甑皮岩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为距今12000—7000年。遗址为洞穴，位于广西桂林独山。甑皮岩遗址是桂林最重要的遗址，甑皮岩先民最大的贡献是制作陶器。

甑皮岩遗址位于广西桂林南郊的独山，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65年的文物大普查中发现，并进行了小范围试掘。1973年至1975年，陆续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35具先民遗骸，多为屈肢蹲葬墓，出土陆栖与水生动物骨骼40余种，均属热带、亚热带动物群，出土大量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发现1000余件陶片……这个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的居住遗址引起了考古学界、体质人类学界、古生物学界、古动物学界以及岩溶地质学界的关注。1978年，在原址建立“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还先后被公布为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在华南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洞穴遗址。

甑皮岩遗址包括主洞、矮洞和水洞，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遗址1965年发现，1973年、2001年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上万件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牙器和陶器碎片；并发现中国制作最原始的陶器和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最早的石器加工场。

甑皮岩遗址是华南及东南亚史前考古最重要的标尺和资料库之一、是中国制陶技术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是现代华南人和东南亚人古老祖先的居住地之一、是距今12000年以来最适合人居的地方之一。

甑皮岩遗址是优质土地文化资源的典范，蕴藏巨额考古文化内涵固有经济价值，是桂林先民留给桂林的祖传资产。桂林市优质的土地文化资源是桂林财政经济尚未释放的巨大财富，甑皮岩考古文化内涵固有经济价值不菲，具有释放的潜力。

甑皮岩文化代表了距今12000—7000年间古人类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一种最佳适应方式，也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文化源流之一，承载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历史信息。

甑皮岩先民最大的贡献是制作陶器。由于陶器技术刚刚出现，制陶者的技术并不高明，这从发掘者在早期地层中发现的夹石英灰白色的原始陶器即可见一斑。这是一件敞口、圆唇、斜弧壁的陶片。根据口、腹等特征，发掘者将之复原成为一件圜底釡。其羼和料为颗粒大小不一的石英，最大粒径达到1.1—1.5厘米，烧成温度极低（不超过250摄氏度），胎质疏松，器表开裂，呈鳞片状。种种迹象无不显示陶器成型技术的原始性。陶器出现很可能和食用水生螺蚌有较大关系。遗址中发现大量完整的螺、蚌等介壳，根据实验，只有经水煮加热之后，才有可能在不打碎介壳的前提下，顺利取食其中的肉。

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厘清学术问题、重建华南史前文化并解决遗址面临的诸多困境，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及桂林市文物工作队等单位组建了联合发掘队，傅宪国任发掘负责人，在广泛征求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对遗址再次展开为期3个多月的发掘。

新的发掘需要更丰厚的学术素养和更细致全面的考古手段。考古学家严文明曾说，“这件事做起来很麻烦，比新挖一个遗址要麻烦得多。但是，对华南考古来说又确实是一件积功德的事情”。遗址历经多次发掘，保留有最适合也是最容易发掘和出成果的面积约70平方米。发掘者秉持“保护第一，发掘第二”的原则，考虑到文物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南方地区洞穴遗址面积小，较好保存下来的典型遗址更少，为维持遗址原貌并更多的保留遗址文化堆积，同时，也是为在未来学科发展之后，新的发掘能够获得更多更丰富信息，此次发掘在满足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将面积尽可能的缩减至约10平方米。

发掘者从一开始同步展开了古动物、古植物、体质人类学、陶器制作工艺、古环境、碳十四年代学以及石、骨、蚌器的微痕分析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目前在史前考古中常态化运用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在当时来说还是很少见的。发掘过程中，对原生堆积土全部进行过筛，全面提取遗址中的文化和自然遗物，并对筛选之后的土样8500余升，全部收集并浮选和水洗，完整收集浮选的碳化物和细小型动植物遗骸等。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此次仅以1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解决了困扰甑皮岩以及学术界的诸多争议，厘清了遗址文化内涵和特征。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发掘收获，考古学家已经能够描述古人在甑皮岩的生活场景。

甑皮岩首期陶

2001年，由众多考古学家组成的考古队经过细致的发掘，一块夹有石英颗粒、胎质疏松、在常人眼里和泥块差不多的粗陶片重现人间。这块历经万年岁月的侵蚀却奇迹般留存下来的陶片，就是甑皮岩遗址第一期陶器，简称甑皮岩首期陶。据了解，甑皮岩首期陶发现的成型陶器仅有一件，为两片陶器残片，呈敞口、圆唇、斜弧壁的圜底釜。器表灰白色，近口沿部分颜色略深，呈灰褐色；器表开裂，呈鳞片状；口径27cm、高16.4cm、口沿厚1.4cm、胎厚3.6cm。据考古研究显示，甑皮岩首期陶距今12000年，烧成温度极低，胎质疏松，遇水易解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年编著的《桂林甑皮岩》称甑皮岩首期陶为陶釜，2012年编著的《文明的足迹》则称为陶器，英国BBC电视台2009年纪录片《人类旅程》介绍甑皮岩首期陶为世界最古老的陶器之一。

