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崧（1752.11-1838.1.23） 清代白族人，著名学者、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儒学大师。字伯高，又字酉山、石仙，号乐山，生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道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历1838.1.23)病故，时年85岁。云南浪穹（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人。

王崧（1752-1838） 清代白族人，著名学者、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儒学大师。字伯高，又字酉山、石仙，号乐山，生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病故，时年85岁。云南浪穹（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人。其父王梅村性笃博学，为当地知名学者，家中藏书甚富。后拜檀萃（清代学者）为师，17考取秀才，1789年（乾隆 14年）乡试第三名。1799年（嘉庆4年）中进士第六名。次年出任山西武乡县令，在职九年，改革盐政，使归于民，治理漳河，兴修书院。罢官后，地方人士挽留，嘉庆二十一年主讲山西晋阳书院。道德学问传遍山西。亦工书善画，尤擅人物，名重当时。

回乡后，适阮元（清代大学者，太子太保、太傅）任云贵总督，聘王崧为总纂，所订体例，条理精密，分15类，子目68，每类都详述本末，所引资料，注明出处，有必辩证的地方，则加 “议案”，所收资料，超出以前一倍以上，明清两代所修通志，当以此部为最善。王崧在总纂道光《云南通志》时，汇集了记载云南的书籍61种，编为《云南备征志》2l卷，搜罗有关云南史料，取材广泛，体例谨严，是研究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自《史记》以至《滇系》，详注出处。经过校订的《南诏野史》，为研究南诏、大理史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本子。被称为“滇南大典”。 著作还有《乐山制义》、诗文有《乐山诗集》、《布公集》、《江海集》、《提钩集》等。另有《说纬》六卷。其《说纬》6卷阮元曾采集其中有关经义部分收入《皇帝经解》中，王崧因此又被誉为清代“经学大师”。 1986年，王崧被收入《中国地方志词典》，是全国公认的修志名家和方志学家。《清史稿·儒林传》为其列传，评之以“学问淹通”，成为正史列传的白族学子第一人，被后世学人尊为“经学巨擘”。亦是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儒学大师。

宋永平：《王崧与云南地方志》

王崧幼承庭训，务实好学。后拜著名学者檀萃为师，学识益加长进。嘉庆四年（1799年）中进士，授山西武乡知县，在职9年，任内兴利除弊，倡修漳河，免摊捐，捐薪办学、修葺书院，颇有政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主讲山西晋阳书院，“九府十州之士，昔之逖听而未登其门者，咸称弟子，集于皋比之下”，为山西培养了不少人才。4年后谢病返归云南。

王崧返滇，适逢云贵总督阮元早有纂辑云南通志之意，只因物色不到学力宏富之人主持其事，一直未能如愿。王崧到来，阮元喜出望外，于道光六年（1826年）开设通志馆纂修云南通志，聘任王崧为主纂，总理通志之事。王崧此时已年逾古稀，但通志纂修之事关乎桑梓公益，因而不顾年迈，共襄修志之举。后来阮元入京述职，云南巡抚伊里布继而为主修。王崧与分纂黄严和李诚意见不协，遂托词返归故乡洱源。

王崧一生治学范围广泛，涉及经学、史学、方志、诗词等，著述甚丰。经学著作有《说纬》六卷，此书“析诸儒之异同而补其短缺，多采于史，取证有训”，“兼综群籍，成一家之言”，被收入《皇清经解》。王崧的史学成就主要是校理《南诏野史》。因为《南诏野史》版本众多，内容各异，舛伪错落之处俯拾皆是。王崧乃“取数本互校”，“参互考订，勒为一编，使如乱丝之就理，后观此书者，庶免扫落叶之憾焉”。王崧校理的《南诏野史》刊入《云南备征志》，成为《南诏野史》最通行的两个版本之一。袁嘉谷评价说，《南诏野史》“今所传惟胡（蔚）本、王（崧）本，而王本最足征信。盖乐山通才，厘然次第，凡错简者注而正之，亦有未注而正之者”。王崧还工于律诗，有《乐山诗集》二卷，刊入《云南丛书》。王崧在地方志方面成就卓著，编纂了《云南备征志》和道光《云南志钞》。

