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行辕是民国时期成立的专门保护藏传佛教班禅喇嘛人身安全的机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西藏局势的恶化和英国趁机控制西藏，加快了护送班禅返藏的步伐，为大师回藏特设立了班禅行辕。刘家驹为班禅行辕秘书长。

1923年，九世班禅大师因与十三世达赖不和，被迫从驻锡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出走。他先后流寓北京、内蒙、东北等地，向各方呼吁支持，希望尽快安全体面地重返西藏，但当时中原各大军阀混战不息，西藏问题无人过问。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派人慰问班禅并征询治藏意见，成立了班禅驻南京办事处。班禅驻京办事处组织大纲呈奉行政院备案，“第一条 本处为西藏班禅大师驻京办事机关，定名为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第二条 本处直属于班禅大师，受蒙藏委员会之监督指导。” 该机构的职能和权限，受中央机构的监督，但不是隶属的常设办事机构。

1931年5月，在国民会议上，班禅大师公开发表对于训政建设的认识和三民五权的拥戴。1931年6月，班禅大师致函行政院解决藏事内政外交的意见书中首先表达对于国民政府政策的信赖，肯定在双方派代表进行交涉中国民政府的威服和策略，追溯了民国初年川军进藏造成的历史阴影，探究了英国在西藏地方所订立条约的历史隐患和在中国西藏事务中的干预。从历史的角度和多方力量的制约因素下，作出了自己在内政和外交意见上的理性分析，明确表达了对于国民政府的倾诚。

1931年6月24日，国民政府名号，以示优异。” 国民政府在7月1日上午十时在政府礼堂举行了册授典礼大会， 并于1931年11月颁发“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之印”玉质印信一颗,玉册一本，月俸银一万元，供应费月折银三万元。1932年国民政府特派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1934年1月选九世班禅为国民政府委员。

1934年西藏僧俗民众“欢迎班禅入藏声浪甚高”。国民政府即拨付经费100万，建立护送卫队和护送专使行署。在各方帮助下，九世班禅按国民党正规军的编制和装备成立了一个一百来人的警卫大队，由北方军校出身的藏族人益西多吉担任队长，并以西陲宣化使公署为基础成立了班禅行辕。1937年，班禅行辕取道青海准备回藏。

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对此表现得极其敏感，他们致电国民政府对班禅回藏表示欢迎，但只许班禅一人回藏，警卫大队和仪仗队只能到达金沙江东岸，不许入藏。班禅行辕一边与西藏噶厦地方政府谈判，一边按国民政府旨意继续前行。行至青海玉树，“七七事变”爆后，国民政府无暇顾及班禅回藏问题，班禅行辕不得不驻锡青海玉树。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大师在青海玉树行辕甲拉普章内圆寂，返藏计划最终流产。

青海是军阀马步芳的地盘，其部下多为伊斯兰教徒，与班禅行辕信仰上有差异，另外，班禅行辕的武器装备很先进，大都从国外进口，容易引起马步芳的忌惮。这时，一直在筹备西康建省的刘文辉向班禅行辕主动示好，派代表专程去玉树欢迎班禅行辕带着班禅灵柩移驻西康。1938年1月18日，班禅行辕等行抵甘孜。

刘文辉欢迎班禅行辕来西康，一则能效尤马步芳刁难迎请十四世达赖喇嘛灵童之事，要挟西藏僧俗人民，实行敲诈勒索；二则寻机掠夺九世班禅在内地多年，受各方善男信女之供奉所积累下来的大量财帛；三来可向班禅行辕寻事生非，制造纠纷，乘机攫取国民党配备给班禅仪仗队的大批精良武器。

1938年四月底五月初，行政院通过班禅圆寂善后办法，主要内容如下：西陲宣化使公署裁撤；班禅行辕暂予保留，办公费照发；护送专使行署俟戴院长赴甘致祭后即行结束，仪仗队亦同时撤回；西陲宣化使公署武器，应照班禅遗嘱献与中央，由赵专使会同班禅行辕先行点验，俟戴院长抵康后斟酌情形呈核处理；班禅灵榇由班禅行辕直接向藏方商洽，随时将接洽情形呈报核定，将来由政府酌派人员送至边境；班禅卫队由班禅行辕酌量处理，呈候核办；班禅财产及遗物仍由班禅行辕照旧负责保管。

