算卦，管辂说：“会有一卑贱的女人生下一个男孩，刚落地就能行走，走入锅灶中自死。又床上会有一条大蛇，叼着笔，全家人可去看望，很快就离走。又有鸟飞到屋内，与燕子咬斗，燕子死鸟飞去。这是三件怪事。”王基大惊，忙问凶吉。管辂说：“只因为您的家住得远，所以有鬼作怪。小男孩生下来会走，不是他自己能走，只是无忌的妖魔驱使他走入灶中。大蛇叼笔，只是老书佐。鸟燕相斗，只是老铃坠下。今卦上只有现象，没说凶事，知道不是灾难的象征，不必担心。”后来果然没事。

王豹，在王基年少时已逝。后被追赠为北海太守。

王翁，王基叔父，王豹死后养育王基。

王徽，王基之子，王基死后袭封东武侯，但早逝。

王粲，字女仪，王基季女。咸熙元年（264年），嫁予司马肜。泰始二年（266年），封梁王妃。太康五年（284年）薨。

王廙，王基之孙，咸熙年间封东武侯。

《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二十七·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

《东武侯王基墓碑》自清乾隆三年（1738）金石家吴玉搢《金石存》著录以来，相继录研者不下数十家，由于碑石形制与碑文撰书之奇特，多引起诸金石家和书法家的重视。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王基断碑”之名，被列为“全国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

王基墓碑，碑文不载志主姓名及讳，为碑刻史空前绝后一点典型。王基墓碑为洛阳至今出土唯一的一块曹魏墓碑，亦为全国所仅见，无以类比。王基生前，身历汉、魏二朝五帝，才德兼茂，文武名世，有功于国，位居列侯，薨后敕葬洛阳，策令树碑，“光示来裔”。为何碑文不名？此一疑案，方家均未涉及。愚以为当为形势所迫耳。

清金石家叶昌炽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宋书·礼志》：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禁立碑。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王伦卒，伦兄俊述其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此则碑禁尚严也。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观此，则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然大臣长吏，人皆私立。”而王基碑之立，显然非属此种私立。景元二年（261年）东武侯王基薨，不惟举行国葬，进而追加封赠，还“以为策镌石表墓”，真乃敕令树碑立碑了。因属明违王典，故采用权变之法，树碑立传。此即概为碑文不名之因，这种做法，实乃秉握实权的大将军司马昭的主意。

该碑书法，结体整饬工稳，方正疏朗，用笔圆浑厚重，点画遒劲有力，用笔多入楷法，撇端尖而出锋，点有阴阳变化，捺笔亦多出锋，大反钩中间亦有出锋之笔。字态洒脱，灵动而有韵致，既有不谙隶法的一面，又有不屑古版之处。虽然有些点画稍欠精致，但也可见不事雕凿，任意草率之意趣，诚为三国曹魏书法之一宝也。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王基生平与正史大体相当。在征讨毌丘俭时为荆州刺史、监军，领前部兵，负责取镇南之地。并在军事会议上反驳光禄勋郑袤消极防御的提议，力主进兵，受到司马师的赞许，得以领前部兵抢占南顿。并与胡遵并力攻破项城。征讨诸葛诞时，王基以一人之力连克吴将朱异、唐咨，并乘胜大败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