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财贵教授于1949年4月10日出生，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曾师事隐者掌牧民先生、书法家王恺和先生，是牟宗三先生的入室弟子。历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师，鹅湖月刊社主编、社长。现任国立台中师范学院语教系专任副教授、华山讲堂读经推广中心主任、华山书院院长、台湾汉学教育协会理事长、鹅湖月刊社编审委员、美国科技教育协会研究员。东海大学人文学系兼任讲师 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台中师范学院语教系兼任教授。

时机：越早越好

孩子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似乎早成定论，那就是从六七岁入学之日始。而作为教学内容的课本，也从小学一年级方才登堂入室。学前阶段文化知识的学习，还没有堂而皇之地走进幼儿园的课堂；游戏，才是其“教学”的主体内容。“五四”以来，对于这一“定律”鲜有质疑的声音。

王财贵博士则是对这一“定律”的挑战者；而同时，他还成了“学习时机越早越好”的建构者与倡导者。

人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教育时机，则是生命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孩子应该接受教育的时候而不开始，浪费的不仅是时间，更是生命的潜能，甚至是一生的发展。所以，孩子学习的关键期不容忽视。犹如宇宙有一定运转规律一样，人的发展也有一个大体的定数。违背这一定数，或者逆道而行，近则失却学习大智大慧的机遇，远则失却终生发展的文化空间。

那么，学习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王财贵博士认为，学习应当从有生命的时候开始。越是早期的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就越大。

王财贵博士在对儿童成才研究中发现，孩子13岁以下，主要是吸纳文化知识的时期；13岁以后，则进入到创造时段。如果13岁之前吸纳不好，此后的创造就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

人类在所有动物中的幼儿期最长，基本上是13年，所以人才能够成为万物之灵。用13年的时间来学习中国5000年的文化，乃至于西方大量的经典文化，这样，13岁之前的孩子，就可以博古通今、满腹经纶。

王财贵博士认为，在小学阶段读经，犹如开掘文化河流。小学期间一个学期只教一本语文课本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让孩子大量阅读，他们一个学期可以看几十本甚至数百本课外读物。如果其中以中外文化经典阅读为主的话，孩子吸纳的则是高层次的文化营养。由于读经的孩子阅读能力特别强，课外阅读非但不会成为他的负担，还会给其带来无穷的乐趣。有了学习的乐趣，犹如自我开掘了一条源远流长的文化河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时候，教师会惊讶地发现，孩子的阅读能力乃至理解能力超越了成人的想象。我们常说的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已经成为“过去时”。孩子大量文化经典阅读之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自然出现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景观。而孩子在小学阶段所索取的智慧，以及形成的读书习惯，将会伴随其一生，且影响其整个生命的发展。

王财贵博士认为，语文教育，不是开发学生的阅读潜能，不是调动其阅读的兴趣，而是将一篇本无多大意义的课文讲来讲去，直讲得味同嚼蜡，将学习的兴趣一扫而空；或者将一些浅而没有价值的作业让学生反复练习，直练得潜质尽失，甚至成为完成作业的“容器”。孩子厌学，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但这不是其本来面目，而是最爱他的家长和老师没有将其脑子建构好，以至使最爱学习的孩子反而谈“学”色变，由此对学习形成一种心理恐惧。这种心理障碍影响的还不只是小学阶段的学习，更为可怕的是障碍其一生。让孩子由此没了聪明头脑，而且终生对学习没了兴趣。

孩童时代是一个人记忆力开发的最佳时段，如果训练及时和得法，就可以5倍到10倍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据王财贵博士讲，读经的孩子，一篇文章读上两遍三遍就能背诵者越来越多，过目不忘的也已不再是什么新闻。而一旦拥有了这种记忆力，在以后学习外语、数学等学科的时候，也会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儿童的吸收能力是一生中最好的时期，犹如海绵一样，甚至可以全盘吸收，全部堆存在生命的深处，将来慢慢地发酵，就好像种子种下去一样，将来慢慢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样。所以，为孩子一生谋划计，父母与教师不要问孩子要不要读经，而是毫不犹豫地让他读经，并让其对读经产生一种深深的心理依恋。这样，才算真正肩起了教育的责任。