8月29日，赵守钰率护送行署职员、官兵离开甘孜，班禅行辕武器等遗留问题交由刘文辉负责办理。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后再次要求班禅行辕移灵康定，班禅行辕以“佛体亟待实施宗教上之防腐手术，坚请准予停驻甘孜，不赴康定”，予以拒绝，并提出于藏历四月启程回藏。班禅行辕与甘孜地方当局已经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当时，甘孜县政府和刘文辉的廿四军部队官兵串通一气，经常对班禅行辕的人员无事生非制造摩擦，廿四军官兵不但无理搜查国民党政府专供行辕运入甘孜的物资；县政府还下令禁止向行辕出售粮食、油料等食品。

1939年3月9日，蒙藏委员会得到情报：刘文辉方面和班禅行辕方面对于武器，“觊觎固守，情势日紧，若不再图解决，难免发生意外”。双方矛盾更加激化了

1939年12月7日拂晓，班禅行辕卫队围攻甘孜县府暨驻军，当日午刻县府被占，官寨亦于十四晚被攻破，章镇中团长身死。班禅行辕占领甘孜县府之后，撤销原任县长，重新任命自己的官员，由拉敏担任甘孜县长，刘家驹为保安司令，德钦汪母为副司令。班禅行辕并以“康人治康”相号召，“假中央之名义”，联络周围地区各土司，扩大势力范围，北进邓柯、德格，南进瞻化并占领县城，东攻炉霍县城而据之，并向道孚进发，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同时，班禅行辕委任了新占领的炉霍、瞻化两地县长。史称“甘孜事件”。

刘文辉派兵展开反攻。1940年2月4日，大败班禅行辕武装于朱倭。5日下午，二十四军进入甘孜城内，大部队于6日清晨入城。班禅行辕和德钦汪母等退出甘孜，向北逃往玉树然仰寺。2月26日国府官员张笃伦等人到达甘孜，3月上旬，流落甘孜的班辕人员被护送出境。蒙藏委员会随后撤消了班禅行辕秘书长刘家驹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职务。

1941年4月，班禅行辕向国民政府呈递“甘案善后办法”八项，主要内容有：“（一）西康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于二十六年吞没运经康定刘故主席湘赠送大师之步马枪一千零九十五枝，及二十九年在甘孜候命奉安期间遭该军抢劫之大小枪支二千五百八十枝、子弹二四一五一零零发，务恳中央严令刘文辉缴呈军事委员会。如不便发还行辕，即请转送前线，以利抗战。（二）行辕存留甘孜法器、公私财物全被二十四军洗劫，损失约在大洋一千五百万元。清册早经呈核。现建塔无费，继承乏物，务恳中央令饬刘军长文辉如数缴呈中央，发还行辕，或准予照价赔偿。内中员役、私人应得者，愿全数捐助抗建之用。（三）甘变时该军无端收没本辕驻康办事处之公私财物、骡马枪械等及派兵霸占康定办公处房产，事属非法，务恳请予督令交换。……（七）本辕秘书长兼蒙藏委员会委员刘家驹追随大师宣化，迄今十余年，始终一志，不无微劳，且在公佘（余）提倡社会事业，努力抗建宣传，功在西陲，同人素所钦仰。在甘案是非未判、善后待决之际，正拟来渝述职，途中突闻委员免职，殊令亲汉人士及忠于党国者灰心。务恳中央兼听明察，加恩慰勉，以励来者。再，随敝辕东来之甘孜、瞻化两土司及流亡民众善后，亦恳中枢作主核施。”

1941年5月，行政院通过班禅行辕善后办法，其主要内容为：裁撤班禅行辕；班禅行辕的卫队及武器由军事委员会派员接收。取消班禅大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的封号，班禅行辕机构改称“颂经堂”，每月支薪奉5000元。其中留守人员90多名，步枪百余支由国民党第八司令朱绍良派人接收，带到兰州集训后处理。 而流落至青海境内之甘孜、瞻对的头人民众，经蒙藏委员会与西康省府协商，准予回康安居，并发给各部僧俗民众遣散安置费二万元，“以示中央怀柔边民之至意”。只有孔撒土司德钦汪母“不便即行回康”，仍留住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