甑皮岩首期陶是特殊的泥塑器，也是特殊的陶器；它在捏制成型后未经烧制就直接用来烧煮食物，在煮食过程中经受了不同程度的火炼，具备了一定的致密度，虽然没有烧炼到陶化的温度，更没有完全陶化，但已具备陶器的基本特征及相应的实用功能，这样的器物在经受更高的温度烧炼后可完全陶化。

陶雏器与双料混炼

甑皮岩首期陶是陶器的雏形，属于“陶雏器”。

甑皮岩首期陶属于甑皮岩先民使用“双料混炼”技术制作成的“陶雏器”；甑皮岩首期陶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陶雏器”，是特殊的泥塑器，也是特殊的陶器，作为陶器的雏型，对研究陶器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甑皮岩首期陶是典型的“双料混炼陶雏器”。陶雏器的出现，揭示了人类从烧烤食物向烧煮食物发展的需求，触及了甑皮岩陶器起源的脉搏，它最终促成陶器的产生。

双料混炼是指利用一种自然泥土与另一种材料（石料、贝壳或其他材料）以骨肉相融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配合，加适量水羼和，经过一定方式混炼后，形成具有一定黏结力及抗烧能力的坯料，用此坯料塑制的器物可承受一定程度的高温烧炼并且炼而不裂的工艺。

石器技术

甑皮岩先民掌握着精湛的石器打制技术。他们从漓江的河滩上采集鹅卵石，在居住的洞穴中加工出各种各样的石质工具，包括石锤、砍砸器、盘状器、切割器、尖状器、石凿和穿孔石器等。除此之外，他们还掌握了相当程度的磨制技术，并应用于加工骨蚌质工具，如骨锥、骨铲和穿孔蚌器等。有理由相信，这一时期有可能大规模的使用竹木器。因为在石器中常见一种极富特征的、被称为陡刃砍砸器的工具，可能就是被用来加工竹木器的。遗憾的是，受到保存环境的影响，迄今尚未有直接的实物证据出现。

动物遗骸

优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满足甑皮岩人过上富裕的狩猎采集生活。遗址出土的陆生动物遗骸有57种，推测甑皮岩男性先民多是优秀的猎人，主要猎物是以鹿科动物为主的中型哺乳动物。这里出土了49种水生动物，其中47种是贝类。

游动的狩猎采集生活

甑皮岩女性先民可能都是贤惠的采集者，她们从水塘中捕捞田螺、蚌等水生贝类，从山林里采集可食用的植物果实，包括山核桃、梅、山黄皮、山葡萄等，也经常会从野外挖掘块根类植物，比如芋头。

甑皮岩先民过着一种游动的狩猎采集生活。在某个时间耗尽当地资源以后，其中有一部分人沿漓江南下，在距今万年前后进入到珠江中游地区，孕育出一大批河畔贝丘遗址，即后来的顶蛳山文化，以此为跳板，又深入到大陆东南亚地区，对当地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但大多数人游动的范围可能并不大，多局限在现今所谓的桂林盆地。在经过资源恢复的周期以后，重新返回原居住地。持续的周期性的游动，能够确保甑皮岩人拥有稳定的食物来源。

华南史前考古的缩影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已在桂林盆地及周边地区发现百余处几乎与甑皮岩同时期的洞穴遗址。

大岩是发现于临桂（现桂林市临桂区）的另一处重要洞穴遗址，东距甑皮岩遗址约10公里，中间隔以西边峰丛区（地质学术语）。大岩人在距今约15000年前抵达临桂，从时间上来看比甑皮岩早，当甑皮岩遗址在距今7000年前废弃以后，大岩遗址继续沿用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距今5000至3500年。父子岩遗址位于甑皮岩遗址东南约8公里的相思江与漓江交汇处，是近年桂林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包括洞穴、河旁台地、坡地、岩山等内容，全面揭示出甑皮岩遗址废弃以后，先民如何在桂林地区继续生活。在众多遗址中，甑皮岩无疑是少有的文化堆积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洞穴之一，这说明该遗址的区位优势更明显，史前先民可能以此为中心进行活动。

甑皮岩文化代表了距今12000—7000年间古人类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一种最佳适应方式，也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文化源流之一，承载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历史信息。遗址面积仅有200余平方米的甑皮岩，经过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已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华南史前考古研究基地和洞穴遗址考古研究中心都设在这里。

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直坚持探索立足于青少年的公共考古。从2004年的“甑皮岩考古夏令营”，到2015年“甑皮岩公众考古大篷车”走进中小学校园；从模拟考古乐园的建设，到甑皮岩文化小使者的评选，历经15年的探索实践，逐步创建了“少年考古”的公共考古品牌。

我们可以想象，在距今10000多年前，裴李岗、磁山、兴隆洼等史前文化蓄势待发，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小荷才露尖尖角”。此时广阔的华南地区生机一片，星罗棋布的石灰岩溶洞，为古人提供了天然的栖息地，创造出了灿烂的甑皮岩文化……