文本：越文越好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个“革命”时期，它不仅将“德先生”与“赛先生”引入闭关锁国的中国，而且在封杀文言文的同时，让白话文畅通无阻地走进各种文化领域之中。自此，白话文就成了中国文化载体的主角。随之而来的是，学生的语文学习，自然也是以“白”为主。文言文，要么被打入“死囚牢”中，要么作为白话文的一种陪衬，辉煌灿烂不再，回天之日已去。

“五四”的这一“革命性”成果，自然也被载入史册。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价值认同，毋庸置疑地定格在一般中国文人的心里。

但王财贵博士却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另样的反思与解说。

一、“五四”白话文运动破坏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王财贵博士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破坏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却没有新的文化建构。由此，“全盘西化”之风兴起，只吹得人们忘祖失魂，视中国传统文化为洪水猛兽。胡适之建议国民政府把小学国文教育完全改成国语，即完全改成白话文。但胡适之、鲁迅、徐志摩、朱自清、林语堂、梁实秋等却都是在读古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历了文言文的长期浸润，才有了或壮丽或优雅的白话文表述。如果他们从小时候就“全盘西化”，大师称号必然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

王财贵博士在许多次演讲中提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以白话文作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文化转折，其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是应该有个历史定论的时候了。80多年之后，中国大多数人几乎不能读懂古文，中国5000年的文明成了历史的陈设。忘了自己的祖先，试图进入金碧辉煌的文化殿堂，当然不得其门而入。

据王财贵博士讲，台湾一味地学习西方，主要学的不是美国的冒险开发精神，也不是学美国气魄宏大的民族精神，而是美国的好莱坞和麦当劳。为什么别人有好东西你学不到呢？因为你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信仰，你不具备远见卓识，甚至连是非正误都难以辨别。如果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读不懂，继承的资格都没有，无异于自我废除内功。传统不能继承，只好全盘西化。所以，中国人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就必须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文言文东山再起，重现光彩。

三、文言文有着“舍我其谁”的宏大气魄

也许有人说倡导孩子学习文言文是复古。但王财贵博士说，复优秀之古为什么不能复？有人说这是开倒车，王财贵博士说，该开倒车的时候就必须开；我们开汽车必要时也得开倒车。他说，白话文是不用教的。为什么不用教？只要认得字，就会读白话文；只要认得字，就会写白话文。胡适之先生说过，白话文就是“我手写我口”，只要会说话，就能会写白话文。文言文不理直气壮地走进小学语文课堂，语文教育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白话文担当不起这个伟大的使命，文言文有着“舍我其谁”的宏大气魄。文本不“文”，现代学习就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

王财贵博士认为，自然环境可以学语言，但不能学文言。自然环境只能使人身处现实之中，学文言却可以使我们人类进入历史长河之中。一个人不能读文言文，就等于不能从真正意义上了解自己的祖先；不了解自己的祖先，就等同于一个从零开始的原始民族，没有厚重文化的积淀，既不能厚积薄发，也不能高瞻远瞩。因为只在现实中学会了一般性的说话，不到历史长河中的哲人那里索取智慧，就不可能站在巨人肩膀之上，成就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伟大的事业。王财贵博士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所以，中国人应当守住人类传统文化的结晶，要用备受西方人推崇的儒、释、道的人性哲学、理念引领世界走向天下大同。

据北京海淀区的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中心主任冯哲讲，王财贵博士并不是一个民族感情主义者，他之所以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只因为他是中国人，乃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可以走向世界的。即使王财贵博士是美国人，也要来复兴中国文化；纵使是外星人，也要尊重中国文化，他是凭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来做文化复兴事情的。

内容：越深越好

孩子学习知识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恐怕是一条人们公认的求知规律。所以，幼童初读，多是“小猫小狗、上下左右”之类的浅近文字，而后再学儿歌、童话等晓畅易懂的课文。至于文学名著，大多认为那是中学生学习之余方能涉猎的内容，而《论语》、《老子》等古代经典，除个别章句在中学教材中“偶尔露峥嵘”外，则成为攻读古代哲学的研究生甚至某些专门研究人员探索的高层次文化了。大学生和中小学教师，没有通读过《论语》、《老子》者，已经构成一个异常庞大的群体。