《云南备征志》二十一卷。此书为王崧总理云南通志馆时，采辑前人记载云南史事之书汇编而成。该书于道光八、九年（1728∽1729年）间编纂完成，初刻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初刻本为16册；宣统元年（1909年）排字重印；至1914年云南图书馆重刻此书时，收入《云南丛书》初编。《云南备征志》类似丛书，其主旨在于提供有关云南史事的基本资料以备征引。《云南备征志》首有“总序”，略述汉以前有关云南之事迹。其后则辑录《史记》以下至清初有关云南史料诸书，凡62种。这62种书籍的汇编方式有四类：一是收录全书，对历代专记云南史事的书籍，择其善本，全书纳入。如樊绰《云南志》、张道宗《记古滇说》、杨慎《滇载记》、阮元声《南诏野史》、诸葛元声《滇史》、冯苏《滇考》、余庆远《维西见闻录》、王凤文《云龙记往》等；二是收录专卷，选择重要典籍中有关云南的专卷收录，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新唐书·南蛮传》《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明史·地理志》等；三是收录专条，收录各正史地理志及其它地理书中有关云南的专条，如《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元史·地理志》和《水经注》《山海经》等；四是辑录成篇，将某书中有关云南的零散资料辑录出来，集成专篇，如《资治通鉴》《元史·本纪》《明史·本纪》等。《云南备征志》所汇编之史料大抵以事为主，照录原文，且所用版本多为善本（如樊绰《云南志》为武英殿聚珍版原本、《水经注》则从戴震校本节录），因而，《云南备征志》为以后云南修志提供了基本的资料，亦方便了后学。该书一出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誉，被称为“滇南大典”，“得此一编，要籍粗备，考究滇史者称便”。

道光《云南志钞》八卷，亦为王崧总理云南通志馆时编纂。王崧总纂云南通志数年，析各省通志而标新，参诸史传作旁证，广采案牍、斟酌损益，已成通志稿过半。后王崧辞归，已成之稿，经过遴选由其学生杜允中注释后刊刻，收入丛书《乐山集》。收入《乐山集》的《云南志钞》，封面刻有“道光云南志钞”和“道光九年吉佑堂藏版”字样，卷首目录载为八卷：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盐法志、矿产志，卷三和卷四封建志上下，卷五和卷六边裔志上下，卷七和卷八土司志上下。《云南志钞》虽刊刻而未通行，故传本绝少，世人知之不多。直至民国初年，秦光玉编《续云南备征志》时将其收入，始得流传。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有著录。云南大学《云南史料丛刊》收有徐文德标点本。1995年云南社会科学院内部出版刘景毛点校本。

《云南志钞》书名何以言“钞”？王崧未说明。按高似孙《史略·史钞》云：“凡言钞者，皆撷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四库提要·史部·史钞类》也说，“要其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博取约存，亦资循览”。盖王崧《云南志钞》系私刻之书，经济能力有限，不能将所成之通志稿全部刊刻，故删繁除冗，含咀英华，勒为八卷七志三十万言，成为一部简要的云南通志。《云南志钞》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体例严谨，既遵循了地方志的体例而又有所创新。全志划分为地理、建置、盐法、矿产、封建、边裔、土司七志，七志均有 “序”，概说该志内容；序后设若干类目或条目。类目和条目的设置并不强求划一，《地理志》《土司志》按府、州、厅划分后记述，而《封建志》《边裔志》则采用纪事本末体。由于设置合理，体裁应用得当，整个志书显得层次明晰，结构井然。第二，内容详实，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具有云南地方特点的原始史料。如卷七、卷八《土司志》列“世官”“废官”两类，前者记土司世袭“相传弗坠者”，后者则录“昔有而今无者”，把元、明至清中叶云南土司的置废、世袭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其中许多资料为此前的云南通志所未载。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的《土司考》，多是未加考订地抄录《云南志钞》。另外，卷五、卷六《边裔志》列了 “缅甸载记”“暹罗载记”“南掌载记”“越南载记”“西藏载记”五个类目，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等系统地进行了记载。《盐法志》中有关云南盐业章程、井灶的资料，《矿产志》中有关采炼技术的资料也十分珍贵。第三，文字精炼。《云南志钞》系博取通志稿资料删削而成，又因王氏乃当时“云南土官中文学著名者”，故整个志书言简意赅而要事不漏，颇有康海《武功县志》之风。阮元评价说：王崧“所著《地理》《封建》《边裔》诸篇，能得魏收、杜佑之遗法，洵为名笔。”此言并非溢美之词。

当然，应该指出，《云南志钞》篇幅短小，所引资料多未注出处，不方便考察索骥；文字简洁，又间或有语焉不详者，这是该书存在的不足。后来王崧的学生杜允中为之作注，考稽资料来源，详明内容缺略，使该书大为增色。

（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