小孩子系统地学习甚至背诵《论语》、《老子》，只有到古代科举制度下的私塾中去寻觅这段早已尘封的历史。

王财贵博士则是“由浅入深”学习规律的“破坏者”，“学习内容越深越好”这一“异端邪说”，便成了王博士到处演讲的主要内容之一。

王财贵博士经过研究发现，对于孩子进行语文教育高效率的秘诀之一就是内容越深越好。你教小孩子什么，他就会什么。教得浅，他学得就浅；教得深，学得就深。教学从高深开始，浅显的几乎不用教。高深的知识学会了，低浅的文化就会迎刃而解。所以教学语文，只教经典。经典学好了，二三流的文化可以自己去学习，而且学起来轻松自如。

当今知识浩如烟海，学习内容必须有所选择。不选择经典，就有可能选择低俗文化。2500多年来，大浪淘沙，《论语》、《老子》成为人们公认的经典、世界共同的智慧。其他如《大学》、《中庸》、《孟子》、《庄子》也进入经典之列。这些经典的思想文化价值经久不衰，成为所有大师生命成长的必需精神食粮。任何白话文，都难望其项背。即使此后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也不可同日而语。

王财贵博士在语文教育考察中发现，一个班的孩子读《三字经》，一个班的学生读《论语》，一年之后，其文化水平相去甚远，数年之后，则天壤之别。所以，他呼吁：我们的语文教育要有百年眼光！教学最深的经典内容，为孩子一生发展进行文化奠基。

他认为，教学孩子语文内容，与其教唐诗，不如教诸子百家。因为唐朝诗人都是学习诸子百家而后成为诗人的。而学诸子百家，不如学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学精了，诸子百家学起来就会心领神会。四书五经当以四书为学习的主体内容，四书又以《论语》为要。所以，中国人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论语》。这一本书不读，就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人！第二本书是《老子》，其次则从经、史、子、集中选读，再其次才是教读唐诗宋词。唐诗宋词不是特别重要，附带教读即可，因为比起《论语》、《老子》来，唐诗系“小儿科”内容，好玩、顺口、易记而已，不会对孩子一生发展产生智慧飞跃与深刻的思想启迪。读经，特别是诵读《论语》、《老子》，当是儿童求知的关键内容与精神内核。

方法：“六字箴言”——“小朋友，跟我念”

当今的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有用者却寥寥无几。究其主要原因，多是太过繁琐，甚至由简入繁，结果多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大道至简，最有效的方法，是最为简约的方法。王财贵博士的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就非常简单，但他说，如果用之，则无往而不胜。因为凡事合乎人性、顺乎自然，天地之间的所有事情就会变繁为简。王财贵博士说自己的教学法系“道法自然”，顺应着儿童的心理，方才获取“众妙之门”的。

王财贵博士称自己创造的读经教学法为“六字箴言”——“小朋友，跟我念”。真是简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为什么说“小朋友”这三个字呢？一方面，父母或教师说“小朋友”的时候，孩子感到十分亲切，心理便会产生愉悦感，有了这种感受，学起来才能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一叫“小朋友”，可以引起小孩子的注意，引起注意才能相对集中精力学习，愈是注意力集中的学生，学的效果就愈好。小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不能持久，这就需要父母或教师经常性地叫“小朋友”。这叫“耳提面命”，这种提醒让孩子拉长注意力的时间，提高学习效率的一种简约而又有效的方法。

“跟我念”是小孩子跟着父母或教师学习的开始，而且是怀着好奇心与求知欲学习的。儿童的天性很像猴子，好奇、模仿、学习几乎是不教而会的。任何动物出生之后，都是跟着父母、长辈学习与成长的。越是低等的动物，幼儿期就越短，跟着学习的时间也就越短；越是高等的动物，幼儿期就越长，跟着学习的时间也就越长。人系数万物之灵长，自然对学习的兴趣也就越浓。让小朋友学习，正是天理使然。错失良机，有违天理，更丧失了孩子发展的潜能。因为这种反复“念”的结果，就会将书中的智慧慢慢地浸润到孩子的心灵里，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